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從今天已然經過十來年間的多番問難、辯白而形成的問題場域來看，Sinophone Literatrure或華語語系文學的系列申論中，最值得重視的并非“文學”，而是乍看起來好像只是綴在“文學”前面做形容詞的“sionophone”和“華語語系”。無論是在史書美最初的立論背景和設問指向上，還是在其后這十幾年里臺港地區、東南亞和美國的中國學和東亞研究的中青年才俊們圍繞華語語系展開的種種評論和爭議中，文學都并不是真正必須在場的實際標靶，而僅是便捷適用的一個話題觸媒。假如語境方便，這個觸媒從文本文本換成視覺影像、從小說、散文、詩和戲劇換成電視、電影以至網絡媒體上的各類非文學信息，都未嘗不可。

隱含在華語語系論述中的實質問題，是超文學也超文本的當代全球化和本土化兩大潮流奔突匯合下的中國人、中華民族、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的多重認同如何與時俱進而又面向現實、面向世界作出調整和更新。文學之所以會被引入這一宏大的議題范疇，除了為避免政治色彩和現實指涉過于突出，更主要的是因為文學與民族、國家的文化與政治認同中最具符號表征意味的預言直接相關。完整地講，華語語系這個貌似于理不通的新名詞，是在以它外表上的別扭和牽強，緊緊地糾纏著、牽扯著當前國際政治體系和文化格局中漢語、中華民族和中國的國家認同問題。換一個說法，華語語系意在概括和指認當今世界所有以漢語為母語的共同面臨的民族、國家和語言認同困惑。它的構詞機理雖經不住推敲，但它有意無意地為漢語人口的主體賦以復數性質的作用，進而為中華民族、中國人、華裔、華僑、文化中國、政治地理形態的中國添注新義項和新關聯的作用，是切實且鮮明的。仔細想想，這一連串錯綜交織、相互盤繞的問題，離開語言這個貫通表里的、既呈現為象又直擊著義的癥結或樞紐，很可能真還找不到第二個能夠牽一發而動全身、綱舉而后目張的一攬子把握的抓手。華語語系，更精準地說，sinophone，確實是一個充分而必要、適時而得力的提出問題和追索問題底細的角度和入口。

依照其原生于法語中的本義，sinophone具備兩個可并存、兼容的義項：說漢語的（人），在至少有兩種語言通行的地區說漢語的（人）。當今包括中國全境在內的整個世界上，多語并行幾成普遍現象。因而，即便是在祖國說漢語的人，也大可稱為并歸入sinophone之列。反過來講，今天的漢語已經不可阻擋、無法回避地進入了只能在與其他語種混響并行于一個空間的狀態和形式存在的時代。簡言之，也就是如今Chinese必須且只能sinophone。Sinophone已成為Chinese的新常態。所以，談論sinophone，即成為談論今天的Chinese的唯一有效方式。

就這個意義來看，以往許多人所指的史書美的Sinophone堅決將中國排除在外，而王德威的Sinophone，則偏偏要以“深入虎穴”、直搗中軍帳徹底反收編的豪橫氣，把中國包括在“外”，其實都是一層虛浮的表象。史、王在華語語系的理論旗幡下，真正要進犯、擾動的頭號大營，同樣都是中國。史書美從新清史研究領地上活剝來的“內亞國家”、對內殖民和語言文化殖民一套說法，王德威在幾種華語語系文學讀本中特地將國內作品與外國華裔、華僑的漢語作品歸置為同主題下交相參照的互文文本，其理據和思路，顯然都出于sinophone的本尊和正根俱在中國境內這同一條認知邏輯的轍印上。

二

語言之所以成為一個種族或民族的標志，直接的緣由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德國近代語言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流行，在當代中國，則與1950年代初全國普查確定少數民族時采用并遵循了源于斯大林著作中的民族定義有關。共同的語言，在斯大林給出的民族定義中，被視為體現民族作為特殊的穩定社會共同體所必備的五大基本特征之一，而且還位列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其余四個特征之先，既是首要前提，也是突出辨識。

