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從“傳奇”到寫實

2017年歲尾和2018年年頭，歇筆五年的莫言以新作重現文壇，陸續發表了一批詩歌、短篇小說和戲曲劇本，而五篇短篇小說是其中的重要實績。不能說莫言的短篇小說就超越了舊作，但近作依然保持了作家的思想藝術高度，且在某些方面有著突出的探索和新變，啟迪我們重新認識和反思當下的小說發展。他已然褪去了那種標志性的魔幻、傳奇色彩，轉變為一種現實的、寫實的風格；他更銳利地切入鄉村社會和各種人物的深層世界，揭示了更深廣的社會人生底蘊；他以一個作家的主體身份進入小說世界，呈現出一個真實而可親近的作家形象。這些對當下的小說和文學，意味著什么呢？

在所有的文學門類，如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中，小說歷來是被稱為“重器”的。如梁啟超認為小說是“文學之最上乘”；盧卡契指出小說是“這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魯迅認定“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這里的文藝也指的是小說。歷史進入現代以來，小說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功能得到了強化。中國的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始終把小說作為舉足輕重的文體，一部文學史幾乎就是一部小說史。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整個文學的邊緣化，小說的地位在下降、功能在弱化，“重器”逐漸淪為“輕器”。盡管文學體制和機制仍然把小說當作首要文體，優秀作家和作品不時涌現；但小說在整個文學中已不能“獨領風騷”，更難以引導一個時代的精神潮流，已是不爭的事實。作家們的小說觀念也在發生深刻變化，經典小說的規律和經驗逐漸被消解和揚棄，小說滑向了輕、軟、小的途徑。百年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始終是以鄉村小說為主潮的，但從90年代以來，城市小說興盛而鄉村小說衰微，主潮的轉換更導致了小說的漸趨疲軟，鄉村小說面臨著深刻危機和諸多問題。

莫言是以多部優秀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享譽文壇的，但同樣是以短篇小說起家，并用短篇、中篇、長篇小說共同構筑他的“高密東北鄉”文學世界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說：“如果在世界上給短篇小說排出前五名的話，莫言的應該進去?！盵1]同莫言的中長篇小說比較，他的短篇小說有更多的現實主義特色，創作時間集中在80年代，代表作有《民間音樂》《枯河》《白狗秋千架》《木匠和狗》《月光斬》等。他前期的短篇小說創作，表現了如下幾個方面的藝術特色。一是創造了一方溫暖、壯烈、魔幻的“高密東北鄉”天地。二是塑造了一種率真、野性、強悍的鄉民形象。三是熔鑄了一種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的講故事模式和敘事語言。[2]而近期的短篇小說創作，如《太平天下》《故鄉人事》《等待摩西》等，一方面延續了他的創作方法和手法，如荒誕、象征、反諷等等；另一方面又強化、突出了現實主義創作特征，如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對各種人物形象的塑造、對寫實手法的加強等等?，F實主義運用得爐火純青，而現代主義表現得不露痕跡。這不能不說是作家創作的重大變化。當然，向寫實、理性的回歸，也使他的一些作品出現了某種人工斧鑿的痕跡，這也是值得警惕的。他繼承和發展了經典現實主義文學手法，重構了小說中的重要元素，使小說再次呈現了作為“重器”的形態和質地，使人們看到了經典現實主義文學的永恒魅力。

莫言小說的標志性特征是“魔幻現實主義”，但他更認同“民間傳奇”這樣的概括。欒梅健說：“在《紅高粱》翻譯成英文以后，有一些評論家把這部小說理解為一部民間的傳奇，莫言感到：‘真是說到我的心坎里去了?！鋵?，我們覺得，幾乎莫言的所有作品，從他的敘事立場、故事、結構、情節乃至語言方面，都一以貫之地堅持了他的民間視角與趣味。”[3]魔幻是一種“變現實為幻想而不失其真實”的藝術形式，傳奇則是表現生活中離奇和不尋常情節的創作方法，二者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前者是西方文學中的概念，后者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名稱。莫言喜歡“民間傳奇”的說法，表現了他古典的和民間的一種“情結”。但在他近期的短篇小說中，人們卻看到了他從“傳奇”向寫實的傾斜。他不再采用更多的虛構、夸張、浪漫等藝術手法，而大量運用了寫實、具象、客觀的描寫手段。在敘事語言上也力求樸實、簡練、嚴謹。除《天下太平》是第三人稱敘事方法外，其余諸篇都是第一人稱敘事方式。而其中的“我”與作家本人有更多的重合。從“傳奇”到寫實，從虛構到“非虛構”，標志著作家對社會現實和底層民眾的高度關注，標志著作家對小說現實性的深廣拓展。

