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如何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似乎一直以來，就是安敏先生的文學主張和創作追求。的確，文學，只有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去影響、去感染直至去感化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才可能實現文學的最大價值。這也是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現實意義所在。不管當前文學界是怎樣的流派紛立，安敏先生始終將人民大眾的閱讀需求和表達欲望作為他文學創作的立足點，傾心作人民大眾的代言人，讓能識字者就能讀懂，卻又使能為文者感嘆弗如，他以平易的文字，發人所想發而未能發，言人所想言而未能言，謝璞先生在《安敏之性情文字》中就說：“仿佛他寫的字就是你要講的話，他作的詩就是你要唱的歌！”這讓我們想到上世紀中葉以前文學藝術最為深入人心的時候，所產生的一大批影響廣泛的人民作家和人民藝術家就是這樣形成的，這是由文學（藝術）作品的人民性決定了作家（藝術家）在人民大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安敏先生文學作品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的人民性。

文學作品的人民性，并不等同于文學作品的通俗化，人民性的文學作品是屬于陽春白雪的高雅創作。人民性是文學作品對于陽春白雪的最樸實表達，以其深刻、細膩見長；而通俗化則更多地趨向于下里巴人的低俗表現，常與簡陋、粗俗為伍。安敏在工會系統長期從事領導工作的經歷，他的工作性質本身就是直接與廣大人民群眾發生聯系的，再加上他是一名富有良知的作家，他的創作也一直惦記著最廣大的基層讀者。他在創辦《脊梁》這份工會綜合性刊物時，就在發刊詞《與脊梁同行》中開宗明義地說：“工會組織為職工群眾創辦一份雜志，很自然就要想到他們的閱讀”。同時指出“文學（始作蛹者是詩歌）以‘自我清醒’的姿態開始‘為藝術而藝術’奮斗時，社會與大眾也就慢慢與‘陽春白雪’拜拜了。”社會與大眾需要陽春白雪，也曾經很“陽春白雪”的，而時代的“陽春白雪”卻遺棄了他們，他們也同樣地、以牙還牙地疏遠了“陽春白雪”。而把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陽春白雪歸還給人民大眾，是對人民這一群體的整體素質的充分認可，是人民大眾在思想文化意識領域里實現靈魂升華的重要保障。

人性良知是人民大眾共同的審美情結，是文學與人民的重要切合點，安敏先生以此切入他的文學創作，他的作品不僅僅以平易樸實的語言貼近人民大眾，更是以體現人性良知的思想感情深入人民大眾，散文集《為誰美麗》以一曲人性良知的美麗頌歌，承載著沉重而厚實的思想，深刻而細膩的感情，語言通俗，而境界高雅，說理質樸，而寄慨遙深，體現了文學的人民性的特殊價值和意義，并必然地以此贏得最廣大的讀者。

人性良知，唯善至上。所謂善，包含著善意、善言、善舉。心存善意，則發善言，善意善言，集于善舉。安敏先生作人如此，作文亦然。

百善孝為先。安敏的散文集也“巧合”地把對于父母的親情放在了卷首，面對母親在遭遇突如其來的意外傷害后而溘然長逝的眼前現實，他這樣寫道：

我不信，我沒有說話，沒有叫喊，也沒有眼淚。

我不信！媽媽怎么會這么匆忙地走呢，我回到你身邊還不到半小時啊。

我跪在媽媽的床前，我用心和媽媽說著話，如果趕快求醫生來會診？如果我能早一點回來當機立斷送媽媽去長沙？單位里有一輛小吉普，生死關頭我怎么不跟領導說呢。我就這么跪著，跪著和媽媽說話。——《想念媽媽》

在真切的現實面前而言“我不信！”，在逝去的母親面前“跪著和媽媽說話”，以對眼前現實的質疑和違背常理的舉動，恰到好處地表達了作者當時那種非同尋常的心靈悲憾，接著以一連串對于逝去的母親刻骨銘心的想念，到文章末尾自然而然地迸發出一句令天下兒女都警醒的結語：