據費孝通先生披露，在他親身參與這次民族調查的過程中，貴州一個人口約二十萬的自稱擁有非漢語語言的“穿青”群體，就是因為結合移民遷徙等相關歷史背景，甄別出其自認為非漢語的民族語言實際上是元末明初江西一帶漢人的方言，而被確認為并非少數民族、仍屬漢族。只不過在文化、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由于他們在當地最初以軍籍落戶、淪為底層苦力勞工，長期遭受后來移居到此的漢族紳商和當地民族原有的權貴豪強階層的剝削、壓迫和歧視，結果導致在當地的社會輿論和風俗習見以至他們本身思想意識里，他們都逐漸都被歸成了異于一般漢族的另類人群。這個實例中，共同語言完全壓倒了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成了民族標志的關鍵細節和民族特征的先決因素。

對于如此推重語言在標志或維系民族獨特性方面的理念認識和政策措施，遠在現代德國的社會意識和國家政策從語言民族主義轉向人種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之際的歐洲學界，近在目前馬戎等學者嘗試重估、重建中國當代民族政策的理論探討中，都已有直接而深入的省察和批判。但整體宏觀意義上的批判或修正，終究并不足以代替或改變個體微觀層面的經驗實感。在這一點上，斯大林關于民族特征的論斷里著力強調的“共同體”一語，倒是切中了“民族”這一概念的核心。作為一個衍生于或受激、增殖于17世紀一系列國際條約（主要是標志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的簽訂于1648年10月24日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政治化概念，“民族”從一開始就深含了追求和捍衛均勢、多元、自主的群體生存理想的社會語義學基因和政治實踐能量，經介入或落實到個體社會成員的認識和感受，其根本的支點和重心，必然集中在對生存共同體的尋求和確認上。以時下似已被用濫了的說法來表示，這種心態的取向所指就是群體認同。而群體認同的生成，在個人精神世界里，一個最基本也最自然的開端，就正是從民族意識的自覺和與此緊相伴隨的民族群體歸屬感的萌發開端的。而恰在促成這種自覺和萌發的契機或觸點上，又不能不顯示出因人而異、因時因地而宜的復雜性。

基于此，或許可以說，斯大林的民族定義推重共同語言，史書美和王德威的華語語系論述選擇從語言入手探究中國文化認同的當代轉型和國際挑戰，實質上都有相同或近似的認識根據和思想淵源：在他們各自不同的人生經驗中，語言曾經作為最鮮明、最強勁的因素影響和支配了他們民族意識的生成。正是憑著對共同語言的識別、依賴和持守，他們在群體生存價值的深層意識中把握并確認了自己的根系所在、歸宿所存。或者更進一層講，若非靠著語言的線索做導引，他們的文化尋根就無從展開也無法完成。

三

身為從山東移民到韓國，卻在當地中文學校完成中小學教育，并且在家庭內部一直保持讀漢語書刊和說故鄉方言習慣的華僑，史書美自韓赴臺再赴美留學、定居之前，與其父母及祖父母一代都一直保留中國國籍（盡管是如王德威所說的中華民國的遺民之籍）。王德威則是1949年兩岸隔絕前夕國民黨赴臺兩百萬軍民——也即今天臺灣所謂“外省人”抵臺落戶后的子女一代，雖未降生在大陸的吉林故鄉，但生息之處仍是中國之地，文化、語言的先天傳承和后天營養，皆地道中國本土成色。同史書美相仿，王德威也是赴美留學而后定居入籍美國，才發生了身心兩面、國籍（連同政治認同）與文化雙重身份的由中國人變為外國人、由祖國之主變為祖國之客、由終日在家人和國人面前運用母語而變為長時間在外國以外語為第一語言而以母語為第二語言或輔助語言。當這個仿佛從鏡前走進鏡中、從天平的一端忽而跳到另一端的似反轉又似折疊般的身份、角色和情境的急劇變換發生過后，如果他們還要對自己早年或少時在文化、政治、精神領域以及公共的和私人兩重生活場景中的身份、角色和感受，進行重溫、回味或審視反思，那么他們所能依循的視線和聚焦的視點，就只剩下瞄準自己的母語這唯一一條途徑了。