二、努力表現鄉村社會的“總體性”

小說所以被稱為文學的“重器”，就在于它的空間和形式與現實世界有著某種同構性，可以把現實世界的完整性、復雜性充分地表現出來。而這種功能，是其他文學文體難以具有的。因此，匈牙利著名文學理論家盧卡契創造性地提出了小說的“總體性”理論：“對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來說……主要的是，他擁有什么樣的手段，他思維和塑造的總體性有多么廣和多么深?！盵4]這里的總體性，是指世界的、社會的、人類的總體。既包括物質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既涵蓋世界的外在形態，也涵蓋世界的本質規律。既涉及文學的思想內容，也涉及文學的表現形式。對小說而言，不管是長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或者短篇小說，都應該、都可以表現出生活的這種總體性。莫言把小說比喻為河里的魚，風趣地說：“我的手伸進故鄉，抓出來的是一條小魚，那就是一篇短篇小說，如果抓出來的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魚，那就是一個中篇小說，如果運氣好，抓出來的是一條大魚，那就是一個長篇了?！盵5]這番話，不僅反映了莫言的創作源泉，就來自永不枯竭的故鄉生活；而且表現了生活素材的多樣性，就決定著作家所選擇的小說文體。但不管是中短篇小說，還是長篇小說的題材，都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所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對莫言來講，故鄉“高密東北鄉”既是他生活的根據地，又是他觀察中國農村的一面“窗口”。他在這里看到了農村發生的巨大變化，也看到了種種危機和問題。他在一篇記者訪談中，談到土地的荒蕪、土壤的被污染，認為“人類總有一天要受到逃離土地的懲罰?！闭劦娇茖W技術高速、畸形的推進，“是一種商業利潤的鞭子抽打著的病態發展?！闭劦睫r村城市化進程太快，出現了種種問題，以為“會受到歷史的懲罰?！闭劦睫r村倫理道德的滑坡，指出“將會導致許多轟轟烈烈的鬧劇和悲劇。”[6]他是站在審視、揭露的立場上，觀察和表現農村、農民問題的。表現了他的赤子之心和憂患意識。

莫言在近期的短篇小說中，把他的銳利之筆，深入到了農村的現實、歷史層面，揭示了鄉村生活的總體性乃至某些本質規律?！短煜绿健芬砸粋€農村孩子的一次奇遇，展示了這個村子的種種現實問題。如政治生態，現任村官張二昆，用非正當手段把原村官拉下臺，但新村官也不是一個清官，正在借種種機會貪腐。如經濟發展，村里沒有什么資源、企業，只有一個養豬場不僅沒有多少收入，排出的污水反而把土地、水灣也給污染了。如文化道德，新村官帶領村民用手機拍攝視頻隨意轉發，成為人們的一種宣傳和娛樂。新村官生活作風不正，與女村醫關系曖昧。還有留守兒童與老人問題，多數年輕人都外出打工謀生了，留下的老老少少面臨著種種生存問題。小說結尾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情節，那只被抓又被放的老鱉，人們突然發現背蓋上有“天下太平”四個象形字，與村名正好巧合。人們紛紛贊嘆、鼓掌。這是作家的一個神來之筆，一個機智的反諷。還有整個小說的核心情節，是一個孩子的手指被老鱉咬住最后終于獲救的過程，這個情節蘊含著人與自然、魚類的關系，人與環境保護的大主題，帶有濃厚的夸張、荒誕色彩。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作家的藝術匠心。

如果說《天下太平》旨在揭露現實問題的話，那么《等待摩西》就意在探索歷史得失。后篇以一位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農民為主人公，描述了他半個世紀的人生歷程，折射出中國農村的歷史變遷以及農民的悲劇命運。60年代的“文革”，使一個農村青年成為造反者；80年代的農村改革開放，使這位有膽略的農民變身企業家，旋即又淪為逃亡者；新世紀的市場經濟時代，歸來的農民轉變成詐騙者、基督徒。歷史在探索、在進步，但中國農民卻沒有成為有文化、有思想的現代農民，而是在不斷地折騰、冒險、沉淪。其中蘊含了多少歷史奧秘和教訓?。?/p>

