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劇的落幕是這樣的：脫線數十載的老特工歸隊了，千里迢迢坐著火車硬座來到北京，要見一位知道他真實身份的老首長，他走到一條胡同的四合院門前，按響了門鈴……

這一個似曾相識的場景，在我們大六部口的家也出現過。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我們的院子里來了一位老人。他的到來，讓我祖父夏衍很興奮，也很鄭重，告訴我們，今天要來一位老特工，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蒙冤多年，勞改后回到北京，是潘漢年的部下。

他們是久別重逢。這位老人走時，留了電話和地址，顫抖的筆跡寫下了“華克之”三個字，我后來知道，他還叫：張建良。

“文革”以后，特別是潘漢年案平反前后，這樣劫后余生的相見，在我祖父的客廳里經常出現，并不稀罕。很多當年的老地下黨，也包括一些老特科成員，他們或是來家里敘舊，或是找組織申訴平反。這些來訪的客人中，有的聲名顯赫，有的如雷貫耳，還有的神秘傳奇。我祖父說起他們，總是三言兩語，如果將其展開，便是一篇大文章。

潘案平反，對于周恩來領導的隱蔽戰線潘漢年系統的人來說，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二十七載的沉冤昭雪，有著一個曲折艱難的過程。

老戰友們努力，潘漢年平反歸隊！

早在1978年，從特科時代走過來的李一氓寫下詩一首：“電閃雷鳴五十年，空彈瑤瑟韻難成。湘靈已自無消息，何處相尋倩女魂。”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首紀念潘漢年從事革命工作五十年，兼懷董慧的詩，取名為《無題》。從詩中看，李一氓已經知道潘漢年在湖南去世了。他知道，我祖父也一定會知道。

隨后，潘案的平反開始在他的老戰友們中運作了起來。陳云的登高一呼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決心要把潘漢年的問題弄清楚。首先，是要求曾長期擔任地下黨上海市委書記的劉曉寫出報告，用材料來說話。當時，“兩個凡是”的影響給潘案的復查帶來很大阻力。陳云交待的任務只能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劉曉、張毅夫婦聯合潘漢年的老戰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寫信要求復查潘案。此外，陳云又要求廖承志、夏衍等寫出系統的、具體的材料上報中紀委。1981年3月1日，陳云親自寫信給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建議復查潘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宣布，潘案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錯案，予以徹底糾正。

陳云在11月初讓秘書持他的親筆信來到我們家，請祖父寫一篇懷念文章，指明要登在《人民日報》上，即夏衍在11月23日完成的《紀念潘漢年同志》，此文在社會上反響強烈。

1983年4月15日，是我祖父盼望的大日子，也是潘漢年戰友和親朋們盼望的大日子，他們多年的共同努力獲得了成功，潘漢年夫婦要回來了。

之前，湖南淶江茶場已經給我祖父來過信函，匯報潘漢年夫婦骨灰的情況。14日，潘漢年、董慧夫婦的骨灰從長沙啟程開赴北京。人們聚集在北京火車站，迎接骨灰回北京八寶山安葬，廖承志、夏衍、李一氓、周揚、陽翰笙等，以及專程從上海赴長沙護送骨灰的于伶、劉人壽，還有我祖父特地通知的潘漢年的生前好友唐瑜、孫師毅家屬等。覆蓋黨旗儀式在北京站貴賓室舉行，潘漢年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副一室，歸隊！

鮑文蔚的女兒鮑曉娜《我的父親與潘漢年》，描述了潘案平反后她父親所受到的震動，有著生動的記述，小標題是“尋找‘李胖子’”：

“父親與潘之間常常通過一位化名李某且體態較胖的同志聯系，父親的住處就是他落實的。……

“1983年秋，父親已八十有一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辭退了幾個院校的聘請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聽說潘漢年的冤案已經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來《人民日報》上夏衍的紀念文章，摸索著連看數遍，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后，父親作出了決定：自己的事也必須說說了！而關鍵，是要找到聯絡員‘李胖子’。

“于是，全家出動——找人！

“那段時間，我們先后拜訪了夏衍、石西民、樓適夷、丁玲、潘菽、吳祖芳（潘梓年夫人）……也找了中央組織部、統戰部、上海市委組織部等。夏衍對父親說：潘案株連三千人，你老鮑沒有被牽連進去算是幸運的，‘李胖子’不認識，因那段時間潘的活動很機密，一點也不知道。石西民說：至少兩千五百人受株連，‘李胖子’不認識。其他幾位也都說得差不多。……

“尋找‘李胖子’的事只好告一段落。后來父親總是說，其實他當年知道‘李胖子’的真名，現在也好像就在嘴邊，只需提醒一下。可是，到哪兒去找這個能提醒他的人呢？ 這成了父親離開人世前的最大的憾事。”

