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離開了地理上的商洛和棣花鎮，賈平凹的寫作更見從容。

《山本》的敘事還是如此密集，但明顯多了不少閑筆，顯得精微而繁茂。秦嶺雄渾，寫秦嶺的《山本》自然也要寫得大而廣，既要依托于大的歷史背景，也要寫好生活的細節和末梢。

這是一種寫作心態上的變化

小說里麻縣長這個角色的設置就意味深長。這個安分的人，在各種勢力的角逐中，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負，于是，他品茗，結識花草，為秦嶺寫風物志。“他差不多記錄了八百種草和三百種木，甚至還學著繪下這些草木的形狀。近些日子，他知道了秋季紅葉類的有槭樹、黃櫨、烏柏、紅瑞木、郁李、地錦，黃葉類的有銀杏、無患子、欒樹、馬褂木……知道了曼陀羅，如果是笑著采了它的花釀酒，喝了酒會手舞足蹈。知道了天鵝花真的開花是像天鵝形，金魚草開花真的像小金魚。”這種旁逸斜出式的文人旨趣，不僅使地理意義上的秦嶺變得豐瞻、茂盛，也有效舒緩了小說的節奏。

也許，賈平凹無意寫什么百科全書式的小說，但《山本》在物象、風情的描寫上，確實是花了心力，小說的敘事也就不再是單線條地沿著故事往前推進，而是常常駐足流連、左盼右顧。

這種曲折和多姿，昭示出了作者的寫作耐心，也是《山本》在敘事上的新意所在。

? 二 ?

秦嶺并不僅僅是《山本》的背景，它就是小說的主角。要寫真正的秦嶺志，秦嶺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就都是角色，它們才是秦嶺的肌理和血肉；而生活于山里的人，反而是過往云煙，他們或強悍或懦弱，或善良或兇殘，或智慧或奸詐，終究本于塵土而又歸于塵土。小說的最后寫道，“這是有多少炮彈啊，全都要打到渦鎮，渦鎮成一堆塵土了！”陳先生說，“一堆塵土也就是秦嶺上的一堆塵土么”。

這就是“提攜了黃河長江，統領著北方南方”的秦嶺，中國最偉大的山。它無聲地接納著一切，包容著一切，它撫平人心的溝壑、歷史的褶皺，當春天來臨，又是百花盛開，太陽照常升起，萬物生生不息。秦嶺是一切生命的舞臺，也是上帝般的觀察者，人與物的榮辱興衰，盡在它的眼底。

《山本》寫出了一座大山的肅穆、莊嚴與敬畏，所謂悲憫，正是由此而來。

麻縣長以他的風物志，表達了他對秦嶺中那些渺小生物的有情，多少人忙著革命、斗爭、奪取，而他只為這些默然的生命立言。在歷史的洪流中，這樣的立言，有點像文人在亂世的際遇，更多是一種無奈，一種軟弱人生的余緒而已，但它使無名者留名，讓無聲中發聲，反而得了秦嶺的胸襟和氣象。

沈從文曾說，“對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會中‘事功’相背斥，易顧此失彼。”與麻縣長的“有情”相比，更多的人追求“事功”，確實，連綿的戰爭令生靈涂炭，權力的追逐也漠視生命，那些豐功偉績、英雄主義的背后，是百姓的疾苦，是人性悲劇的盛大演出。一個苦難過去了，另一個苦難又接踵而來；為制止一次由權欲泛濫所帶了的殺戮，迎來的往往是更大一次的殺戮；這邊剛剛塵埃落定，那邊又開始暗潮洶涌。歷史總是在重蹈覆轍，普通小民卻如波濤中的一葉小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只能隨著世事的浮沉而顛沛、寂滅。

麻縣長對那些無辜生命的憑吊，寄寓著作者面對歷史的傷慟之情。

《山本》里的這種哀矜和悲憫是深沉的。革命的紛亂，渦鎮的興亡，人事的虛無與實有，是一種生活常態。但賈平凹也看到，歷史中有多少善美，就有多少丑陋；有多少堅韌的生，就有多少罪惡的死。他不再簡單地寫鄉土的質樸、重義，更不會輕信傳統文化的救世情懷，而是很早就看穿了人世破敗的真相。

《山本》之前的《老生》，以四個故事呈現百年鄉土社會的變局，從鄉紳階層的落寞，貧苦大眾翻身做主，到鄉村日常倫理一點點被政治與革命話語所“吞噬”，到最后，鄉村在改革浪潮中發家致富之后又淪為空村——傳統和現代的價值觀都顯露出了自身的亂象。更早以前的《古爐》，寫的也是鄉村，村民從丟鑰匙這樣的小事，到“破四舊”，“文革”武斗，他們的起居生活及思想意識都被迫卷入政治運動的漩渦之中，如小說中的善人所說，維系人與人、人與自我，社會、國家的綱常倫理已經失序，鄉村也就不復有一種正常運轉的經緯。

《古爐》《老生》都寫到，一群小人物在歷史的動亂中，或隱忍慈悲，受盡欺侮與傷害，仍倔強地活著；或被自己都還不甚了了的各種革命理念所劫持，拔刀向更弱者砍去，以善的名義不斷制造新的惡。

以暴力和惡來推動的歷史，只會產生更多的暴力和惡，歷史的荒謬正在于此。

? 三 ?