對于母語漢語，自小即以華僑身份生活字外國外語環境中的史書美，與在臺灣出生、成長、受教育的王德威，感受和體驗的方式和深廣度自然又大不一樣。這不是主觀上的差別，而是客觀的歧異。史書美的漢語感受從朝鮮語的包圍、浸潤中產生，如夾縫、裂隙中覓得一線微光，艱難、倔強，滿含著祖與父兩代人和個人小家庭秉燭夜行、汪洋蕩舟似的微弱、執著和凄涼。同時，刻意地疏離、悖逆于身邊“小生境”的父輩、祖輩的個人堅守，對于子與孫一輩人，也未嘗不帶有一種父權或男權性質的約束甚至壓制。相形起來，王德威自幼及長對漢語及漢語文化所承載的民族文化傳統的感受和體知，很順理成章，——也很容易想見，要比史書美輕松愉快、理直氣壯得多，也自信豪邁得多。

但無論是史書美在冷戰時期的韓國，還是王德威在兩岸隔絕狀態下的臺灣，那都是漢語在中國大陸與在臺灣及至外國，正經歷著語象、語態和語用多層面深刻分化的時代。這也就意味著王德威對漢語的自信認知和工具性的掌握，以及史書美對漢語的僑民情結（既認同又疏離，既熟悉又陌生，既為其主又為其客）和學術性掌握，各有各的特點，但都和祖國大陸的漢語生態有明顯區別。即便是史書美、王德威的同齡同業者，只要是生活、成長在祖國大陸，在對于漢語的感受和認知上，也必有與史與王難取同調、難生共感之處。這同樣不是主觀所致，而是客觀使然。

也正因此，當史、王二位在大陸全面開放之后，一旦有機會直接了解、感受大陸的語言文化生態，細察其各層面狀況和整體氛圍，就很容易發現他們所具備的漢語經驗，實際上是一種漢語主體之外的支流，至多也不過是漢語譜系中的一個片斷而遠非全部。且不論這種發現是否表述的足夠精確。先單就發現漢語的現存狀態是眾聲喧嘩、多元并行、復調甚至雜調競起這一點論，史與王這樣的發現者就是適得其所、適當其任的。因為顯而易見，假使一直廝守在漢語大本營的中心地盤上，對漢語的感受和認知必流于單薄狹隘，縱然遇到遠來或新出的雜色或異調，也極可能由于過于自負而將對方看輕看淡，以至索性忽略不計。重視和正視異于己者，惟有本身即位處邊緣和外圍、很難產生以中心自任的傲岸心態的人，才會做得最自然。

四

華語語系/sinophone的原意——在至少有兩種語言的環境中講漢語，最恰切不過地概括了史書美、王德威的那種既自信被母語所包括、又自卑或自知僅僅是被母語包括“在外”而非“在內”的近鄉卻情怯似的復雜感受。換個角度看，聚合或板結為整飭、單調一體的大陸漢語，也只有經華僑、華裔身份的漢語使用者或掌握者，即sinophone這一群體的心理認知鏡像，才能顯露出其自身的歷史化和建構主義的特殊性，整個漢語的豐富多樣形態和創變生產潛質也才由此展示出宏闊的時空區隔和細膩的現實紋脈。豐富的漢語，或漢語的豐富性，雖是歷史建構的結果、界劃和關聯在多重人文地理空間里的客觀現實，但唯有置身在語跡、語音和語義、語用都高度混雜的社會文化情境中的人，才可能對此做出及時到位的明辨。

