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馬斯（右二）為首的少年們具有抗體，他們原本糾結著是否應該配合實驗室研究解藥。實驗室的邪惡本質暴露后，他們也不再考慮拯救全人類。（資料圖/圖）

青少年反烏托邦電影《移動迷宮》迎來了整個系列的終結篇，劇情走向令人失望，卻值得深思。

《移動迷宮》最初是一個英文小說系列，由于大受歡迎被改編成電影。“反烏托邦”是小說作者詹姆斯·達許納對這部作品的評價。他坦言自己創作時受到了小說《蠅王》的影響。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威廉·戈爾丁出版于1954年的小說《蠅王》堪稱青少年反烏托邦小說的始祖，開創了青少年反烏托邦小說的基本模式——“做試驗”。

在小說《蠅王》里，一群不諳世事的孩子漂流到一座荒島，一個微型社會實驗就此展開。故事的懸念在于，這群孩子能否建立一個美好的烏托邦世界。答案卻是否定的，孩子們很快分裂成兩派，接下來，他們無師自通地策反、背叛，進而掠奪、暗殺、發動戰爭。直到一隊軍人無意間登陸荒島，孩子們的互相殘殺才停止。

小說《蠅王》創作于“二戰”結束9年后，作者設定的故事背景是發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未來，這群孩子在一場核戰爭中被救出，由于飛機失事來到“世外桃源”。小說的“實驗”結果讓人嘆息——人類的下一代并沒有擺脫戰爭的陰影，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仍然是人類難以逃脫的宿命。

1990年代，日本作家高見廣春創作了小說《大逃殺》，轟動一時。這部小說可以視為《蠅王》的變體。小說中的日本少年頑劣異常，甚至欺凌學校老師和其他成年人。為此，教育部門設計了“大逃殺計劃”，每年被選中的班級要在一個無人區互相殘殺，只有一人能活到最后。《蠅王》里弱肉強食的結果在《大逃殺》里變成人為設定的規則，并且更加殘酷，從中也可以看出規則制定者對人性的深深失望。然而，男女主角抱定不殺人的信念投身其中，竟然活到了最后，也為這個反烏托邦的殘酷故事保留了一點溫情。

2005年的日本漫畫《詐欺游戲》的主題更貼近現實，取材于傳銷活動。游戲設計者發起了一個在現實中相互欺詐、騙取巨額獎金的實驗。每場實驗在理論上都存在所有人同時獲勝的可能，由于參賽者的貪婪和不信任，每場實驗都以零和的結局收場。直到女主角參與實驗，憑借近乎幼稚的信念，終于打出共贏的結局，這場測試人性之惡的實驗也就此終結。

類似的劇情反轉正是反烏托邦小說選擇青少年作為主角的意圖所在——小說在呈現反烏托邦世界的同時，又賦予青少年改變現實的勇氣和信念，他們的行動暗示著人類有可能擺脫宿命，迎接一個更有希望的未來。

《移動迷宮》的開頭也是一場實驗，但它并不考驗人性的底線，而是把一群少年扔進一個巨大的迷宮世界。為了生存，他們需要躲避怪獸的追殺，并逃出迷宮。少年們成功逃脫后，實驗設計者卻告訴他們，人類在一場天災中滅亡大半，幸存的人也感染上一種致命的病毒。這群少年是對病毒免疫的罕見人種，迷宮實驗就是為了研究他們的大腦，從而研制抗病毒疫苗。這一切的最終目的是，拯救全人類。

電影《移動迷宮3》，政府建立的實驗室其實是為精英階層服務的，底層民眾知道真相后，憤怒地組織反抗。（資料圖/圖）

然而，在被實驗設計者蒙騙進入下一階段實驗后，少年們的態度出現了分歧。有人堅決反對繼續接受實驗；有人則認為應該“犧牲小我”，拯救全人類，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同伴，成為潛伏在少年中的“臥底”。

兩種立場的對立拋出了一個經典的倫理困境——是否應該犧牲少數人來拯救多數人？西方倫理學將這個問題命名為“電車難題”——一輛失去控制的電車將要撞上五個人，如果走岔道，能救那五個人的命，卻又會撞死另一個無辜的人。

但《移動迷宮》里的立場分歧又比“電車難題”多了一層深遠的意味。實驗室盡管用欺騙的方式讓少年們加入實驗，但理由看起來卻仍是正義的。面對全人類的存亡，少年們似乎也有服務于人類共同利益的義務。反烏托邦背景之下，少年看似在對抗，但兩者之間仍然存在和解與合作的可能。

遺憾的是，這種可能性在《移動迷宮3》被瓦解。實驗室用正義掩蓋了更加黑暗的秘密——天災不過是他們編造的謊言，病毒則用來削減地球人口，他們尋找對病毒免疫的青少年不過是為了研制出疫苗，救自己的命。少年們之間終于不再有分歧，他們做出了一致的選擇：摧毀實驗室。

事后，這群健康的免疫者來到一個世外孤島，過著看似歡樂寧靜的生活。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少年們在摧毀實驗室組織的同時，也消滅了科研機構、民主機構，一起消失的還有故事最初他們對于普羅大眾的關切、對人類未來的使命感。這不是一場勝利，我們甚至可以認為結局退回到了故事的最初階段——一個仍然危機四伏的反烏托邦的世界。電影結尾處那個名叫“安全天堂”的小島，與《蠅王》里的小島甚至有著驚人的相似，誰能保證，新的分裂、暴力、戰爭不會在這個愛與和平的小群體里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