《山本》也多是寫小人物的群像，重在以小民的生活史來考辨歷史的事功與情義。但比之以前的小說，《山本》還塑造了井宗秀這樣的亂世梟雄。井宗秀、井宗丞、阮天保這幾種武裝力量之間的爭斗，也是小說敘事的重要線索。井宗秀成長的故事，原本是一個英雄的故事，他堅忍、能干，不斷做大自己，夢想造福渦鎮，應該說，他身上寄托著作者的某種理想，但權力、財富、美色使一個英雄失去了魂魄，人性失去了光彩，他終究成了另一個人。

井宗秀崛起和墜落的過程，說出的正是人性的復雜和悲哀。他并非全然的惡，他心念兄長，善待縣長，尤其對女性知己陸菊人更是敬稱為“夫人”，多方示好，只是，這點殘存的善念已經無法拯救他朽壞的靈魂，最后落個不明不白的死。他死之后，陸菊人在井宗秀尸體前看了許久，默默地流淚，然后用手去抹井宗秀的眼皮，喃喃道：“事情就這樣了宗秀，你合上眼吧，你們男人我不懂，或許是我也害了你。現在都結束了，你合上眼安安然然去吧，那邊有宗丞，有來祥，有楊鐘，你們當年是一塊耍大的，你們又在一塊了。”井宗秀的眼睛還是睜得滾圓。他有不甘，但權力和英雄的神話終究還是破滅了。

陸菊人和與井宗秀是有對照意味的。

他們之間無關情愛，他是一個男人成長與衰敗的見證者，也是他的哀戚者。這個女人寬闊、平靜、智慧，承受著生活的重負毫無怨言，認命但又不愿屈從于現實的安排。在井宗秀面前，她一直保持著獨立、自尊，常常犧牲自我來成全他，這份隱忍的大愛，暗藏著她對家族、對一個男人的美好想象。本著這種良善和慈悲，她將茶行打理得井井有條，將花生調教成理想中的樣子許配給井宗秀，鼓勵、培育井宗秀，希望他造福百姓；她也屢次諫言井宗秀，對預備旅的暴行表達不滿；她心系蒼生，對人常懷體恤之情，她是《山本》里的奇女子，一個光彩奪目的人物。

? 四 ?

對陸菊人的理想化，可以看作是賈平凹為中國文化、為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點亮了一盞小小的燈火。

這也是賈平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他寫這塊土地如何藏污納垢，寫歷史背后的罪與惡時，總是對人性懷有一種良善的企盼，對尋常巷陌的煙火氣有一份親近感，對小老百姓向往安寧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不管革命或戰爭如何侵擾人心，惡與暴力如何摧毀美善，賈平凹的筆下總會有一兩個人物，他們不屈或高潔的精神如同燈火，在那些晦暗不明的歲月里閃爍，如《帶燈》里的帶燈，《古爐》里的蠶婆、善人，又如《山本》里除陸菊人以外的瞎眼郎中陳先生，還有那個廟里的地藏菩薩，他們都像是《山本》里寫到的那面銅鏡，照出歷史的榮光，也照出歷史的齷齪，照出人性的丑惡，也照出人性殘存的光亮。

作者看著這一切的發生，痛苦著，憐憫著，茫然，彷徨，有一種無所適從，但也不知該歸罪于誰，不知該審判誰。

在《秦腔》里，他說，“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贊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又說，“我沒有恨白雪，也沒有恨夏天義”——“不知道”和“沒有恨”，這種寫作倫理，可謂是饒恕一切、超越一切；《老生》里一面是山水，一面是人事，各自的脈絡清晰可見，而又渾然一體，追求海風山骨的氣韻下也不避人性的兇險；《古爐》察看“文革”之火是怎樣在小山村點燃的，看人性如何裂變或堅守，敘事調子上是壓抑而哀涼的。

相比之下，《山本》在精神省思的力度上，是進了一步。看得出，《山本》對一種文化命運的思索、一個民族精神根底的理解，更為自覺而深切。所以，《山本》已不止于一種鄉村日常的描摹，散文式的敘叨，地方風物的展現，而是追求在一個更宏闊的背景下揭示小鎮革命的紛紜變幻，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里面有歷史演義，亦有人性拷問，而關于中國人該魂歸何處的精神思辯，則透著一種過去不太有的文化氣象。

作者在“后記”里說，“《山本》里雖然到處是槍聲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寫戰爭的書，只是我關注一個木頭一塊石頭，我就進入木頭和石頭中去了。”書寫一種精神的來與去，辨析歷史中的人過著怎樣的日子，有怎樣的靈魂質地，這背后又蘊含著多大的悲愴和代價，這才是賈平凹寫作《山本》的真正用意。牟宗三說，一個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顧其文化生命，是一種悲哀，但一個民族如果有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而我們又不信，也無從信，則是另一種悲哀。

《山本》沒有掩藏這種悲哀，但它還告訴我們，在廢墟之上思索和相信，遠比空泛的悲哀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