就這個意義而言，史書美、王德威在華語語系研究的旗號下所做的所謂“反宰制”、“反收編”的努力，固然無論是衡之以我們慣熟的觀念，還是證之以他們本人在某些特定場合的親口表白，都確屬“去中國”之舉。但這樣的思想企圖和理論舉動，終究是一種妄念妄行。因為實質上他們最多能達到的目標或根本上所能取得的效果，只不過是對“中國”和漢語的豐富內涵和多樣形態的具體描述、個案見證和細部闡釋。中國和漢語的同一性、關聯性，不單是包括英語在內的多種西方語言中的一個語象或詞源問題，更是漢語在漫長的中華文明共同體形成、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近現代中國接納并創造性地轉化了外來的民族國家理念，進而由此成功躋身于當代國際政治體系的晚近這段道路上，不斷加強它作為政治、文化共同體和多民族國家通行語的地位、作用和性質，同時在其內部經由書面語與口語、雅言（官話）和方言（土語）的顯著分化而使它從整體上消盡了歸屬于某一民族、某一地方、某一社群的狹隘屬性的歷史結果。

這一點，恰如英國歷史學家、人類學家麥克法蘭在申述14世紀英語成為英格蘭國語，并從語法與詞匯兩個層面都發揮了凝聚和溝通社會各階級的全民語言功能時，特別指出的那樣：“英語是一種全國通用語言。雖然各地的方言有很大差別，但是英倫小島南部的人都說同一種語言（威爾士的部分地區除外），如同他們實施同一種法律。”“這是19世紀下半葉以前英格蘭與所有歐陸國家的一大差異，卻是蕞爾小國英格蘭與泱泱大國中國的共同特點，因為漢語歷來也是中國統一的一把寶匙。”史書美、王德威的駁難之論鋒芒所指的文學語言世界里的漢語，或發揮著國語文學的語言介質和語碼符號功能的書面化和文人知識分子化的漢語，正是和麥克法蘭所稱的英格蘭國語同類性質的全國通用語和跨階級的全民語言。

這種通用通行于全國全民的語言形式，并沒有剝奪或壓制方言，更不以消滅或取代口頭的方言土語為目的。因為歸根結底，這種通用語和共同語的生發點或功能訴求從始到終都是為了建構、確立、維系各地各族及各階級之間和之上的超地方、超區域和超族群、超階級認同和跨越地域、族群及階級界限的穩定關聯的。在語用功能和社會價值的立足基礎上，全國通用語和全民共同語，都與方言土語處于不同層面、不同維度。如果非要說二者有交互關聯和交互影響，那么，這種關聯和影響也是增益、生產性的。方言土語支持了通用語、共同語的生成，為后者充當了合成、提煉和持續更新的原材料。通用語、共同語則擴展、延伸、提升了方言土語的影響范圍和傳播效能。

比麥克法蘭的祖國英格蘭的國語定型得早得多，并且也不同于英語的國語化是從落實在語音即“說”的層次，漢語的通用和公共化，一開始就與政治、法律、教育的制度統一融合并行，而且正由此形成了一直為官僚和文人合體的集團所掌握和推動、在書寫文化和書面表達中傳承起效的另一種狀態、另一種面貌。像英倫小島上的威爾士那樣的例外，在中國，則出在古來以羈縻、藩屬的方式與漢族聚居地區結合為政治共同體的其他各族所居的邊疆各地。

掀開中國文學和文化現代化進程序幕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及之前的詩、文、小說各界文體革命，之所以都以語體、形式的改良或革新為突破口，且或微或著每每能夠取得一定成效，除了人事細節的具體原委和偶然因素，深層的原由更在于秦漢時期語言與政教禮法實現了一概整合為以書面表述形式做軸心的共同系統。這一系統不僅不隨朝代鼎革而斷絕，反而歷久彌新持續鞏固深化，最終造成從書面語體這一層面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社會文化機制。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真正進步，或相對于這一龐大、陳舊機制的特殊突破和獨到貢獻，實際上并不在表象和口號上顯見在外的白話逆襲或平民大眾上位，而是更為重要也更見嶄新和更具深遠意義的一點：從政治家手中或政治權力的層面奪得了撬動這一語言與政治、教育、法律及社會文化連體共生機制的特權，把元政治甚至非政治的知識、學術和思想力量引入了這一機制的動力樞紐部位。

