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在“新語境、新方法、新視野下的柳青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致辭。

柳青離開我們馬上就要四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1972年5月，他到北京治病，就住在我家樓下。這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確切地說，是朝陽區幸福一村一號樓。他住在四樓342房間。那年，我剛上初一，時常看到他下樓遛彎，不時和我們這些小孩子打招呼。深邃的目光，透過鏡片，似乎洞察一切，印象很深。一身地地道道的農民打扮，溫和的微笑，讓人沒有距離感。那時還小，沒讀過他的小說，只知道他是大作家。大作家就是這副農民的模樣，是我對文學的最初理解。后來，我也開始偏愛文學，通過各種渠道借閱小說，應當也讀過《創業史》，可惜印象不深，應該沒有讀懂。但感到親切，感到溫暖，感到農村生活的豐富多彩，是一定的。高中畢業那年，我主動要求上山下鄉，希望也能像柳青那樣深入生活，實現我的作家夢，大約與此有關。

關于柳青的評論，我關注得較晚。嚴家炎先生的名文《關于梁生寶形象》，是我上大學以后才知道的。嚴先生說：“梁生寶形象的藝術塑造也許可以說是三多三不足： 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畫不足（政治上的成熟的程度更有點離開人物的實際條件）；外圍烘托多，放在沖突中表現不足；抒情議論多，客觀描繪不足。”[1]初讀的感覺，批評的多，肯定的不夠。因為與柳青有過淺淺的接觸，對這種評價有點抵觸。但這是專家之言，我無從置喙。再后來，又讀到劉納《寫得怎樣：關于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業史〉并以其為例》一文。[2]她提出了“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認為柳青只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學”那種“共同文體”的一個寫作者之一。“在21世紀初，《創業史》已經是一部不適合閱讀的作品——這里所說的閱讀，是指專業閱讀，即以闡釋為目的的閱讀。”從當時的學術背景看，這些批評也許不無道理，但從感情來說，依然覺得有些偏頗。我總是固執地認為，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是否有影響，是否有價值，應持有兩個維度，一是現實維度，一是歷史維度。有的作品，當時可能很有影響，但是在文學史上并無價值；有的作品在當時默默無聞，卻有文學史意義。如果說柳青的作品只是前者，時代的傳聲筒，并無文學史的價值，那么問題來了，學術界圍繞著柳青《創業史》召開的各種學術研討會，還有大量的評論文章，特別是新時期陜西文壇上“三棵大樹”的成長，都與柳青的文學史價值的討論有關，這如何理解？我后來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對于現當代文學漸行漸遠。但我意識到，圍繞柳青《創業史》的爭論，其實涉及很多基本的文學理論問題。

恩格斯《反杜林論》說：“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時間和空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和空間以外的存在，同樣是非常荒誕的事情。”過去，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常常脫離具體的歷史環境，大而化之。只有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加以還原，走近真實的歷史，所得結論才有可能切合實際。1943年2月，中央決定文藝工作者到工農群眾實際工作中去，柳青作為頭一個被討論通過鑒定的同志，被中央組織部抽調下鄉，分配至米脂縣民豐區呂家鄉政府做文書。柳青的獨特性在于，他兼具革命工作者和文學家的雙重角色。他首先是一個革命工作者，理解黨的農村政策，深知廣大農民的迫切需求。在文學上，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希望通過自己的筆觸，把翻天覆地的時代風貌表現出來，創作屬于自己的史詩。創作《種谷記》，也許還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的現實主義創作傾向是顯而易見的。他構思《創業史》時，并沒有將革命理想與文學創作作分離式的理解，而是力圖將兩者有機地融合起來，試圖從政治的、現實的、文學的高度去理解人物、塑造人物。1952年，已經成為著名作家的柳青主動要求離開北京回到陜西長安縣工作，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真正走進“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不斷拓展思維的廣度和深度，終于寫出史詩般的長篇小說《創業史》。柳青說：“《創業史》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 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個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柳青最清楚農民想什么、農民最需要什么。一個批評家，如果脫離農村實際，或者用后來的眼光看問題，就會覺得柳青筆下的農民過于臉譜化、概念化。這樣的問題可能是存在的，但更多的問題，是我們對于歷史比較隔膜。

