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與影》

《迷魂之歌》

近年來，非“主流”英語文學漸進主流，極大地豐富了傳統的英語文學。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雖起源于英國文學，但在其發展中逐漸形成了刻畫地域生活、書寫民族歷史以及彰顯多元文化等諸多特點。其中，尼日利亞英語文學是非洲英語文學的典型代表，作為非洲的發聲者，非洲作家用英語刻畫出生動而真實的非洲形象。踏著圖圖奧拉、索因卡以及阿契貝等第一代尼日利亞作家的足跡，作為第三代尼日利亞作家代表的本·奧克瑞，以其獨特的非洲美學，憑借小說《饑餓的路》向世界呈現出一幅虛實交融、氣勢恢弘的非洲畫卷，實現了對非洲精神的文學書寫。

本·奧克瑞（Ben Okri，1959-）用英語寫作，被認為是非洲最重要的后現代和后殖民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尼日利亞中西部城市明納，兩歲時隨父親搬到紐約，9歲時回到尼日利亞。19歲時重返英國并在艾賽克斯大學研修比較文學。21歲的時候，他憑借處女作《花與影》（Flowers and Shadows，1980）在國際文壇嶄露頭角。之后，又憑借《饑餓的路》（The Famished Road，1991）獲得英語文學最高獎布克獎，成為最年輕的布克獎獲得者。他還獲得過英聯邦國家非洲文學獎和阿加汗小說獎等其他重要獎項。他的作品《饑餓的路》與《迷魂之歌》（Songs of Enchantment，1993）以及《無限的財富》（Infinite Riches,1998）構成了以“鬼孩”阿扎羅的生活縮影反映戰后尼日利亞以至非洲社會與政治動蕩局面的三部曲。

奧克瑞筆下的非洲形象

基于諸多歷史原因，白人作家的非洲形象描寫引起了讀者對非洲形象理解的偏見。吉卜林、約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喬伊斯·卡里以及格雷厄姆·格林等都先后對非洲形象做出過或多或少的不實描述。英國作家喬伊斯·卡里曾以尼日利亞為背景創作出《艾薩得救了》《非洲女巫》和《約翰遜先生》三部小說。其中，《約翰遜先生》曾被認為是最好的尼日利亞小說。對此，非洲現代文學之父欽努阿·阿契貝就曾指出“我們講的故事絕不能為外人所道”。阿契貝認為主流的英語小說對非洲的描述“大部分是情節簡單的故事，有著善良的白人和邪惡的野蠻人”。無獨有偶，英國作家約瑟夫· 康拉德在其代表作《黑暗的心》中曾對非洲形象進行了“非人化”描述。“就在這棵樹的旁邊，還盤起腿坐著兩把瘦棱棱的黑骨頭。其中一個把下巴撐在膝蓋上，視而不見地瞪著眼睛，一副令人不忍看的可怕模樣；和他同在的另一個幽靈則是前額浮在膝蓋上，仿佛被一種極度的困倦所壓倒；四周散開的其他人，有著各種各樣不成形的癱瘓姿勢，恰像一張描繪大屠殺或是大瘟疫的圖片上所畫的那樣。”對此，阿契貝以《非洲的一種形象：論康拉德〈黑暗的心臟〉中的種族主義》為名，提倡非洲人自己書寫非洲新形象。

在阿契貝等先驅作家的影響下，奧克瑞在《饑餓的路》中呈現出真實的非洲風貌速寫，貧窮的非洲生活特寫以及落后的非洲人民之聲，并通過機器對生態造成的破壞、政治給生活帶來的混亂和白人對非洲人民生命的迫害，還原處于水深火熱中的非洲形象。奧克瑞對非洲形象的刻畫打破了長期以來西方意識形態中已經成為典型范式的非洲形象。通過對非洲的傳統食物、祭祀活動以及具有顯著地方性的非洲風俗迷信等日常生活的細節刻畫，奧克瑞揭開了非洲形象的神秘面紗。非洲人的生活貧窮落后，但并非是“疾病和饑餓的黑色陰影”，非洲大地有著獨特的地域文化，并不是殖民者開采自然資源的目的地。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以嶄新的人物形象和民族形象顛覆了以往白人作家筆下黑人的刻板印象，并從黑人作家的視角刻畫出白人殖民者的真實形象，從而打破了被英美文學長期壟斷的局面。

從非洲國家相繼獨立開始，非洲作家的寫作方向便從重現歷史轉向了揭露深刻的社會現實。奧克瑞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呈現出非洲原貌寫生圖，從而顛覆了以往現代西方世界眼中原始野蠻的非洲形象。西方殖民入侵對原始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改變。非洲的社會結構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口由農村流向城市，生產模式由傳統的農業轉向務工。獨立后的尼日利亞對西方政治體制的邯鄲學步并沒有使他們實現民主，也沒有使人們擺脫饑餓與貧窮，反而造成了權力之爭。與白人作家筆下“非人化”的黑人形象不同，奧克瑞真實地揭露了白人殖民者的偽善與殘忍，呈現出一個貧窮落后的被殖民荼毒后滿目瘡痍的非洲形象，揭露了殖民者利欲熏心、殘酷無情的卑劣行徑，表達了對非洲人民悲劇人生的深切同情。

奧克瑞筆下的非洲夢

非洲作家肩負著非洲民族書寫的重任，對古老非洲夢的建構體現了非洲作家的民族情懷。在《饑餓的路》中，奧克瑞將約魯巴民間傳統的神話傳說通過豐富的想象，創造出了以幽靈世界、夢境世界和多重幻像相融合的虛幻空間。通過幽靈世界的美好和夢境世界的預言表達對原始非洲夢的堅守和對未來非洲夢的憧憬。

