1954年臧家在臺灣合影。左二為臧啟芳，左三為臧英年

有志向學 終底于成

我的譯著《進攻日本》一書于2014年9月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發行問世，該書闡述了二戰時期日軍在亞太地區的暴行及美軍投擲原子彈的真相。我在書內的獻詞是：“謹將此譯作獻給我的先父臧啟芳和先母臧王淑清。他們樹立了愛國護家、心胸坦蕩、助人為樂、正直高尚的典范。”

先父臧啟芳公生于1894年，1962年逝世，享年68歲。他親歷了民國以來所有的動亂。在亂世中作隨波逐流、趨炎附勢的匹夫容易，作高風亮節、俯仰無愧的大丈夫難。但先父一生唯以移風易俗、作育英才和忠心報國為己任，并切切實實地身體力行。宋朝名將岳飛講過,國家要強盛必須“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先父是文人，而他卻是既不愛錢也不怕死的文人，為了國家的前途他可以不顧個人，犧牲一切。先父在世時，曾向子女輩諄諄告誡，要我們加倍努力，充實自己，好為國家盡到一份國民的天職。半世紀以來，我秉承先父遺志，堂堂作人，和平處世，書生報國，盡其在我。不久前我寫下的自勉句是：“輿論報國，樂得其所。控煙利民，樂在其中。”

家母和先父同庚，12歲時訂婚，22歲結婚。到先父去世時，二老結婚已悠悠46年。先父和家母婚后相親相愛，感情深厚，老而彌堅。從我有記憶時起，從沒見二老之間發生過不和睦的情形。家母生于舊時代，沒有入學讀書的機會，而先父早年在國內大學畢業后，負笈美國。就讀書成就而言，家母難以相比，但先父對家母的愛絕不因此而稍減。其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二老之間相敬相愛，而先父忠厚善良，自持有方也是必然的。

1919年，先父考取高等文官，次年8月負笈美國。治裝費、路費和在美求學所需的一切費用均為學校、家鄉和同學們全力捐贈。先父于1923年回國，即將在美求學期間譯成的韓納名著《經濟思想史》和《美國市政府》兩書發行問世。《經濟思想史》是其后財經業學生和學者的必讀之書，《美國市政府》一書則對后來中國的市政建設貢獻良多。1956年先父在臺灣又寫成大學用《經濟學》一書，由中正書局出版。

先父一生安貧樂道，清廉正直，到老雖無分文積蓄，但求仁得仁，心安理得。1930到1931年間，他在天津任社會局長兼代市長，后來在東北哈爾濱任地畝管理局局長以及1935至1937年出任江蘇省鹽城和無錫區行政專員的時候，不乏發財機會，但他只知作賢吏清官，盡心竭力為民服務，故而政風廉明，口碑載道。

先父是出身清寒，有志向學，而終底于成的典型人物。幼時因先祖經商失敗，家道中落，家境十分窘迫。他在小學和中學階段，便全仗成績優良獲得獎學金和親友資助而得以完成學業。待到1916年，先父在北平中國大學預科畢業時，因成績優良，受到業師王云五老先生的推薦，在中大附中擔任英文教員，才有了個人掙來的一筆固定收入去支付大學本科的費用。

九一八事變前，先父是從不作詩填詞的。事變后，他由于憂心國事，便偶一為之，抒發心頭郁悶。后來，先父作詩填詞的興趣越來越濃厚，贏得“吟主”和“愛國詩人”的雅號。他老人家的詞，據詞家們評論，視為豪邁奔放，愛國之情躍然紙上，且平易樸實，一氣呵成，沒有堆砌造作之暇，有《蟄軒詞草》一、二兩集刊行于世。

他最大的希望便是看到國家強盛與復興，畢生都是朝著這個方向貢獻出個人全部的力量。九一八事變前夕，先父在哈爾濱任職的時候，看到張景惠有勾結日寇的趨勢，便聯絡當時的愛國志士，如周天放先生和齊鐵生先生等與中央取得聯系，用盡方法去說服和糾正張景惠親日的錯誤觀念。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占領哈爾濱之前，他們才聯袂出走，及時逃出了日寇的魔掌。爾后，先父曾在天津《大公報》《益世報》及《庸報》發表喚醒國人共赴國難的文章，對當時政府和東北最高當局的若干措施不無指責之處。事后有人認為，先父畢竟是東北人，且曾任沈陽東北大學法學院院長之職，與主政華北的張學良少帥頗有關系，故無論其人表現如何，也不宜指責。殊不知先父的中心觀念是：“我雖是東北人，卻更是中國人，任何人做出不利于國家民族的事，都是我極力規勸和正言指責的對象。反之，任何人如能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題，為國奮斗，便都是我的朋友，我就會盡全力支持和贊揚他。”先父從東北逃出后去了上海，在上海與齊鐵生合辦東北協會。一面為東北義勇軍募款并鼓勵其抗敵行動，一面講演宣傳，喚起國人共御外侮。