對父母沒有盡孝心的后悔，是一輩子都滴血的后悔啊……

對于母親的深情懷念和真情愧悔，讀來讓人錐心泣血，情動于衷。

再看《十五的月亮十六圓》：

有時父親在家時板著個臉什么氣也不哼，也不搭理一家幾口嗑著瓜子啃著干薯片說的閑話，母親就戲他，說你老橫秋干嗎呀！逗不笑她就笑我們兄弟倆，問我們是從哪里生出來的？要我們回答，是不是從她腋下鉆出來的。

我們一臉茫然，這時父親就嘿嘿地笑了。

你知道笑啊，我還以為你癡呆了呢！母親說。

母親由于對父親的真愛、摯愛，是這樣地關注父親的情緒，在乎父親的一顰一蹙，想方設法逗父親笑，這樣一片苦心，通過簡短的文字鋪墊、渲染之后，母親冒出的一句“你知道笑啊，我還以為你癡呆了呢！”母親對于父親的真情摯愛在這一句話中得以全面爆發。

對于父母，對于家，作家在《幸福時幸福著》一文里是這樣表述的：“父母在，家才在！這是家里的一面旗幟啊，不管年事多高，哪怕白發蒼蒼，只要老家的屋檐下還有他們，我們陣地上的旗幟就在飄揚”，把父母視為自己的家，視為家里的一面旗幟，這應該是普天下所有孝心兒女共同的心聲吧？許多人想說而說不出，而沒有說出來，安敏先生說出來了，而且說得是那樣精致，那樣準確！正如謝璞在《安敏之性情文字》中所評說的：“仿佛他寫的字就是你要講的話，他作的詩就是你要唱的歌！”

其他的親情、愛情、友情、同志情、階級情等等，無不善意流淌。

安敏先生是領導干部，屬于社會上層，按狹義的階層分析，他與最底層的勞動者相距甚遠，而安敏先生卻始終保持著共產黨的最初的那種最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他對最底層的勞動者充滿了關注，充滿了同情，也充滿了敬意！在他的筆下，有擦皮鞋的女人，有送花的小伙，有用板車拉從“花天酒地間溢出的油泔水”的老頭，有打掃衛生的“外地口音的女人”……等等等等，無不是用一種濃濃的同情心去歌贊他們，頌揚他們，讓人感受勞動的崇高，勞動者的偉大！這是文學創作對于人民大眾感情的真正的貼近，是文學作品內容的人民性所必備的最基本條件。

作家還極善于運用對比的手法表達這種樸素的感情，使其感情更加強烈，觀點更加鮮明，思想更加尖銳。《為誰美麗》寫了一個“襪子上沾著泥土”的小伙子給一個美麗的貴婦人送花的經過，送花的人掉下的是土冒的“泥巴子”，而美麗的貴婦人掉下的是難聽的“話渣子”，然后又寫了小伙子為了擦干凈不小心掉到貴婦人地板上的泥巴子的場景：

于是，他不動聲色地把上身的襯衣脫了下來，面對著擺好的花，背對著門，雙膝跪在地板上，一邊用襯衣擦著地板上他留下的痕跡，一邊跪著往門邊退。

在這個平等、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度里，看到這樣的情景，就已經令人心寒，小伙子做好這些事后，還要“尷尬地”對美麗的女主人說：“對不起啊，謝謝了！”這平常的一句話，像是在給人傷口上撒鹽，疼痛直刺心靈。這很容易就讓人想起艾青的詩句：一個多么舒服，∕卻在不住地哭；∕一個多么可憐∕卻要唱歡樂的歌（《一個黑人姑娘在歌唱》）。在這里，也是這樣，一個享受著別人服務的人，心情是那么糟，糟到嘴里掉“話渣子”；一個為別人服務、勞累的人，卻要感恩戴德地“謝謝”別人！

