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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永謙（左）向嶺南來的專家介紹北燕歷史。 畢玉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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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馮永謙，1935年12月生，遼寧沈陽人，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從事文物考古工作已整整60年，是目前東北考古界的元老級人物，聞名遐邇的丹東虎山長城、綏中九門口長城均是由他主持發掘的，曾被聘為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遼寧大學客座教授、遼寧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曾出任中國長城學會理事、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中國遼金及契丹女真史學會秘書長等職務。

馮永謙是新中國第一代考古人。60多年來，他的足跡遍布東北三省及黃河以北。在丹東虎山，他找到了萬里長城的最東端起點；在綏中九門口，他廓清了清兵入關時與李自成鏖戰的“一片石”；在遼陽沙坨子村，他尋覓到了刺秦失敗后太子丹避難的桃花島；最近在廣東高州，他又確定了“中國巾幗英雄第一人”——冼夫人的夫君馮寶，就是漂洋過海逃到嶺南的北燕王族后裔。由于歷史原因，通史著作中對遙遠的東北著墨不多，即便是司馬遷的《史記》，提到北方，也常常寥寥數語。馮永謙用自己60多年的行走，為滿是漏洞的東北古史填補上了缺憾。60萬字的《東北歷史地理》，正是他與同行用永不疲倦的田野考察、硯田筆耕、史海搜尋，完成的一次東北歷史與地理的時空對話。“司馬遷寥寥數語，馮永謙奔波萬里”，這不脛而走的戲謔之言既是對他的調侃，更是對他的褒獎。

2018年年初，一檔大型文化類節目《國家寶藏》在央視推出，立即火爆熒屏。9大博物館精挑細選出來的27件稀世國寶，驚艷世人。其中，遼寧出土的一對銅鎏金木芯馬鐙，與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踐劍、商鞅方升、云夢睡虎地秦簡等一同恢宏亮相。

53年前，親手從北燕馮素弗墓挖掘出這對馬鐙的馮永謙老人告訴筆者：“這是世界上出土最早的有確切年代可考的雙馬鐙，不僅幫助三燕軍隊馳騁遼海、逐鹿中原，而且還影響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并通過蒙古高原上的柔然人傳播到歐洲，促使歐洲進入了騎士時代。”

桃花島的詠嘆 大石棺的扼腕

1941年，中國東北仍處于日寇鐵蹄之下，所有的孩子都要學日語。“咱是中國人，學那些‘哩啦哇啦’的日語干啥？”在鄉村行醫的馮德明，不懼冒犯日本人，毅然把兒子馮永謙送進了中國人開的私塾。

七年光陰，馮永謙飽讀文化典籍、詩詞歌賦，并于新中國成立后考入沈陽市第六中學。這所學校在清末民初叫沈陽東關模范學堂，周恩來總理當年曾在這里念書。馮永謙品學兼優，被選為校學生會學習部學習委員。

1953年畢業時，社會上最熱門的行業是財貿、公安、教育，而馮永謙卻被分配到了東北博物館（即現在的遼寧省博物館）。校方認為，馮永謙有古文基礎，文思敏捷，字寫得漂亮，去博物館最合適。

馮永謙也不挑剔。“1954年，博物館開東北考古訓練班，學員均來自當時東北各省的博物館、文化館，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是清一色的考古界、史學界大家。”盡管時間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但馮永謙提起當年授課的“大咖”們仍記憶猶新，“考古學家李文信講考古學、博物館學、陶瓷學；遼史學者朱子方講遼金史；契丹文研究學者閻萬章講古文字學；書法家沈延毅講緙絲、刺繡；到北京參觀實習，給我們做報告的是鄭振鐸，講考古發掘的是王冶秋，和我們同游八達嶺長城的是羅哲文。”

學業結束后，馮永謙被選入東北文物工作隊。那時正值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工程破土動工，地下古代遺跡、遺物不斷被發現。由于建設項目多，文物工作隊員少，大家沒有休息日，不分冬夏，甚至連春節都不能回沈陽。但是初出茅廬的興奮和屢有斬獲的驚喜，讓他們樂此不疲。