“在我成長的傳統中，對現實有著多維度的解讀，其中包含著神話、傳說、祖先、靈魂與死亡。”奧克瑞說。在非洲，死者的靈魂可以借助動植物等重返人間，并通過夢境等征兆影響現世的人們做出選擇，幫助其脫離危險。《饑餓的路》中，幽靈世界是非洲人心中的一方凈土，象征著非洲人對原始非洲文明的崇拜與依附。幽靈世界的賢王象征著非洲祖先；鬼孩阿扎羅象征著脫離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新生的尼日利亞；賢王在冥冥之中給阿扎羅提供的保護，體現出古老文明對新生國家的指引與幫助。通過幽靈世界中賢王對阿扎羅的多次指引與庇護，奧克瑞實現了對古老非洲夢的回望與追溯。“非洲神話是非洲文化藝術的土壤，它不但培育了非洲的傳統宗教和文化，而且孕含著一種非洲民族精神。”（李永彩）奧克瑞在《饑餓的路》中借鑒了許多古老的非洲神話傳說，其中最關鍵的則是關于“路之王”的傳說。這個神話傳說正是“饑餓的路”的由來。路之王是貪婪的統治者的化身，從西方殖民統治到各路政黨統治，非洲人始終無法擺脫統治者貪婪的血盆大口。統治者不斷索取，導致了人們一直無法擺脫饑餓的命運。阿扎羅是非洲古老文明和西方文化雙重浸潤下的結合體。爸爸是阿扎羅的守護神，因此奧克瑞通過爸爸的夢境來預示非洲未來的出路，表達了對未來美好的非洲夢的憧憬與探索。

幽靈世界、神話傳說以及夢境與幻像等具有濃厚的約魯巴文化色彩，呈現出一定的魔幻性。奧克瑞將民間宗教、民俗和口頭神話與原始傳統文化的巫術、儀式、文化遺存和符號結合，以豐富的想象力創造出虛幻空間，象征了擺脫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新生的尼日利亞在發展中對古老非洲夢的堅守和未來美好非洲夢的憧憬。在這條艱難的誕生之路上，古老的文化與傳統仍然是非洲人民的信仰所在。他們堅持著自己原始的非洲夢，相信祖先可以庇護他們。同時，他們又期待著未來美好非洲夢的實現。然而，任何文化都具有兩面性。對非洲部落傳統的偏執堅守會導致故步自封和愚昧落后；西方殖民入侵帶來破壞的同時，也有著先進文化影響的一面。多元文化可以彌補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的缺陷。

奧克瑞筆下的非洲路

殖民前的非洲之路是一條“饑餓的路”。隨著殖民入侵，對原始之路的繼承與對西方殖民的模仿并未使新生的尼日利亞走向理想之路。長期被殖民的歷史，使非洲處于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碰撞與融合的復雜環境中，因而形成了一個雜合體。《饑餓的路》中，奧克瑞通過寇朵大嬸的分叉之路、爸爸的迷宮之路和阿扎羅的循環之路來探尋民族的出路。

新殖民主義時期，西方文明仍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非洲人。在傳統文明和西方殖民的雙重影響下，非洲的未來之路走到了迷茫的分岔口。寇朵大嬸的分叉之路體現了一部分非洲人逐漸擺脫非洲傳統，開始接納并崇尚西方殖民文化的過程。寇朵大嬸在雜糅的第三空間中尋找自己的定位，文化認同的失衡讓她在分叉之路上漸漸走向了文化邊緣人的尷尬窘境。

阿扎羅的爸爸代表了大多數從農村到城市，由務農到傭工，在階級剝削和殖民影響的雙重重壓下忍受著不公和屈辱的非洲底層人民。在《饑餓的路》中，他走了一條迷宮之路。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雜糅的尼日利亞發生著巨大而快速的變化，原本簡單的路也變得錯綜復雜。非洲人民對未來出路的探索也一度迷失于混亂中，未來的出路像迷宮的出口一樣難以尋覓。西方殖民的機器、原始文明的毒藥以及政客與百姓的自私都會給非洲家園帶來毀滅。人們要想擺脫當下充滿饑餓、貧窮、暴亂的路，就要打開心門，用新的目光打量世界，尊重一切生靈，不濫用權利，既不走愚昧落后的路，也不走腐敗貪婪的路，堅持愛與正義，為陷入苦難的非洲找到出路。

阿扎羅的循環之路反映出了生命的周而復始，這與非洲傳統的生死觀不謀而合，萬事萬物都在循環往復中生生不息。阿扎羅的漫游經歷就是對非洲原始之路的懷念惋惜，對非洲現實之路的深切體會以及對非洲未來出路的摸索探尋。固守本土文化與抵制西方文明并不會擺脫饑餓的路，只有保留本土文化的精華，順應歷史潮流才能為未來之路找到出口。

奧克瑞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的想象力，結合尼日利亞悠久的歷史、異域的文化、民族特色和日常生活，并通過英語這一文字載體呈現了非洲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弘揚了非洲精神，完成了民族精神的書寫。他真實刻畫出了殖民前原始的非洲形象和具有西方殖民烙印的非洲形象，打破了白人作家筆下刻板的非洲印象，改寫了白人作家筆下非洲大地是蠻荒之地，非洲人是野蠻人的偏見，從而打造出了豐富多元的非洲形象。借幽靈世界、夢境世界以及非洲神話傳說來完成古老非洲夢的追溯和未來非洲夢的憧憬。在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雜糅與碰撞中，以個人出路的摸索來表達對現實生活中非洲路的探索。通過對非洲原始文明之路的回望與堅守，對非洲現實之路的揭露與抨擊，以及對非洲未來出路的思考與探索，并結合多樣的人物和深刻的主題完成了對發展中非洲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