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經成為歷史，但關于階級斗爭的記憶和影響，卻并沒有消失。莫言在他的近作中切入了這個領域?！兜刂鞯难凵瘛分忻鑼懥宋辶甏甯刹客刂鲗O敬賢的尖銳斗爭。但八九十年代之后，地主的兒子、孫子成為占有全村五分之一土地的大農戶。歷史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斗士》里老支書同村里的惡人斗得你死我活，表面上看是一種階級斗爭，實質上是人性之惡的沖突?！蹲箸牎分械膸讉€成分不同的孩子，在階級斗爭時代，竟在無意間釀成慘痛的悲劇。地主家庭出身但品學兼優的田奎，因此造成終身殘廢，窮困潦倒。莫言揭開了歷史和現實中觸目的傷疤，讓人驚醒、深思！

鄉村社會中的文學青年，已是一個被遺忘的群體。莫言在《詩人金希普》和《表弟寧賽葉》中，刻畫了兩位鄉村“文青”形象。他們不再像八九十年代的文青那樣，立足鄉村、為農民代言。而變成了游手好閑、騙錢騙色、擾亂社會的文痞、騙子。從他們身上，不難看出鄉村文化道德的淪喪。

在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中，鄉村社會的蛻變是尤為艱難、痛苦、沉重的。莫言近期的短篇小說啟迪作家，要從更深廣的視野觀照農村和表現農村，發現農村的新變化、新矛盾、新問題，這樣才能促進農村以及整個國家的變革和進步。

三、在寫人物中“講故事”

在小說創作中，怎樣講述故事？怎樣塑造人物？故事與人物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些在經典現實主義理論中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今天卻被模糊、攪亂了，再次成為新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讓小說走進讀者，文壇上風行“好故事”主張，但強調過頭就導致了對人物形象的沖擊?，F在很多作家、評論家都在呼喚人物形象的塑造，但由于人物理論的改變和作家特別是年輕作家對生活中人物的不熟悉，小說人物形象乃至典型人物的薄弱，已成為一個嚴重問題。莫言談過許多小說創作問題，但讓人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逼鋵嶊P于故事和人物他講過很多。他說：“我一直強調小說的第一因素是小說應該好看，小說要讓讀者讀得下去。什么樣的小說好看？小說應該有一個很好的故事、精彩的故事。因為所謂思想，人物性格的塑造，時代精神的開掘，所有的微言大義，都是通過故事表現出來的。”[7]最近他再次重申和補充了自己的觀點：“我曾經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實際上我是一個觀察人、研究人，包括觀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只有理解了別人才能理解自己；當然，也只有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別人。而小說從根本上說寫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不過更錯綜復雜?！盵8]在莫言看來，一部小說有一個精彩的故事十分重要，但講故事并不是最終目的，講故事應當為體現主題、塑造人物服務。人物高于故事。然而，莫言小說中的故事，并不是那種離奇曲折、完整有序、循環封閉的故事模式；而是一種零散有趣、巧妙連綴、自由開放的故事形態。他往往是按照人物塑造的需要，來選取和建構故事情節的。

莫言刻畫了眾多的農民形象。有的寥寥幾筆就躍然紙上，但較為單薄。如村官張二昆、青年農民孫雨來、老基督徒柳彼得、鐵匠老韓及徒弟們等等。而出色的有如下幾類。

塑造具有社會歷史內涵的人物形象，是莫言游刃有余的?！抖肥俊芳锌坍嬃藘蓚€人物形象，老支書方明德和老光棍武功。方明德是一個老革命式的人物。1948年入黨，參加過抗美援朝，三等殘廢軍人。他長期擔任村支書，在歷次運動中都是緊跟派，有功勞也有苦勞。但就是這樣一個老革命，在村里實行家長制統治，私設公堂，批斗不聽話的村民。隨意奪取他人所愛之物，占有普通村民的妻子；重用家人親信，構成一個家族權力階層。他一生信奉階級斗爭哲學，直到晚年還宣稱“我要戰斗！”這是漫長的階級斗爭塑造出來的人物，一個具有濃重的農民思想性格的基層黨支書形象。武功是另外一類“強人”。他出身不好，家境貧寒，孤身一人，處于社會最底層。他不好勞動，吊兒郎當，嘴臭手賤，又好揭人短處，成為村里的惡人。老支書方明德所以批斗、吊打他，就是因為他不僅不取悅領導，還公開揭露領導的生活作風問題。二人斗來斗去，兩敗俱傷。在老支書看來，這是一種階級斗爭，實質上是人性中惡的沖突和較量。武功集底層人身上的懶散、無賴、強硬、狠心等性格特征，成為一個獨特的人物形象。