他們到遼陽調查唐戶屯、桑園子漢墓遺址，因為沒有汽車，一行十幾個人帶著發掘工具，雇了兩輛馬車，一路顛簸，沿太子河南岸向東行進。走到峨嵋莊時，車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太子河橫亙眼前——原來，沙坨子村是太子河中間的一座“孤島”，四周被河水包圍。村子里樹木參天，林蔭蔽地，東接綿邈山嶺，西望坦蕩平原，非舟楫不得往來。而村西10公里，就是遼陽，即戰國時期燕遼東郡的首府襄平城。

目睹如此地形地貌，讓人不禁追溯起一樁2000年前的悠久往事：燕太子丹派荊軻、秦舞陽赴咸陽刺殺秦王嬴政未果，卻招來了嬴政的復仇大軍。嬴政發下毒誓，即便“搜山檢海”，也必見太子丹人頭而后快，太子丹亡命遼東，“匿于衍水中”。而衍水恰是當年太子河之稱謂。后來，經過考古學家多方認證，沙坨子村果然就是燕太子丹躲避秦軍追殺的桃花島。

原來，歷史就是一部合著頁的地書，倏忽間翻開一篇就與今人打個照面。馮永謙興之所至，寫下一首《太子河邊吊燕太子丹》：歷史不會忘恩仇，逝水如斯古今流。只為當年燕太子，寧死此地不低頭。

此后，馮永謙醉心于考古一甲子，即便“文革”期間，他被列為“只專不紅”的典型，動不動就挨批斗，仍矢志不渝。

1974年4月13日，法庫縣葉茂臺村村民趙鵬權去西山拉石頭，無意間看到西山南坡有大青磚，隨便向下挖了兩鍬，發現磚上居然涂有紅色和白色，感到很奇怪，再往下看，發現有磚砌的門檐。趙鵬權猛然意識到這可能是一處古跡，于是向生產大隊做了匯報。

“‘五一’假期，我突然接到隊里通知，馬上到單位。到博物館后才知道，葉茂臺村發現遼墓。因古墓已透風，進了空氣，很可能因為氧化而使文物遭到損壞，情況萬分緊急！”馮永謙告訴筆者，“5月2日，我們就用汽車拉著發掘工具，與文化局、博物館領導，從沈陽出發了。”葉茂臺古墓的挖掘成果當年轟動一時：不僅發現了巨型石棺，還有罩棺的木構棺床小帳，在石棺與小帳間隙，出土了兩幅彩繪絹畫——《竹雀雙兔圖》《深山棋會圖》。

這是遼墓中首次出土絹畫，而且一組兩軸，是中國考古史上一次重大發現，至今仍是遼寧省博物館鎮館之寶。

曾經參與古墓挖掘的法庫縣政協原副主席溫麗和回憶，當人們把馮永謙從黝黑的墓里拉出來時，他滿身、滿臉、滿頭都是灰塵，臉憋得通紅，由于拉拽過力，衣服扣子掉了好幾顆，胳膊和身上也磨出了道道紅印，但是手里托著的絹畫卻絲毫沒有破損。

“這是一次完美的發掘，但完美中也有遺憾。”馮永謙告訴筆者，這個墓出土的雕花填彩大石棺制作規整，花紋精美，敷彩艷麗，至今仍存放在遼寧省博物館。但觀眾不知道，如此完美的石棺，棺底居然不是原件，而是用水泥做的。

當時，馮永謙負責往沈陽押運石棺，裝完棺蓋和四壁，“我正在安排怎樣裝運棺底，這時在場的一位負責人說：‘棺底不拉回去了！’我聽了很奇怪，立即說：‘不拉棺底，石棺就不完整了！’那位負責人就批評我說：‘你又老毛病不改！不能凡古皆保！我們正要批判這種思想呢！’結果，棺底留在了現場，被村民打碎，修了院墻。”如今說起此事，馮永謙仍然扼腕長嘆。

古長城的謎團 一片石的懸案

萬里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這是我國學術界長期沿用的觀點，中小學教科書也這么說。

可事實上，早在2000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就說，“燕亦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為今河北懷化一帶，而襄平即現在的遼陽，位于山海關外370多公里。

司馬遷寥寥11個字，讓馮永謙跑了半個多世紀，行程上萬里。據馮永謙介紹，他實地調查長城是在1956年，那時他去遼西考古，在建平縣北部的山野間發現一道土墻，于是想起了司馬遷《史記》中說的這句話，從此便與長城結緣。

