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藝術教育正史無前例地接近和站在全球境域與本土關懷的共生格局的中心，接近和站在傳統藝術與新媒體藝術共生格局的中心，接近和站在嚴肅人文關懷和時尚娛樂潮流共生格局的中心。面對國畫、書法、油畫、版畫、雕塑等傳統藝術的創新性發展和新技術媒體的創造性轉化的雙重命題，要求我們一方面要深耕社會大地，開掘創新性資源，深化美術藝術的學術內涵，壯大藝術表現的新媒體力量，用飽滿的創造吸引青年的創造性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斷地回返傳統文化的根源，從那里接續原生原創的品質內涵，活化諸如中國書法、東方山水以及素描等一系列根本性素質課題，再興獨特的多元力量。藝術教育有責任以其明晰的導向，聯系青年，把握未來，為人類生活不斷地提供新的活力。 ”在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描述的這一背景下，由中國美術學院主辦、中國藝術教育研究院承辦的“二十一世紀藝術/教育圓桌會議——前沿，我們何以可能討論未來？ ” 3月26日、 27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本次圓桌會議邀請到了中央美院院長范迪安、瑞典隆德大學視覺藝術理論與藝術系教授耶特魯德·桑德奎斯特、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策展實踐專業主任史蒂文·亨利·馬多夫、歐洲藝術研究網絡主席翰克·斯勞格等藝術家、哲學家、策展人與教育者，許江和中國美院副院長高士明、中國美院藝術人文學院院長曹意強等為學術主持，共同梳理藝術與教育的前沿信息，共同辨析當下藝術發展之要素。

如何更好地選拔人才

高士明說，去年曾有法國藝術家專程到杭州拍攝紀錄片。10年前他來杭州看國美的招生考試，考生只有三四萬人，但是當他去年來拍的時候已經變成了8萬人。他非常震驚，難以相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這么多的人希望學習藝術。相比中國美院，中央美院每年也有4萬個考生在爭取800個入學指標。如何在這樣一種現實狀況和社會狀況中來討論藝術和教育，來思考和籌謀它的未來，顯得十分重要。

現代教育體制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呢？曹意強認為，我們現行的教育體制，包括它的評估標準，是沿用了工業革命時代所創立起來的一套標準化體系，這套標準化體系是要求大家遵從某種規則，遵從某種指標，在當時的條件下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是今天就出了問題，這種標準化的遵從體系，決定著我們的學術標準，造成了教育的誤區和盲目，扼殺了我們的創造性。除此之外還有學科等級制度，曹意強說，我們把學科分成“有用的”和“無用的”兩種，比如科學、技術、數學等被稱為“有用的”學科，人文學科被認為是“無用的” 。人文學科中也分出了等級制度，比如語言、哲學都放得比較高，而藝術相對低一些。他表示，教育是學術能力和藝術自信完美的結合，因為學術能力基于已知的知識，而藝術自信是基于創造的敏感性，它激發想象力，激發創造力，激發創新能力，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特別需要的。在21世紀激烈的競爭當中，藝術教育、藝術自信應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下，范迪安認為，面對未來的藝術教育我們首先要解決好兩個問題，第一是如何更好地選拔人才，第二是讓他們以什么樣的出發點進入受教育的空間。“這么多年我也觀察了西方的教育，西方從戰后開始，隨著抽象表現主義的盛行，反映到藝術教育中，基本上是一個‘抽象+’的模式。 ”范迪安說。所謂“抽象+”就是無論進入哪一類藝術院校，都是在抽象藝術的起點上開始實施教育，這點令很多從中國到西方學習的學生很難適應，因為西方很多的藝術教授，只要看到畫有具象的作業就扔掉，對于中國學生來說拋棄具象基礎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到今天，無論西方是否有所調整，但至少在中國我們可能會有另外一種模式—— “現實+” ，要促使學生從一開始就認識了解現實，要培養對現實關注的一種敏感。在這方面中央美院最明顯的調整就是在招生考試上，“素描人物是所有中國的藝術院校里考試必考的題目，在中央美院，我們加長考試時間至6個小時，還有色彩的考試也是如此。但這些年我們更多地加強了學生對社會感知的表達，并逐步上升為對文化的思考。比如，近兩年我們出的考題就不僅僅是表達一個物質性的形態，把鮑勃·迪倫的歌詞《答案在風中飄蕩》作為考題，以此讓學生在短短的時間里調動他的社會感知或者說一點初步的文化思考。 ”范迪安表示，如果考生有才華的話，在他的筆觸、色調和構圖中都能體現出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現象學的考試，讓他去掉很多的遮蔽，使本質呈現出來，這個本質就是學生的天賦和修養。