這樣的情況在我們家發生的不少，袁殊后來說，他1980年的時候，在兒子的陪同下來找過我祖父，解釋當年的“怪西人事件”，同時，也為自己平反。而后，黃慕蘭（定慧）也給我祖父寄來了申訴材料，我記得，她是用毛筆寫的小楷，密密麻麻。

祖父夏衍的兩個身份

隱蔽戰線，是當下的一個熱搜詞。關于夏衍與隱蔽戰線的關系，外界做過多種揣測。我祖父生前從不炫耀他與隱蔽戰線的關系，更不會夸大其詞。他在很多不同場合都說過同樣的話：“我是幫忙做事，沒有加入過組織（情報系統）”。這句話，他對子女們講過，也對第三代的我講過。

2015年，《夏衍傳》再版，在其前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夏衍不僅是共產黨人，而且是特殊的共產黨人——他屬于周恩來直接領導的中共情報系統的重要成員。……當時的上海閘北區委書記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領導人，他對潘漢年說，‘這樣的文藝人才放在閘北區搞工運，跑跑紗廠，是可惜。’周恩來調夏衍參與籌建左聯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員。從此夏衍有了兩個身份：公開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報人員身份。”（劉小楓：《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讀《夏衍傳》所想到的》）

“成了中共特科成員”和“秘密的中共情報人員身份”，這兩個大膽的結論，在沒有直接材料證明的情況下，不僅不符合史實，也與夏衍自己的說法完全相違背，而且夏衍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時間是在特科結束的兩年以后。

這讓我很震驚。畢竟，隱蔽戰線不是諜戰片，很多結論是需要有史實依據的。

中央特科成立的背景是“四一二”政變，主要任務是情報收集、政治保衛和鋤奸，存在時間是1927年11月—1935年10月。

1927年，對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這一年的5月底或6月初，夏衍在大革命失敗后一個多月以后，在上海北四川路海寧路的一家煙紙店樓上，由鄭漢先、龐大恩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當時“寄居”在紹敦公司，靠翻譯為生。

同年的冬天，紹敦公司老板，夏衍的中學同學蔡叔厚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恩來決定將夏衍（沈端先）從閘北街道支部調出”參與籌備“左聯”，時間應該是 1929年秋冬，夏衍搬出紹敦公司正是在1929年。

根據阿英的回憶，“文委”是1929年成立的，潘漢年是“文委”的書記。阿英等同志認為，調沈端先（即夏衍）來參加“左聯”的籌備工作，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于是，就正式同潘漢年談，組織很快同意了這個建議。

1928年潘漢年開始負責文化統一戰線的工作，夏衍回憶說：“1924年，他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時期我認識了他，但在二十年代后期，盡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卻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夏衍：《紀念潘漢年》）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5月，在周恩來領導下，新的中央特科機構迅速重建，1931—1933年，潘漢年出任中央特科情報科（二科）科長。

1931年夏天，已經有五六個月沒有露面的潘漢年，通過一家書店的關系找到夏衍，“約我到爵祿飯店的一間房間里見面，從下午四點一直談到薄暮。一開頭，我先談了一些‘左聯’和‘劇聯’的工作情況，對于這些他似乎都已經知道了。于是，我就幼稚地問他這段時間到哪兒去了？他說什么地方也沒有去，只是換了一個工作崗位，我再問他什么工作，他就不肯講了……飯后，我和潘分手時，問他是否要離開上海，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了一句，老待在上海也沒有意思。當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別，直到1937年抗戰前夕才在上海見面。”（夏衍：《懶尋舊夢錄》）

作為一名老牌的地下黨，夏衍與“特科”之間的橋梁，除了潘漢年，還有蔡叔厚，尤其是在潘漢年離開的那一段日子。

1933年，夏衍替袁殊轉了一封信。

袁殊創辦的《文藝新聞》因思想進步、客觀報道“五烈士事件”與夏衍等左翼人士有著良好的來往，他們也是袁殊雜志的作者。至于袁殊更為復雜的背景，潘漢年在1931年的那次與夏衍談話中并未涉及，潘只是在夏衍說起《文藝新聞》有可能是“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時提醒夏衍：“你不要想得太簡單，潘公展和吳醒亞（中統）有矛盾是事實，但在反共這一點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我在適當的時候和袁殊講不要對吳醒亞有幻想。從這句話我猜想潘和袁殊可能也有聯系。”后來，袁殊在《文藝新聞》停刊后，參加了特科，這是夏衍知道的，袁殊還一再請夏衍為他保密。之后，兩人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來往。