馮永謙先后調查了分布在遼寧寬甸、內蒙古赤峰、河北承德等地的戰國、秦、漢長城，河北撫寧、遼寧綏中等地的北齊、北周長城，遼寧營口、昌圖、吉林四平等地的高句麗長城，黑龍江牡丹江的渤海長城，大連的遼長城，黑龍江莫力達瓦、內蒙古克什克騰以及額爾古納右旗等地的金長城，遼寧寬甸虎山、河北山海關直至甘肅嘉峪關的明長城。

“現在已經到了航拍時代，還有必要翻山越嶺腳挪步量嗎？”面對筆者的疑問，馮永謙表示：“無論是過去的文獻，還是現代的高科技，都無法取代田野考察。”他舉例說，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寫過一篇《金界壕考》，考察金代長城的走向，幾乎將文獻資料運用到極致，可謂面面俱到，天衣無縫，但因為王先生未到實地考察，這篇《金界壕考》中的諸多論述，不斷被后世的考古學發現所質疑。

“現代的航拍，雖然可以勾畫出長城的大致走向，而一旦涉及細節，便一籌莫展了。因為長城的很多段落被人為毀棄或隨地貌改變，從高空航拍，即便再精密的儀器也找尋不到這些‘消失的長城’。”馮永謙給筆者講了這樣一則故事，“有一次，我在北票界內找燕長城，在一個南北走向的沖溝前，東西走向的長城突然消失了。我在沖溝里走了很長時間，仔細觀察沖溝兩旁的土質，發現有一條溝垅內的土質發黑，我就想，是不是這段長城被山洪沖毀后形成斷溝，兩邊的淤泥、腐草爛木沉降于此，才導致土質發黑呢？依據這個判斷，我仔細觀察這段溝垅兩邊的土質顏色，又爬到山嶺高處看這段溝垅的整體外觀，這么一觀察，這條消失的長城輪廓立刻在我眼前明晰起來，這條斷頭的長城就這么被我‘修補’上了。”

1986年，全國開展“愛我中華，修我長城”活動，遼寧決定修復綏中縣明代萬里長城九門口段，這是一項惠及子孫的好事，全省展開了規模巨大的群眾性贊助活動。可遼寧境內長城狀況如何，多數人并不清楚。為了彌補這一空白，馮永謙將歷年來所掌握的長城資料，與人合作，匯集成一本《遼寧古長城》，運用大量考古調查資料，附有許多珍貴的地圖和照片，文圖并茂地將戰國長城、秦長城、漢長城和明長城等一一呈現出來。

為了修復好綏中九門口長城，經國家文物局批準，1986年起，由馮永謙擔任領隊，對九門口長城進行考古發掘，歷時四年，獲得許多有價值的資料，不僅破解了古長城的結構設計和建筑施工技術，還通過發掘糾正了文獻中關于九門口長城只有6個水門的記載，從而保證了九門口長城的成功修復。

與此同時，他們還弄清楚一樁歷史懸案。史料記載，清軍入關時，曾與李自成農民軍在“一片石”展開激戰，可是“一片石”究竟在什么地方，史書說法各異。馮永謙經過考證，確認“一片石”就是九門口長城橋下河床上為保護橋墩而敷設的7000平方米鋪石。

揭開了遼西明清史上的“一片石”懸案，馮永謙又把目標鎖定在了遼東。他知道，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是一個不應當出現的錯誤，長城的最東端起點應當在遼寧的丹東，但究竟在什么地方，社會上有不同說法，學術界也莫衷一是。經過幾個月的實地勘察，他終于在老邊墻至虎山及其南麓的鴨綠江邊，發現了長城的東端起點。這一發現，同史書的記載恰好吻合，從而推翻了明萬里長城“東起山海關”的傳統說法，《光明日報》1990年10月24日在頭版對此進行了報道。

1990年12月25日至27日，包括羅哲文、朱希元在內的國內長城研究專家30余人，齊集丹東，召開“明長城東端起點論證會”。《會議紀要》中明確指出：“明代萬里長城東端起點在遼寧省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虎山鄉鴨綠江畔的虎山地段，即東經124度30分，北緯40度13分。明長城東端起點的具體地段、位置、走向的認定，是我國長城考古上的一項重大發現和收獲，廓清了曾流傳于國內外明萬里長城‘東起山海關’的錯誤，恢復了歷史真實面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