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于印度，東漢時期傳入中原。三國東吳立國，支謙為避戰亂入吳，廣事譯經，佛法始在江南傳播。東晉時期，佛教文化在江南與玄學碰撞，江南佛教因此而蓬勃發展。錢大昕認為“晉南渡后，釋氏始盛”，可見，江南佛教堪稱中國佛學的發祥地。南朝和隋唐是江南佛教鼎盛時期，出現了天臺宗、南禪、華嚴宗等重要的佛教宗派。唐代以后，中國佛教漸趨式微，江南佛教雖有局部興盛，但總體走向衰落。晚清時期，佛教復興，浙籍太虛法師倡導“人間佛教”，影響波及全國，江南佛學成為影響新學家的思想伏流。從佛教的發展史看，江南佛教地位顯赫。那么，江南佛教文化具有哪些特征呢？

重義理多思辨

佛教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亦具有地域性。誠如湯用彤所言：“自晉以后，南北佛學風格，確有殊異。”關于南北佛教的不同之處，梁啟超認為：“北方佛教多帶宗教的色彩，南方宗教多帶哲學的色彩。”此語切中肯綮。北方佛教重實踐與儀式，不重視佛理，多神秘性，宗教感強。譬如，在北方傳教的佛圖澄堪稱宗教實踐家，他建立了龐大教團，雖弟子眾多，卻沒有創立佛教宗派，其佛學的哲學思辨性不突出。江南佛教頗重義理。據晉朝釋慧皎的《高僧傳·義解》記載，在漢魏時期中國沒有“義學僧”，至西晉，才有朱士行、竺叔蘭、無羅叉比丘、支孝龍四位。到了東晉十六國時期，義學僧漸漸增多，但主要以南方僧侶為主。南北朝時期義學僧共58人，其中南朝占56人，北朝僅僅占2人。隋唐后，江左居士佛教盛行，宗派林立，佛理研討蔚然成風。

南北佛教之所以存在這種差別，是因為北方社會動蕩不安，崇武抑文。據《魏書·高祖紀下》記載：“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這種情況下，北方佛教僧侶缺乏重義理的熱情。與之相較，南方社會相對太平，財富相對充裕，且帝室大多扶持佛教，翻譯佛經、研習佛經風氣盛行。值得注意的是，魏晉時期，江南玄學的盛行，對江南佛教多哲思特性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湯用彤認為：“南北佛學，風氣益形殊異，南方專精義理，北方偏重行業，此其原因，亦在乎疊次玄風之南趨也。”可見，江南玄學是江南佛教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佛教初入中國時，依附于神仙方術傳播，對知識分子沒有吸引力。為了吸引知識分子，提高佛學品位，江南佛教吸收了魏晉玄學中的哲學思辨性，佛學遂與玄學交匯糅合。彼時，不少高僧精通老莊之學，他們多以玄學來解釋佛理。這使得江南佛學步入高雅殿堂，為名士所青睞。在玄學化過程中，玄學的學理和思辨性深刻地影響著江南佛學思想。江南高僧竺道生倡導“頓悟”之說，即與“六家七宗”的玄佛爭鳴的影響有關。創立于唐的江南第一禪宗牛頭禪倡導“虛空為道本”“無心合道”“無情成佛”等理論，也與江南玄學學理頗有淵源。

具有詩性審美特征

相對于中原區域的文化，江南文化注重主體詩性情懷的宣泄，具有柔婉、超越世俗功利束縛的詩性審美特征。江南詩性文化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江南人的心理認知和審美追求具有深入影響。這在文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藝術審美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證。《晉書·謝安傳》云：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佛教傳入江南，為了更好地傳播，不得不去慢慢適應江南文化。另外，江南僧侶的譯經和傳播更會帶上江南文化的烙印。因此，受江南詩性文化的影響，江南佛教也有去倫理化的詩性審美特征，主要是崇尚自然，超越功利。

魏晉時期，江南佛教玄學化，高僧和名士交往頻繁，不少僧侶漸漸名士化。支遁在《八關齋詩三首序》中言：“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約之懷，遂便獨往。于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藥，集巖水之娛。”柳宗元也說過：“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支遁追求靜謐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情調，推崇佛教教義，以求達到心靈解脫之境界。據《世說新語·文學》記載，支道林曾以玄理折服王羲之，所謂“理趣符《老》《莊》”。支道林等高僧的名士風范，呈現了江南佛教的詩性審美特質。

具有人間化特征

江南佛教自古以來信徒眾多、流播廣泛。許多江南佛教名寺建于鬧市之中，與世俗生活聯系緊密。筆者以為，江南佛教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和人間化特征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江南“尚鬼好祀”的民俗風尚，使宗教人間化成為可能。江南文化自古有“信巫鬼，重淫祠”的習俗，這無疑為江南佛教在民間流播開創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環境。其二，竺道生在江南第一個提出眾生皆有佛性之說。他認為一切有情眾生都有成佛的根因。這與儒家“人皆可以為堯舜”的精神契合，為江南佛教走向人間化提供了契機。其三，江南禪宗興盛。中國最早的禪法經典《安般守意經》是在江南流行開的，漢魏期間，安世高等名僧也已經在江南進行禪學活動。此后，天臺宗、牛頭禪在江南建立，推動了江南禪宗的興起。慧能開創的南禪多佛教人間化思想。他認為，“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又云：“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且其修行方式推崇頓悟，所謂“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心，一悟即至佛地。”這種強調人人可成佛，而且可通過在日常生活中用頓悟自覺至佛地的修持方式，大大降低了修佛成佛的難度，使得江南佛教從彼岸走向此岸。其四，江南居士禪盛行。梁啟超指出：“東晉宋齊梁約二百余年間，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居士禪使得江南佛學走出神秘，走進人間。

“出世”與“入世”統一的特征更為突出

佛教有彼岸和此岸、理想的極樂世界和現實的大千世界之分，主張棄絕此岸、奔赴彼岸，充滿出世傾向。然而，佛教“眾生一體，慈悲普渡”的思想，使其和蕓蕓眾生之間存在緊密聯系，也使得佛教徒具有救世思想。而且，佛教在中國化過程中，走上了與儒道二教融合的道路，中國儒學的入世精神和道學的出世精神也逐漸浸入其中。

中國佛教兼具出世與入世精神，而江南佛教表現得尤為明顯。一方面，江南佛教是大乘佛教，具有度眾的特點。這種特點至近代更為明顯。太虛倡導“人間佛教”，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三大口號，主張對傳統佛教進行改革。尤其在“教理革命”方面，太虛主張清除兩千年來人們附會在佛教上的鬼神迷信內容，建立重“人”重“生”的“人間佛教”。因此，江南佛教更顯入世精神。另一方面，江南多自然勝景，詩意盎然。“在佛教僧眾眼中，江南是詩意與禪機交匯之所。”江南的山丘溪壑、村居野炊，構成一種佛教人士的逃禪誘惑，使得江南佛禪具有出世思想。當然，江南禪宗也非一味否定現實避世逃禪，它認為“迷即凡夫，悟即佛”，因為倡導“悟”，江南禪宗亦多入世精神。

綜上，江南佛教思想既有利生濟世的大乘菩薩道精神，又有強調心性、注重現實生活的思想。簡言之，江南佛教具有不重實踐、重哲思、多詩性審美的特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南佛學與‘兩浙’現代作家研究”（15BZW16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