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首屆恩施少數民族文學高峰論壇”上，學者吳義勤在肯定“少數民族文學大繁榮大發展”的同時，指出：“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化和經典化滯后，這比整個當代文學大的文學史可能還嚴重。因為對少數民族文學，有的時候我們確實很重視，各種對創作有利的政策也很多。但是在對當下作家、作品進行研究、總結和經典化方面，我們做得不多，做得不夠。少數民族創作是繁花似錦，但是哪些作品有經典性的氣質和潛力，這種研究還不夠。”

這段話既指出了文學經典的重要性，又指出了當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和批評中存在的問題——作家如何創作經典，批評家如何發現經典。

廣義的少數民族文學包括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狹義的少數民族文學單指少數民族作家文學，即相對漢族文學而言，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作家創作的具有少數民族文化內涵的文學。呼喚少數民族文學的經典化，是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必然進程、時代使命。經典的生產因人而異，經典的生成途徑也各有不同，對經典的追求則永不言棄。少數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少數民族地區或者少數民族文化圈，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信仰、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有較深入的理解，對時代政治、大眾需求、社會導向等信息有較充分的把握。動筆前須在選材、謀篇、布局等問題上殫精竭慮。如何利用經典素材、經典文體創作出內容經典、思想經典、藝術經典的文本，則有賴于作者獨特的生活累積、文化修養、審美體驗和品格追求。生產出來的文本還需要作家反復修改、打磨、潤飾，甚至再生產。

認同是少數民族文學經典化的唯一通途。作品能否成為經典，必須獲得讀者的認同尚可。認同方式有多種。首先，是發行量、轉載量彰顯出來的閱讀量，閱讀量越大認同度越高。其次，是文藝活動中擁有的地位。作家及其文本在文學活動中被闡釋；或是被文學史書寫，被各級學校教材采用，被各類課題研究；或是在影視界被演繹，活動頻率越高其認同度就越高。再次，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能家喻戶曉，被日常生活化，被民間故事化，代代傳承。傳承度越高其認同度就越高。認同度越高，經典化程度就越高。傳播是少數民族文學經典化不可或缺的環節。文學經典的生成須有較長時間、廣闊空間的傳播。傳播媒介則是文本與讀者見面的首要方式。閱讀主體在研讀中產生了批評活動，文本獲得了深度傳播和多樣傳播，甚至被改編為影視、戲劇、舞蹈、歌曲、民間口頭文學等藝術形式，進而得到普遍接受與認同。當它進入文學史被學習，或進入文學館、文化館、博物館被展覽，或進入旅游景點被宣傳，當做旅游產品被消費，就成為跨時代跨區域的經典。

經典并非一蹴而就。少數民族文學要與主流文學并駕齊驅，在同樣語境、同等規則中競爭進入經典行列，必須注意如下問題。首先，少數民族作家要有敏銳的思想，大膽創新，善于汲取各種文化養料生產品質獨特的文本，且能運用通用語閱讀，在廣大漢語讀者中搶占席位。其次，重視各種媒介的傳播力量。積極參與各類文學活動、社會活動，讓媒介助力，在傳播中成長。再次，作家要正視自己的能力與能量。克服自大心理，增強自信心，懷抱為本民族文學、為中華民族大文學做出貢獻的宏愿。

文學史上，走向經典的成功案例不勝枚舉。古代少數民族經典作家作品暫且不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就涌現了許多優秀少數民族作家作品。老舍的《駱駝祥子》、沈從文的《邊城》、端木蕻良的《鴜鷺湖的憂郁》等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已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行列。建國后，少數民族文學蓬勃發展，作家隊伍迅速壯大。老作家繼續筆耕，中青年作家逐漸成長。瑪拉沁夫、蕭乾、李準、霍達、張承志、阿來、扎西達娃、孫健忠、蔡測海等作家成為當代文壇中堅。李準的《黃河東流去》、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阿來的《塵埃落定》均獲得了中國長篇小說最高獎——茅盾文學獎，成為文學界的長銷書。還有很多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如張承志的《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黑駿馬》，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歲月》、《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等作品供大學生們一代代研讀。為了推進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各級部門還設立了很多獎勵措施。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就是專門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學設立的國家級最高獎勵。近幾年，有些民族也以本族命名設立了獎勵。如2017年在重慶黔江舉辦的首屆“土家族優秀作品”獎，產生了熱烈反響。這是“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主辦的繼中國蒙古族、哈薩克族、朝鮮族優秀作品獎之后的第四個文學單項獎”。評獎篩選出了一批批佳作，為邁向經典奠定了基礎，也有力促進了少數民族文學，乃至中國當代文學的繁榮發展。

