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離不開故事，在我們的身邊，每天都會發生各種各樣的故事。但我們不太重視對身邊故事的開掘，以為身邊就是平平常常的生活瑣事，不是故事。以前的小說講究傳奇性。傳奇性是與日常性相對立的。中國古代最早的小說就叫志怪小說，后來到唐代，干脆就叫傳奇。但到了明清以后，小說逐漸對現實生活感興趣了，當時一些理論家還特別贊賞寫現實生活的小說。清初著名理論家、戲劇家李漁就提出這樣的觀點：“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朽。”但把故事當成傳奇的小說觀念還是影響大些。不重視身邊的故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過去的文學理論過分強調小說的重大意義。我們把強調重大意義的小說敘述稱為宏大敘述。而講述身邊故事的敘述可以稱為日常生活敘述。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小說最偉大的變化，就是日常生活敘述的正常化和普及化。日常生活敘述在今天幾乎成為了小說主要的敘述方式。這意味著身邊的故事已經成為了小說的主角。但閱讀當下的小說，就發現很多作家還沒有掌握好如何講好身邊的故事。為什么講不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將日常生活敘述與宏大敘述對立起來了，以為講身邊的故事就要遠離宏大敘述。實踐其實已經告訴我們，將日常生活敘述與宏大敘述有機融合起來，是講好身邊故事的有效途徑。著名作家孫犁就是最好的范例。

孫犁在四十年代以來的以革命敘述為至尊的文學舞臺上就是一個另類。楊義先生是這樣概括文學史中的孫犁的：“他走了一條多少有些間接性和超越性的路子，把紛涌的戰爭風云映襯在白洋淀的月光葦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紅襖明眸之中，從而發現那些在日常倫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視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他認為孫犁的文學實踐是“使革命文學藝術化、人性化”。這其實就是將宏大敘述與日常生活敘述融合為一體的結果。但孫犁的路子被邊緣化了，而且不僅存在著邊緣化的問題，還存在著被扭曲和篡改的問題。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識不到孫犁的文學價值和意義。在八十年代日常生活敘述興起后，也有一些作家從邊緣處撿拾起被冷落和曲解的孫犁的路子，一方面心存著對社會意義和精神價值的追尋，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情愫始終安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這些作家不僅成功了，而且顯然要比孫犁幸運，因為我們所處的文化環境更為解放和寬松，因此作家就有可能將宏大敘述和日常生活敘述融合得更為周全，能將這一融合的路子拓展得更為廣闊。

重新認識孫犁的意義，會讓我們把身邊的故事講得更好。

刊于《民族文學》2018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