刻畫具有悲劇命運的人物形象，是莫言駕輕就熟的?！兜刂鞯难凵瘛分械膶O敬賢，是一個別有意味的人物形象。土改之前，他是一位種莊稼好手，喜歡土地，買了很多薄田被錯劃為地主；大集體時代，他內心不平，消極抵抗，受到村干部的嚴厲懲罰。新時期之后，他的兒子孫子成為種田大戶，真正成為一個“地主”，并在死后“享受”了兒子們舉辦的隆重葬禮。這是一個雖然不壞但并不善良，遭受冤枉而值得同情的地主形象。在他的命運中蘊含了復雜的農村歷史?！蹲箸牎防锏牡刂髯拥芴锟?，從小學習好、愛勞動、膽子大。但因成分不好，不能繼續上學；又因小伙伴們的“誣賴”，被父親剁掉右手，以致終生坎坷，家業難成。這是一個被時代犧牲了的優秀青年，在農村屢見不鮮?！兜却ξ鳌分械幕浇碳彝コ錾淼牧l東，在半個世紀的歷史浪潮中沉浮起伏。從背叛家庭的造反者，到財大氣粗的農民企業家，到皈依宗教的基督徒。從摩西到柳衛東、又到摩西的改名過程。充分表現出底層農民身上的一種才華、智慧和膽略，同時也折射出一種盲目、冒險和愚昧。

描寫富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形象，也是莫言純熟自如的?！对娙私鹣Ｆ铡分械慕鹣Ｆ?，是一個市場經濟時代的鄉村“文青”形象，他恃才傲物，流竄在城鄉，以詩人為幌子，巴結上層，騙錢騙財騙色，是一個打著詩人旗號的騙子?！侗淼軐庂惾~》里寧賽葉，與金希普是同類人物，他饞吃懶做，狂妄自大，抱怨親人，怨恨社會，卻對文學始終抱有幻想。是一個叛逆的“文青”形象。借用世界著名詩人的名字，正好表現了他們的無知和狂妄。這兩個人物個性鮮明、強烈，但作者過分渲染了他們的外在性格，卻忽視了對他們精神、心理的開掘，致使人物缺乏應有的深度和廣度。這是現實主義個性人物容易出現的一種缺憾。

四、恪守作家的民間情懷

莫言近期短篇小說中，出現了一個作家“我”的較完整形象，這在他過去的短篇小說中，是從未有過的。

作家“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被政治化了的文學問題，也是一個復雜的學術問題。一個作家，未必會明確表白他為什么人寫作，但他的寫作必然會忽隱忽現地蘊含著為什么人寫作的傾向。為政治寫作、為精英知識分子寫作、為民眾或人民寫作，是過去常見的幾種寫作類型。當然，三者之間會有交叉、融合的現象。莫言明確地講：“我認為真正的民間寫作就是‘作為老百姓的寫作’……他在寫作的時候，沒有想到要用小說來揭露什么，來鞭撻什么，來提倡什么，來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寫作的時候，就可以用一種平等的心態來對待小說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認為自己比讀者高明，他也不認為自己比作品中的人物高明?！盵9]在民間社會體驗和觀察生活，站在老百姓的立場和利益上進行寫作，創造一種能夠被普通讀者喜愛的講故事形式和語言。不受社會潮流的影響乃至政治形勢的左右。這就是莫言所謂的“作為老百姓寫作”的內涵吧？但莫言并不等同于一個普通老百姓，他是一個具有現代思想和文化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堅守民間情懷的當代作家，他的身份、視野是超越普通老百姓的。他繼承了魯迅、趙樹理、高曉聲等的創作傳統和精神，但他的創作更具有純粹的民間性。他在小說中展示了“高密東北鄉”歷史上的貧窮、蠻荒以及現實中的種種亂象，坦露了普通鄉民的強悍、義氣乃至野性、丑陋、愚昧，使很多上流人物難以接受、提出批評。但他是坦然的、大度的，因為他是站在民間和民眾一邊去寫作的，一個“赤子”的批評、揭露、諷刺，是能夠被故鄉和鄉民接受、歡迎的。莫言是“高密東北鄉”也是中國農村的“兒子”！

