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之跡熄然后《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孟子學說的主軸，并非“心性”形而上學的概念攀援和道德理性演繹。孟子綜合“王者之跡”體現的儒家政教理想與孔子“志在《春秋》”的現實精神，從個體心性層面上，弘揚與重建了一種關于心性的詩性教化傳統——實現心性從“實然”向“應然”層面的躍升。這種心性教化具有肯定性、內涵性、價值性的內容，而不同于漢代詩教僅僅停留在一種限制性、限定性的抽象規范層面。心性教化追求“應然”的超越性，但不同于理學的道德形而上學思路，它正視而非回避人性之“實然”的現實構成狀態。

知言養氣、以意逆志當中的心性飛躍

孟子自認為最擅長的兩件事，“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事實上都是把握心性的具體手段，它們力求把握的是心性“實然”狀態下的現實性。這體現在詩教與文論問題上，“言”與“詩”就屬于人的心性之“實然”的自然狀態，而孟子“以意逆志”的論詩、解詩方法，由此就具有了“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孟子·盡心上》）的修養、教化方面的積極意圖。從心性角度看，“心”是“性”的實存形式，“性”是“心”之本然、本體；同時，“意，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說文解字》），“志”是“意”的統屬，而“意”是詩中之義、言中之義，是“志”的具體化。但總體而言，“天命之謂性”（《中庸》），對于孟子來說，只有淵源自“天命”之“性”的道義責任擔當，才能稱之為“志”，所以一方面，“志”和“性”是同屬一個“應然”層面的東西，而“詩”“意”或“言”“心”屬于“實然”的現實具體性；另一方面，“志”“意”和“詩”又分別包含著“性”“心”和“言”的道德化、倫理化的具體內涵。

由此，“詩”（“言”）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作為“性”之實然的“心”跡之所“存”；另一方面包含了“志”之具體化的“意”。于是“詩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龍·明詩》），在一定的情況下，心性教化問題可以轉化為“詩”中之“意”、詩人之“志” 的問題，存心、養性的問題可以轉化為“知言養氣”“以意逆志”問題。由此，從詩教的角度出發，“存心養性”當中的“心”“性”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從詩教的層面來“知言養氣”“以意逆志”，則存心養性也易于著手，可以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展開。含“意”之“詩”、存“心”之“言”，雖非道和天性之實體、本體所在，卻是體現“志”與“性”的具體存在方式，要想將其全然泯滅，不僅不符合天道與人性，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因“言”以知“心”，以“意”來逆“志”，從“心”“意”之形跡入手養“心”之本“性”、求證“詩人之志”。在這個心性修養與教化過程中，“言”“詩”和“心”“意”正是孟子詩教的具體實踐領域，是詩教展開的基礎，也是“存心養性”的出發點。

不過，這些比較特殊的是“氣”或“養氣”的問題，對于“以意逆志”“存心養性”恰恰很關鍵。一方面，“志”為“氣”之帥（《孟子·公孫丑上》），說明“志”高于“氣”是孟子所謂“養氣”的目標指向；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說，“以意逆志”是“存心養性”的一種方式，其實也只有經由“養氣”之生命化、具體化的修養過程，“養性”的目標才能實現。所以，“詩”“言”“意”“心”屬于“末”的層面，“志”與“性”屬于“本”的層面；就道德倫理內涵而言是“詩”“意”“志”，就人性的自然構成而言是“言”“心”“性”。但總體而言，“詩”“意”“志”不是憑空而來的，道德、倫理不是自本自根的，而是“詩”“意”“志”在“言”“心”“性”中，道德、倫理在自然性（“天”）之中。因此，前者表現為“外”在道德倫理屬性與習得技藝，后者為“內”在的人性自然基礎。

因此，“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孟子·公孫丑上》），“氣”不僅是上述兩個過程當中各自縱向的中介程序，是生命之本末、內外溝通而實現存心養性的必要條件；同時，它也是連接這兩條教化進路的連通器，“氣”是生命、現實生存的特征，“詩”“意”“志”、“言”“心”“性”及內外、本末，統一于以“氣”為特征的士人個體生命的現實生存，統一于以“氣”與“養氣”的循環形式構成的士人生命儀軌——“氣”不比“志”“性”更高，卻具有一個超個體且具體可操作的自然性底盤——“養氣”因此超越生命個體本身，將更加浩大的生命價值格局（“浩然之氣”）包絡并整合起來。

孟子學說的歷史使命與核心關懷

身處社會道德底線不斷崩潰的戰國亂世，孟子義理建構的基本目標，就是使儒家之“意”與“志”，不只是一種后天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意志，而是同時具有天“性”、天命的自然性基礎與根據，能與“天”溝通和建立聯系：將道德倫理內容安置于人性之自然性構成之上，使其變成一種類似生命之準自然本能的東西。從儒家士人生命個體之現實存在方式著眼，孟子所謂“養氣”、所謂“浩然之氣”，就是擴大個體生命的配置與格局，從天道自然的層面找到個體生命的價值根據——從存心、養性的角度守護天性、天道之本然，反過來從“心”之本“性”和本體當中，發現天命之所鐘的生存與價值支點。這不僅是為了個體存在意義上的心定、性安，而且是求得以天命、天道來支持儒家的政治理想與道義實踐。

在這個義理格局當中，“知言養氣”“以意逆志”是存心養性的一個角度或一種方式，它逆求的威武不屈之“志”，就是求得“性”層面上的、由天命與天道支持的人生價值目標的真確性和確定性。這就是“所以事天”，作為“天吏”（《孟子·公孫丑上》）、“天民”（《孟子·萬章下》）的士人，也才能夠做到“仰不愧于天”（《孟子·盡心上》），完成其道義使命。因此，“知言養氣”“以意逆志”之逆向訴求的“逆”雖小，卻是人性或者善性的本質呈現，是人之為人的本質力量。或者說，是人本身最為超卓、偉大的力量。“逆”點明了人心和人性的靈明與高貴之所在，即不是順著“向下一路”的路徑，任憑生物性的自然隨意泛濫。儒家憑借“知言養氣”“以意逆志”的方式存心養性，將理想與現實作“真空不二”的整體理解與把握。

但不僅如此，孟子所謂“我四十不動心”（《孟子·公孫丑上》）的“不動心”，并非如道、釋兩家那樣只是純粹個體的自我修養境地，而是儒家士人實現與完成其道義職責的過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知言養氣”“以意逆志”與反求諸己、存心養性，是平行、共振的過程，“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其在個體人格層面體現的現實效應。儒家的核心關懷，是如何對士人乃至廣大民眾的心性作某種有效的教化與引導，使其臻于善性：以詩性與詩教來頤養、延伸、升華人的“自然”天性，使之不斷在更高的層次上符合“天命”之善性、符合天道之“自然”，這才是真正能夠“不動心”的基礎。從這樣一個心性教化的層面上講，孟子學說當中被人們詬病的“烏托邦”，并非永遠無法抵達的空想之國，而是可以在每個人心靈、心性層面實現的“飛越”。這正是孟子詩教教化意圖的具體實現途徑、方式與目標。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