臨危受命 主掌東大

1936年雙十二事變后，有人對東北大學提出責難，以為東大也要擔負部分事變發生的責任，主張停辦東大之說甚囂塵上。當時，先父鑒于東大之存在與否對于東北人心以及國家前途具有重大的影響，乃甘冒眾怒，力陳保存東大的主張，此一意見后經最高當局明智采納。而當時已遷校北平的東北大學情況混亂，對主持校務一事，人皆裹足不前。最后，政府乃指派先父擔任此項艱巨職務，他便也毅然決然地接受此一任命。

1937年，先父接掌東北大學校長職于開封，直到勝利后將東大由四川三臺遷回沈陽才辭去校長職務，歷時十年之久。在這段時期內，我們家庭生活十分艱苦。先父母為了維持一家生計，將家中稍許值錢的衣物陸續賣出。我那時年紀雖小，卻已印象深刻。其中，使我記憶猶新的，一是家母從箱底翻出了她的皮大衣和先父在天津市長任內所買的燕尾服等賣給重慶銀行界的人士。二是出售了家中的留聲機和大掛鐘等件。有了這樣零星的收入，改善了一家的生活情況。

先父臧啟芳主掌東大校務長達十年，是任期最長的一位校長，任內也面臨了東大多次遷校（北平到開封，到西安，到三臺，返沈陽）和長期辦學的嚴峻考驗。他對東北大學的存在和發展貢獻良多。

一是臨危受命，繼往開來。張學良在1936年西安事變兵諫后遭受軟禁，東大失去領導，陷入群龍無首的困境，難以自拔。停辦東大的聲浪已風云大作，此時先父堅持立場，力陳東大不能停辦的理由。后經摯友齊鐵生推薦，上峰同意，先父于1937年1月接掌東大校務，離開江蘇省無錫區督察專員任所。這既是一個維持東大繼續生存的要務，也是一個引人指責的根源。有些東北人士，包括東大師生，認為這一任命是中央政府要從張學良手里搶走東大的指揮權，用CC派（國民黨要員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背景的先父介入，達成任務。殊不知先父不是求名求利，而是用心良苦地要維持東大存在，讓家鄉子弟有就學和棲身之所。先父曾在陳果夫（時任江蘇省主席）麾下任職，這是陳氏有知人善任之賢，而非自成派系之私。

東北大學面臨第二次存亡危機是東大于1937年在西安立足后，又有上峰指令東大西遷到青海的蠻荒之地，果應命實施，大多數教職員會裹足不前，東大的命運也自然中止了。先父的應變措施是及時在四川三臺獲得了當地縣長鄭獻征的支持，而遷校入川，先斬后奏，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獲得教育部的追認。

二是唯才是用，公正透明。先父掌校任職的準則是：“我聘請教授一向無領域之別，我所求的是學問品格，不問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國留學。這可以在東大先后任教的教授名冊中看出來。”此一準則導致群賢畢至，飽學之士紛紛到來，使東大成為眾多優秀學人的薈萃之所。有名師在校，東大教學和研究的領域也不斷發展，讓東大在抗日期間進入國內一流學府之列。

三是百鳥齊鳴，百花齊放。先父全心全意在學校提倡思想開放，學術自由。各種社團和活動，各種觀點和展示都各擅勝場，不一而足。再有，1943年東大首先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有數十位同學棄筆從戎，加入了青年軍，其中也包括了正就讀東大的我的大哥臧朋年。

四是清廉正直，樹立校風。先父以身作則，不貪一分錢，不做一點假。那時，校長之職也是收入菲薄。在三臺八年的抗日期間，家中變賣了以往收藏的略有價值的物品，補充家用。家母手存的一些金銀飾物也全部投入“獻機救國”的行動里。

五是事成身退，有始有終。抗日戰爭勝利后，先父以東大校長、教育部特派員和東北行營教育處處長三重身份前往東北，接收東北教育設施和恢復教育運作。那時國共內戰已經爆發，接收大員，先父除外，大多濫權貪腐，這便也加速了國民黨失敗的進程。在東北大學興衰的過程里我們看到國家和社會的大環境對教育的發展可以產生“助成之”和“摧毀之”的重大影響。而國家主政者，教育工作者和學校師生有真知灼見、責任感、認知感和奮斗精神也可以達到弦歌不輟、排除萬難、教育發達和國家振興的良好結果。

渡海赴臺 培育英才

1948年年底，我們舉家遷往上海再遷廈門，因經濟困難，除先父因公得乘坐飛機飛赴廈門外，祖母、家母、弟妹和我等均坐先父生前好友蕭碧川先生一重僅百余噸的機帆船，免費搭乘自上海前往廈門。船沿近海航行，一路飄飄搖搖，歷時半月，始到達目的地。途中幾乎遭遇搶劫并曾有翻船之險，至今思來猶有余悸。