五

古老的語言經過言語與文字的分離，言語一支流入繼續伴生和標識生存聚落的區域性差異和地方性特色的舊途，文字一支則隨著國家、民族先后在觀念與現實兩個層面的興起以及二合一的并鑄，而綁結、附著到了把人類社群構造為龐大整體的機制中。漢語的言文分離史，以及從文言到白話的書面語體變革，正是這一普遍文明進程的一個具體印證。換句話說，即使書面化的漢語通行體例對地方性、民族性（按照北大社會學教授馬戎近年主張的觀點，目前通行的國家政策所確認的如費孝通先生概括過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內的各個民族，實際上更確切也更合乎當今國際政治體系概念慣例的稱法，應為“族群”即英語詞ethnic groups或ethnicity，而非“民族”和與之對應的英語詞nation）的獨特表達形成了某種壓制或束縛，這種壓制和束縛也是同等地表現和存在于包括多種方言在內的漢語的口語形態和其他各民族語言與作為國家通行語文形式的漢語書面表達體例之間的。

語言世界里的通行語文對地方口語的支配和約束，在族群或民族的層面上并沒有質的差別。一位從非普通話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漢語作家在克服或仰仗自己家鄉方言土語文化的特色資源的局限或優勢，向漢語通行體的文學天地里進發的時候，他感受到的阻滯力和推動力，與一位擁有非漢語的民族母語的作家，是同樣性質的。這里并沒有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的特別機制。反過來說，漢語之所以成為民族國家通用語體，其基本形態是書面化的，這一通用化、書面化同時也是標準化的過程，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動態遷延，隨著包括文學創作和文學接受在內的全民語言實踐而處在時時更新遞變的動態過程中。在此過程中，每一個介入者，都同時是通用標準的被動遵守者和主動修正者。從文學的角度講，作為民族國家通行語的漢語書面體例的確立和發展存續過程，本身就成之于各民族作家和各民族的漢語寫作者攜各自母語或鄉言土語的原材料合力建設、共同熔鑄的集體勞動。

這正如藏族作家阿來在回顧自己長期的漢語習作經歷時所說，他常會把藏語的口頭或文字表達習慣“翻譯”成書面化的漢語文學修辭形式。這種“翻譯”沒有使他覺得不自由，反而讓他左右逢源，感到比漢族作家多了一層仰仗、多了一重憑借。其實，堅持居住在方言土語的環境中，自己也不放棄說方言土語的漢族作家，像賈平凹、張煒、甚至金宇澄，以至刻意尋求、維持類似狀態的回族作家張承志，也都會有與阿來所說的這種從跨語際“翻譯”的思維習慣中獲益得力的體驗完全相同的方便和優勢。

脫離在地方性和族群（即前政治或非政治意義上的“民族”）區域性層面之上的民族國家通用語，無論在西方（主要是歐洲）還是在東亞，都是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構建民族國家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在近現代社會被動轉型之際，迫于政治革新遲緩、思想文化僵滯雙重重壓的中國知識-政治精英，幾乎是在舍此別無他途，只能做最后一搏或冒險突圍之舉的心態和思路上，選擇了向西歐學習，從建立現代國語的切入點入手，圖謀整個國家向現代國際體系中的民族國家范型轉變、發展。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之初，以漢語書面語體的更新為基本形式的現代國語的先行建立，一方面借了文學革命的平臺和通道，另一方面又牢牢綁定于政治現代化的社會工程。其操盤手是知識-政治精英，其實施形式因而也只能是知識-政治精英在世紀掌握國家、社會治理權力之前，最便用也最基本的書面話語。