作為湖北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重鎮，恩施文學創作并不落后。明清時期就產生了著名的“田氏詩人群”，容美土司田氏一家六代九人創作了影響后世的詩集《田氏一家言》。很多異鄉文人也因在恩施的活動而留下了精彩篇章，如顧彩的《容美紀游》就是較早記錄西南民族地區風情、風景、地理、文化的集詩與文于一體的文本。新中國后，有馬識途的《清江壯歌》和王英先的《楓香樹》等長篇小說，反映恩施革命先烈和恩施人民不怕犧牲、艱苦奮斗的精神。不過，恩施少數民族文學到新時期才出現興盛景象。通過幾代作家努力，已營造了良好的創作氛圍，開墾了一片民族文化沃土。

新時期四十年，恩施文學成績驕人。恩施（含恩施籍）作家有多人獲得“駿馬獎”：葉梅的《五月飛蛾》，李傳鋒的《退役軍犬》《白虎寨》，鄧斌和向國平的《遠去的詩魂》，楊秀武的《巴國儷歌》都贏得了民族文學的最高榮譽。王月圣、田蘋、呂金華、董祖斌、胡禮忠等多人獲得湖北省各類文學獎；雨燕等人獲得首屆“土家族優秀作品”獎。

縱觀恩施少數民族作家文學，各類題材、各類體裁都有涉足，創作數量年年增長，創作隊伍日益壯大，文本品質也不斷提升，發展勢頭令人欣喜。但是，與當代文壇經典之作比較，與世界文學比較，恩施文學要走上經典之路，除了要注意前述三大關鍵環節的問題外，還有幾點需加倍努力。

從創作主體講，有些觀念需要突破。首先是要克服守成，勇于開拓求新。恩施作家并不缺乏資源，民族的、歷史的、時代的、文化的應有盡有，如何突破既成的寫作套路，合理利用資源，用有效的藝術形式表達，需要反復揣摩。其次是要突破急于求成的俗念。秉著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懷揣“兩句三年得”的態度，不急不躁地精心打磨，力爭精益求精。一個可以成為經典的作品，若因為缺乏打磨以普通成果問世，就會造成浪費。再次是要突破“獨打鼓獨劃船”、各自為陣的觀念，重視與外界交往，重視集體力量和傳播力量。不但自己要走出去，也要把外面的優秀資源請進來，同時聯合周邊的力量，合力創造新局面。

藝術表達方面，還需要幾個并重。一是要表象與內涵并重。恩施文學比較重視事物表象的敘述，較少向事物深遠處探求。比如，描寫土家族、苗族等本族文化，就注重民俗事象、風物人情的形態描繪，忽視對其文化內涵和歷史縱深感的挖掘。缺少對人物心靈世界的深入剖析，缺少對事件價值意義的內涵思考。表象化的作品就缺乏厚重感，缺少大格局和大氣象。二是要數量與品質并重。恩施作家的勤奮精神可敬可贊，但是勤奮精神并不一定能創作優秀作品。快速度、高強度下出爐的文本，若沒有精細的磨礪，很難成為精品。

文學活動與文學批評方面，一是要重視作品的研討活動和傳播活動。恩施作家出書，很多是自費的，只有極少數能得到一些簽約經費或是地方政府支持。作品出版后，也多是互相贈送，或者朋友推薦，較少走向文學市場，能為作品舉辦研討活動更是鳳毛麟角。恩施作家的好書常常很難產生更廣泛的影響。要改變這種情形，還需要地方各級政府各級部門高度重視，在經費、時間、精神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大力鼓舞。積極召開作品研討會，通過各類文學批評活動大力推介作品，讓作品“走出地域封閉圈”，走到更廣闊的文學領域和學術領域，傳播得更久遠。二是要關注文學批評的積極意義。作家的自戀自滿情緒在當下文壇并不少見，不太愿意接受批評是普遍現象。有的甚至誤解“批評”就是說壞話。其實，真正的文學批評，是十分尊重作家勞動的，評論家都懂得創作的艱辛與艱難。一個人既然想從事文學創作，寫出來的作品，一定是要接受讀者和社會檢閱的，不是留著自我欣賞，且一個真正優秀的作家，會尊重讀者的閱讀感受，會欣然地讓自己的作品面對各方面的意見。文學批評，是作品邁向經典的不可或缺的環節。

經典無人抗拒，經典化是少數民族文學作家的不懈追求。若能注意并處理好上述問題，恩施少數民族文學一定會和其他少數民族文學一樣，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會有更多作家作品邁向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