在廈門時，先父為了謀生，創辦了一所為升學大專作準備的“大同補習班”，與前北洋大學校長李書田先生分授國史和數理課程。當時，由于水源缺乏，買水費用昂貴，先父就命我去一里以外的水井挑水，而我面現難色，因那時我正讀高中二年級，以往既沒有挑過水，也生怕挑水時碰見同學讓自己丟臉。先父看見我有此顧慮，便懇切地說：“憑個人勞力謀個人生計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可害羞的。我知道你沒有挑過水，體力也差，不妨挑挑歇歇，總可以挑到家。你就一大早或是深夜里去挑。那時路上行人少些。在家中經濟困難的時候，你能盡一分力量協助解決家里的問題，自己也會覺得驕傲。”于是我俯首秉訓，欣然前往，很快地，我就成為一個很好的“業余挑夫”，隨著扁擔起伏的節奏邁著步子，全程中只要歇一回腳就可以把水挑回家了。

1949年6月下旬，我們全家從廈門渡海赴臺，落戶于臺中市。

1955年東海大學在臺灣臺中創立，先父應聘前往任教。東海大學是先父生前最喜愛的一個地方。先父常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之至樂也。”又說：“我一定以我的余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這是國家強大盛興的基礎事業，也是我決心為國效力的唯一方向。”先父在東海教書，也兼任經濟系系主任職務，一面教學和忙于系務，一面又在從事著述工作，將自己在1925年翻譯出版的美國韓納著《經濟思想史》一書，根據其最新版內容加以整編。為了趕進度俾能早日完成，這份工作也著實費了先父不少精力。他常常忙了一整天，又繼續工作到深更半夜。家母看他工作太吃力了，常勸他不要過勞，先父回答說：“我每天有預定的進度，白天忙于其他事物，抽出的功夫不多，晚上的時間就不能不利用了。”這樣，半年下來，先父的健康情形每況愈下，直到1958年春天，癥狀發作而臥倒病榻。

先父臥病時間足有一年六個月之久，平素沒有積蓄，治療期間需款尤多，這時全賴先父老友等的經濟幫助，才能支付開銷，脫離困境。其時，東海大學校方和師生同仁們對先父的許多支援也是至深至切，難以盡書。1962年2月28日先父因心臟病突發不治，在東海大學住所去世。

斯人已逝 精神長存

對于年青人，先父總是極力鼓勵他們要敦品勵學，充實自己，好作國家未來的棟梁之才。先父對我們講：“有能力，無抱負不成；有抱負無能力，也不成，必要兩者兼備，才能為國家出力。”又說：“年青人必需在古人和今人中取法一兩個人，作為個人處世為人可靠而良好的標準。”先父一生最佩服的師長是王云五老先生，一生最推重的古人是漢末的諸葛武侯。據先父講：“王老先生是苦學成名，學貫中西，忠公體國，品德高尚的忠厚長者。諸葛先生是竭智盡忠，淡泊明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義之士。”又說：“史可法、文天祥等人大難不茍，從容就義的一瞬間表現，乃是他們一生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自然結果，是由來已久和水到渠成的事。一個一輩子見利忘義唯唯諾諾的小人，在國有大難之時，絕不會頓然醒悟為國捐軀，這和一個一輩子忠公體國，大義凜然的志士之必然要成仁取義，為國效死，是同樣的道理。”

有人求先父幫忙，他若無能為力，便一口回絕，從不加以敷衍。我問他何以如此，為什么不圓滑一點，說些動聽而無濟于事的話去應付這種場面？先父則說：“記住，英年，當你確實不能為人盡力的時候，必須要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白白讓人家抱了一陣空希望，豈不是未助之反害之了嗎？就如同：對于一個垂死的病人，我們應該盡量說些好聽的話去安慰他。但對于一個本來可能醫好的人，如我們醫術不濟，我們絕不能冒充良醫，耽誤了他挽救的時機，必須直截了當地告訴他，自己醫術不行，請他另就高明。”

先父安息于東海大學附近的臺中公墓，迄今已56年。1972年2月下旬美國尼克松總統前往大陸與周恩來總理簽署了“上海公報”。尼克松總統成行前我便開始在美國新聞媒體（電視和報刊）和公眾場所公開發言，力挺華府與北京關系解凍和進行建交的行動，認為這是惠及雙方和國際大局的必要措施和明智之舉。因此，我立即被臺灣執政當局視為“叛逆”，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單的前列，持續26年，直到1993年解禁，其后我才得以入境臺灣，前往先父公墓祭掃。

2012年2月下旬，在先父逝世半世紀后，他的子孫輩和各界人士在美國舊金山市（1919年先父在該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讀）舉行了一場追思先賢臧啟芳先生的紀念會，會中有多人發言，對先父的高風亮節，畢生奉獻各抒其見，這正是“斯人已逝，精神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