“大概在1933年秋，他（袁殊）忽然約我見面，說他和特科的聯系突然斷了，已經有兩次在約定的時間、地點碰不到和他聯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幫他轉一封給特科領導的信。按規定，特科有一個特殊的組織系統，為了安全、保密，一般黨員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員聯系的，因此我對他說，我和特科沒有組織關系，不能給他轉信。但是他說情況緊急，非給他幫忙不可，又說，把這封信轉給江蘇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級領導人也可以，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他又說‘情況緊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轉給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這時已從中國黨的特科轉到了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但他的組織關系還在中國特科（吳克堅），所以我認為把袁殊的信交給蔡轉，是比較保險的。想不到那時國際遠東情報局正需要袁殊這樣的人，于是袁的關系也轉到了國際情報局。當然，這一關系的轉移，蔡叔厚沒有跟我講，我是不可能知道的，當蔡叔厚告訴我袁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之后，我就不再過問了。”（夏衍：《懶尋舊夢錄》）

1935年的多事之秋

時間又過去了兩年。1935年，對夏衍來說是多事之秋。一是田漢、陽翰笙的被捕，二是“怪西人事件”之后，自己險些被誘捕。這兩個事件，使他與“特科”發生了緊急的聯系。這一過程中，夏衍的機智敏銳、蔡叔厚的果斷善后和孫師毅的縝密心思，使事件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事情要從1934年除夕山海關路田漢家的年夜飯說起。這實際是一次“文委”的碰頭會，參加者有夏衍、周揚、陽翰笙和孫師毅。田漢、夏衍等人對形勢持有樂觀情緒，但是孫師毅在那個晚上頭腦比較清醒，“他認為國民黨在軍事圍剿取得了‘勝利’（紅軍開始長征的消息，11月間就在中外報紙上出現），可能會雙管齊下，同時加強對革命文藝運動的‘鎮壓’。師毅不是‘文委’成員，對外也還保持著公開合法的身份，但是他的連襟劉進中先在特科工作，后來轉到國際情報局，所以我們也知道師毅和黨中央有聯系，由于這種緣故，師毅的話引起了我們的警惕。”

不幸而言中，元宵節過后，2月19日的夜晚，田漢被捕。錢杏邨（阿英）夜里回家時在弄堂口發現了警車，而且自己家三樓平時不開燈的書庫燈火通明，趕緊離開得以逃脫，第二天一早沖到夏衍家報信。

夏衍當時的家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員經常碰頭開會的地方，瞿秋白也來過兩次。這幢一開間半的二樓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紹的，最大的好處是它有一個前門和兩個后門，也就是說，這所房子的門牌是在愛文義路，另一個后門卻在麥特赫斯特路，“雖非狡兔，卻有了三穴，萬一有事，可以從后門溜走。”

夏衍確定田漢出事后，回到家，燒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來鎖著，可以通麥特赫斯特路的后門打開，做好必要的應急準備。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訴他田、錢兩家的情況，請蔡老板通過特科核實。兩天以后，蔡告知，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機關遭到第三次大破壞，“文委”成員五人，陽翰笙、田漢、杜國庠被捕，夏衍和周揚幸免。在得到特科的準確消息后，夏衍即刻通知周揚隱蔽起來。

隨即夏衍也在徐家匯隱蔽了一個多月。在這段時間里，夏衍把田漢留下來的《風云兒女》的故事改編成電影劇本，田漢寫在最后一頁上的歌詞，成為了日后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這一年的5月，國際遠東情報局的一個叫陸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變，供出來他和華爾敦（又名勞倫斯）的聯系地點，隨后，華爾敦及有關的幾個人被捕，其中包括袁殊，這就是“怪西人事件”。由于涉及蘇聯，國民黨軍統嚴密封鎖消息。因此，袁殊被捕的消息，起初連國際遠東情報局的蔡叔厚也不知道。

然而，對于夏衍這樣一個和遠東情報局無關的左翼文化人，卻因為兩年前替袁殊轉了一封信，被軍統盯上了。

“大概在5月下旬，有一天，我已從徐家匯回到家里，正在電通公司拍戲的王瑩轉來一封袁殊給我的信，約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見面，袁的筆跡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懷疑地按時去了，但是坐電車到海寧路，我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區，這個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國民黨政府共管，到這地方去不安全，于是我就下車到良友圖書公司跟鄭伯奇談了一陣，就回家了。就在第二天，孫師毅告訴我，他接到袁殊打給他的一個電話，問他黃子布（我在電影公司用的代名）的電話，師毅很機警，立即回答他：‘黃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把這兩件事湊在一起，我們兩人都感覺到可能是袁殊出了問題，果然，差不多同時，王瑩在環龍路寓所被軍統特務逮捕。”（夏衍：《懶尋舊夢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