這意味著：作為國語的漢語書面話語，或文學、書寫形態的中文，既是知識分子話語的一部分，又是未完成的動態演進和趨于全面豐富、有待充實擴展的一種設計中、過渡中、培育中的國民話語。恰恰由于這一性質，國語或通用語形式的中文，與其說是一種針對口語方言或民族語言的壓迫機制，倒不如說它更像是一種容受口語方言和民族語言的差異并對這一差異積極進行通約、化解的機制。正因為后一面的實際存在和實際作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才一如古代中央集權大國的建立那樣，將“書同文”與“車同軌”之類的制度和“行同倫”之類的律法，一道并舉、并行為立國要務。

六

本著以上所述的事實和道理，反觀華語語系論者對漢語或中文一概處以帝國、殖民、宰制、中心、政治等強勢霸權罪責罪名的說法，就容易覺察出不分青紅皂白、頭發胡子一把抓的一股莽撞和粗疏。中文內部的復雜狀況和同為漢語也有文化淵源、社會形態及現實功能都完全不同的異質異貌的分支存在，并且這種存在具有與各民族語言在中國多民族多語言格局內的差異并存類似的成因和效應。所有這些包含了諸多實實在在的真問題的真情況，都在所謂本土中文或政治中國的漢語被視為鐵板一塊并想當然地予以本質化、整體化的草率認識中，徹底遮蔽了起來。

這種遮蔽使sinophone一詞指稱和標示出的真問題也變得模糊失焦、浮泛空洞。盡管實際上sinophone凸顯的使用漢語的人群跨國界生存和駐地或越境表達，確已成為一個日趨普遍的活躍現象。這現象與漢語在口頭和書面分別僅與國內的區域、地方獨特性和全國全民族共同體意識緊密相關的一段歷史以至很大程度上仍屬當下現狀的情形，已經拉開了不容忽視更不能抹煞的明顯距離。兩相錯位之間，通用的現代中文書面語，正處于原有的通用范圍在地理空間、政治疆域和文化土壤各方面都被突破和拓寬的新態勢。相形于它原有的從接納、融匯國內各地方言、各族語言和各階層話語而來的通用性和共同性，現在更多樣、更廣闊地理空間和語言文化背景中的漢語書面寫作實踐，正展開極具挑戰性的再生產式的增益損減并進的修整和重塑。

民族國家標識意義上的中文，由此也正朝向國際化存在和世界性表達、全球化交往的超國家語體，逐漸轉化、逐漸延展。民族國家語文的性質和形態，仍將存續并且加強壯大，但它的土壤將保持在國境之內。與此同時，相關但未必同步、更不必同調同質的各國漢語文學及漢語表達，也將各自滋長繁盛。它們吸收當地華裔、華僑、華族在多語種文化政治環境中的身心生活經驗，并且僅僅為探察、回應、反映、表現這種經驗而存在和發展。

一個世界語文形態的漢語文學，和一個在全球范圍內的國與國、區域與區域的語用差異基礎上豐富、整合、化約出來的超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漢語寫作和漢語接受的傳統，正在觀念和現實的世界里破土而出、清晰呈現。它不會替代國別文學，也奪不走中國文學走出國門傳播于異域所煥發的風采。甚至它也不一定是中國文學在海外異邦的一塊飛地。它的根脈深系于漢語本身，它的活力和生機得自漢語作為人類精神表征和思維工具的眾多體系和古老傳統之一的悠遠、深邃之處。它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布種生根、抽枝長葉、開花結果，證明的是漢語的古老血脈和深沉靈魂在當代世界人類各處家園、各處生存境遇中的搏動、敏感和因應力。

對于這一點的認真關注和仔細研究，將給為漢語肌體和魂魄的成型、發展做過貢獻的中華民族的每一分子，帶來語言歸屬或母語意義上的自尊和自豪。這雖然不是國家意義上光榮，卻也并非與國家截然無關。世界華文文學和華語語系文學旗下的兩隊人馬，在這一點上，同樣都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深，祛除更多的名相之障，把握更真切的問題，才能找到共同的前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