莫言前期短篇小說和近期短篇小說中，都有“我”的形象出現。但前期中的“我”，是一個又黑又瘦、貧窮孤獨，在大自然中自由生長的黑孩子，是作家童年的原型。在近期的五篇小說中，只有《天下太平》中有一個視角人物——留守兒童小奧的形象，與前期作品中那個黑孩子有相通之處。小奧父母親進城打工，與爺爺相依為命留在村里，他孤獨、敏感，聽話、懂事，知道親大人、喜歡大自然，但他面對的是亂糟糟的農村，經受了一場被老鱉咬手的險情。而在其余四篇小說中，都是以現在的作家“我”為視角和敘事人的。

小說本質上是虛構的，因此不能把莫言近期小說中的“我”與作家本人混為一談，但二者確有許多共同和重合之處。這種寫作方法大大強化了小說的寫實性、逼真感。小說中的“我”，是一位身居京城、功成名就的中年作家?！拔摇背錾谏綎|高密農村，從小家庭貧困，又逢亂世，小學沒讀完就回鄉勞動，但卻不是一位好勞力。“我”去橋梁建筑工地上干過活，到棉花加工廠做過工。二十余年的鄉村生活，使“我”認識了農村和農民，親歷了時代的變遷。當“我”成為一個作家、名人之后，依然心系故鄉，把故鄉作為終生的“根據地”。那里有“我”年邁的父親以及親人、鄉親、朋友，每年總會回去幾趟；那里有“我”夢牽魂繞的故土，“我”需要知曉那里的發展變化，滋養自己的寫作。只有這樣，“我”才有可能實現自己“作為老百姓寫作”的文學追求。《天下太平》是以留守兒童小奧作為視角人物的，但在小奧的眼睛后面，還有一雙作家的眼睛。

小說中的作家“我”，是一位真誠忠厚、謙虛低調的人。“我”與小學同學柳衛東是朋友，這種友情終生不渝。當柳在順境時，“我”鼓勵幫助他；當柳在逆境時，“我”同情關懷他包括他的妻子女兒。地主孫敬賢的孫子孫來雨，成為農業大戶，“我”很喜歡這位胸懷坦蕩、雄心勃勃的年輕人，決心幫他到縣領導那兒說情，包下原縣農場那八百畝土地，實現他做一個農場主的夢想?！拔摇背３Ｏ肫鹜甑纳詈徒洑v，為當時的一些幼稚和錯誤而后悔。上小學時，“我”寫了一篇作文《地主的眼神》，把孫敬賢當階級敵人去丑化，導致老人受了很多苦，現在“我”認識到：“作文確實也寫得過分”，“這是我至今內疚的?！北取拔摇贝笪鍤q的地主子弟田奎，本來是很有前途的苗子，但“我”與二哥為逃避責任，把哄打傻子的過錯推到了他的頭上，導致田奎被父親剁掉右手，毀掉了他的一生。這更讓“我”終生不安，用懺悔的心情寫下《左鐮》這篇小說。

小說中的作家“我”，也常常會遇到一些作難、尷尬的事情。狂傲自大的詩人金希普，“我”不僅不想幫助他，還在一些場合揭露他的真相，導致他對“我”懷恨在心，用“依然為名煞費心”、“到底還是一俗人”的詩句來諷刺“我”。讓“我”如鯁在喉。表弟寧賽葉，懷揣文學夢想，但“我”知道他在文學上路子不正，因此沒有給他“走后門”薦稿薦人，但卻在就業和經濟上給予他很多幫助。使得表弟與“我”反目成仇，公開叫罵，“我”也無可奈何。這里又顯示了一個作家在故鄉、在家里的懦弱、無奈。就這樣，在這些作品中，一位憂國憂民、扎根民間、重情重義、達觀風趣的作家“我”的形象，一點一點地站立起來。也許莫言無意寫出自己的形象，只是把自己當做一個貫穿故事情節的線索人物；但在不經意間，人物脫離作家，漸漸羽翼豐滿，成為小說世界中一個獨立的人物形象。

【注釋】

[1]莫言：《白狗秋千架》封底引言，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2]段崇軒：《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演變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頁。

[3]欒梅?。骸睹耖g的傳奇》，《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1期。

[4][匈]盧卡契《盧卡契文學論文選》（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頁。

[5]童慶炳：《莫言的碩士論文與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6]莫言：《莫言對你說》，《新民周刊》2012年第40期。

[7]莫言：《用自己的情感同化生活——與〈文藝報〉記者劉颋對談》，《說吧，莫言》（中卷），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頁。

[8]莫言：《一切來自土地的都將回歸土地》，《小說選刊》2017年第12期。

[9]莫言：《文學創作的民間資源》，《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