與此相關聯，文學研究工作者如何成為作家的知音，處理好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關系問題，是一個長期以來并未得到很好解決的難題。《文心雕龍·知音》說：“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前面說過，圍繞《創業史》的爭論，已經遠遠超越小說本身，還涉及創作者、研究者的關系問題。劉納先生的文章，已經作古的柳青自然無法回答，但劉可風《柳青傳》記載柳青對文學評論的看法，可以視為他對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系統看法：“第一，向讀者分析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技巧，這是很重要的工作。第二，受文學評論影響的主要是廣大讀者，其次是成千成萬青年習作者。不受文學評論影響的是已經成熟的作家。對他們不準確的贊揚能引起他們的反感，不準確的批評，不能動搖他們的創作規劃，卻能做他們加強規劃的參考資料。作家成熟與否，看他在政治思想、生活閱歷和文學修養三者達到大體一致的較高水平。而無論怎樣‘權威’的批評家，在生活閱歷這方面，不能和作家相比的。所以對不準確的批評能采取評價的、警惕的態度，這是作家成熟的表現之一。第三，文學作品的藝術生命，由它本身決定，批評家的影響是暫時的。任何‘權威的批評家’，虛捏作品的成就或抹殺作品的成就，都是暫時的在讀者和青年習作者中起影響。對文學作品最后的評斷是時間的考驗。好的作品，總是逐漸被人承認，越來越有光輝的。”他承認文學批評很有用，但是做好文學批評并不容易，要在政治思想、生活閱歷和文學修養三個方面，都要有較高的水平，才能使自己的理論批評有深度，叫作家信服。什么叫有深度？還是得回到人民的立場。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核心是廣大農民，農民是否喜歡，是否支持，是柳青小說亟待回答的問題。他說：“我研究農民為什么勞苦？我研究他們怎么那么愛兒子和土地？”中國農民的苦難與艱辛，他們的精神狀態，他們對勞動的熱愛，他們的理想，他們力圖為改變生活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這些，都成為之后柳青小說反復書寫的主題。而這些，脫離了農村實踐的理論家，或者遠離那個時代的研究者，未必能夠有清醒深刻的體認。柳青堅持認為，文學批評、美學研究，必須結合藝術創作實踐才會有說服力，否則，只是紙上談兵，并無實際指導意義。

建安時期的大文豪曹植《與楊德祖書》，就以知文自居，開展積極的文學批評工作。他說，世上大約只有孔子的《春秋》，弟子不能改動一個字。除此之外，所有的著述，都有修改的空間。他說：“世人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關鍵是誰來品評修改，確有一定講究。“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南威，古代美女。《戰國策》載，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龍淵，寶劍名。作者這樣寫，無外乎是想說，只有南威這樣的美女才能說得上美艷，只有龍淵這樣的寶劍，才能談得上鋒利。還有一句話，作者沒有說，即只有像作者這樣懂得文章的人，才有資格品評文章。柳青亦有這種自信。他在給女兒劉可風寫的一首詩中說：“襟懷納百川，志越萬仞山。目極千年事，心地一平原。”作為“十七年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最具創造力的表現者，柳青的文學是溫暖的，也是憂傷的，貫穿始終的，是堅強的品格。所以，他的作品，給人力量，讓人產生崇高之感。這樣的作品，“總是逐漸被人承認，越來越有光輝的”。今天，我們在柳青的家鄉召開“新語境、新方法、新視野下的柳青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強調“新”字，就是因為柳青的創作，常讀常新，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我們的文學批評，也應當與文學創作保持密切的知音關系，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學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注釋：

[1]嚴家炎：《關于梁生寶形象》，《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

[2]劉納：《寫得怎樣：關于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業史〉并以其為例》，《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

[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