幕間時刻當何去何從

高士明將中央美院建院百年、中國美院建院九十年的紀念之季，概括為是藝術史上的幕間時刻，一幕已經結束，下一幕還未開啟。范迪安對此十分贊同，他認為，兩個“幕” ，其實也劃定了兩個空間，幕間也就是在邊界，邊界有政治、軍事、地緣等這些可以看得見的邊界，當然更有不同學科領域所構筑的知識領域所導致的邊界，是我們身處不同領域碰撞、交融、交叉的邊界，對于藝術和藝術教育而言，我們更是直接處在現實與虛擬現實、日常生活經驗與視覺表達方式、作為信息的圖像和作為藝術的圖像等這些方面的邊界。其實在一個具體的領域中眺望別人的領域是很困難的，面對陌生的知識，我們首先會抱有猶疑，所以，對話、交流是最為有效的方式。

于爾約·索塔瑪是一個來自芬蘭的設計者，他稱自己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說， 50年后的職業生涯跟今天絕對不一樣，那是一種對話式的未來——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技術的碰撞、人性的碰撞、不同職業的碰撞。設計不僅是理解世界，而且是找到解決世界上出現的各種“疑難雜癥”的辦法。近幾年中國在經濟、文化、工業和社會方面取得巨大進步，正在成為世界主要的知識型工業化國家之一，中國的宏偉目標是從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創造，這個過程中設計被看作是現代社會達成此目標的基石， 21世紀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設計和創新的世紀，而藝術和科學的結合能幫助我們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和思考方式。

這些年美國的大學有一個STEAM計劃，就是把科學、技術、工程、藝術、數學加在一起。范迪安認為中國的藝術高等教育機構應該更多在藝術教育基礎上與科技形成更多的融合。最近埃利亞松的展覽在北京比較活躍，他曾經做過許多類似于博物館里面的太陽、大橋下面的瀑布，以及城市空中的彩虹等運用新科技、新材料、新技術所構成的藝術。大家都覺得他的作品不僅提供的是新的奇觀和體驗，其實更讓我們看到了科技和藝術之間交融的許多可能性。這對于今天中國的社會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新產業的產生尤為重要。“比如說已經有一些企業家來和我探討如何在新能源汽車、充電站、充電插頭上建立更多和藝術的結合，雖然新能源汽車的功能還沒有完全達到人們期許的高度，但發展是非常快的，而且無人駕駛汽車在中國已經不是神話了，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告在北京將會建120公里長的無人駕駛汽車的車道。當然，這些汽車不僅是以新的性能吸引人，還需要有新的造型、新的產品美學等等。所以，科技和藝術的結合對藝術院校來說應該會帶來新的時代。 ”

于爾約·索塔瑪在發言中提到了當代設計之父維克多· J ·帕帕奈克，他是20世紀60年代的人物，曾經出版過《環境和百萬人類》 《為真實世界設計》等著作，不過那個年代他的主張并不主流，他曾說很少有職業能夠像工業設計一樣有殺傷力。而他所追問的問題是我們到底設計什么、為誰的利益服務，他認為對于設計者來說最關鍵的事情就是將設計與人類關聯。“這是設計師要認識到的責任。 ”于爾約·索塔瑪說，其實這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

2008年京都設計宣言的簽署，就涉及以人類為導向的設計思維，這樣的思維方式對于教育界是非常關鍵的。于爾約·索塔瑪說，因為我們所做的就是要以人類為目的、以人類為導向。要思考藝術家花費了時間與精力的同時，想要獲得什么樣的影響力？日本工業設計界先驅榮久庵憲司，于1961年設計的“龜甲萬餐桌醬油瓶”大受歡迎，成為全球熱銷品，還曾參與秋田新干線“小町”號、成田特快、雅馬哈的摩托車等各種工業設計，以及大阪世博會等展會設計。榮久庵憲司在中國講學時曾有學生提問，你的人生中做了這么多的設計，想擁有的影響力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我想試著為世界增加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