而《一個擦皮鞋的女人》更是用詩一樣簡潔精煉的語言，在反差強烈的對比中實現作家的靈魂自省：

早晨，我在一家小店吃早點。一位擦皮鞋的女人立即盯了上來，我看看鞋子，把腳伸了過去。

這是一個四十來歲的鄉下女人，我一邊喝著牛奶咬著鏝頭，一邊唬著臉看著她蹲在地上來回抽動那雙粗糙多皺的手。

這時，一個令人作嘔的半老頭走了過來，我的目光一接觸，立即往回縮，那是一個腳上手上臉上都長了癩瘡還跛了一只腳的叫花子。

這三個小段，推出了三個階層的三個人物：享受層的“我”、勞動層的擦皮鞋的女人、乞討層的叫花子，三個人物，三種形態，形成鮮明對照。接著，圍繞對待乞丐的態度以及乞丐要水的經過，揭示出不同的思想境界：

“我臉都不敢抬，甚至止住了呼吸。”“感到眼前的鏝頭和牛奶都變了色變了味”。

而擦皮鞋的女人，卻在給“我”擦亮皮鞋后，“擦了一把臉上的汗，沒有等我的錢，而是轉身走向那老頭，手伸向他手中的瓶子，‘來吧，我給你打水。’”

在這樣的情景下，作家有了強烈的靈魂震撼：

我的心強烈地動了一下，停住了掏錢的手，看著她。

“她”為乞丐打好了水，“還用手把瓶子上的污垢仔細擦了擦，把瓶子遞給那臟兮兮的一身癩瘡的老頭時，又叮囑一句：‘走好啊！’”

作家那顆因為身份隔閡而麻木的心在這種鮮明的對照下覺醒起來，心靈獲得了一場圣潔的洗禮，于是，“我”原來“唬著臉”的心情也得到徹底改變：

我走出小店，早晨的陽光真好，低頭看看鞋子，很亮。真的很亮，像是眼前這陽光擦亮的。我仿佛感到，這個女人，像這陽光，把我心的某一個角落，也擦亮了。

其實，這何止是作家個人的“心的某一角落”呢？這是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的“某一角落”啊！至今仍蜷曲在這一“角落”里的人們，難道不需要沐浴一下安敏先生筆下的由于“這個女人”而顯得格外明亮的這種“早晨的陽光”嗎？“這個女人”，也正如茅盾對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中所描寫的人力車夫的評價所說的：“……我們卻看見鳩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卻有一顆質樸的心，熱而且跳的心。”（茅盾《魯迅論》），本篇與半個多世紀前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有異曲同工之妙，除各自的語言風格不同外，其精辟簡潔的藝術手法及思想取向是殊途同歸的。

談及文學作品的人民性，政治，是一個不允許忽視的因素，而且，政治也是文學創作的應有內容。從文學創作的過往看，政治，曾經被文學創作領域避之唯恐不及，以為只有遠離了政治，才有純粹的文學，這種觀念，至今仍然很有市場。事實上，文學創作應當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當然也包括政治。但由于政治在整個社會中的強勢地位，文學很容易成為它的附庸，使文學喪失自我。而作為文學本身，卻不能因噎廢食，那種刻意回避政治的文學創作，與那種扈從于政治的所謂文學創作一樣，都是蹩腳的文學創作。現實、時事就是政治的最直接反映，是“人民”這個最龐大群體的最大關切。敢于而且善于涉足政治，既能體現文學的大氣，也是文學應有的一種睿智。

作家的幾篇旅游作品，就是以飽滿的政治熱情，謳歌時代的進步，展示社會的發展變化的。作家舉著一面“綠色的導游旗”，“卻讓我們讀著‘紅色之旅’”（《洛陽牡丹》），《仰望西柏坡》時，是對于人民領袖的無限景仰，作家去看《眼前大寨》，想著的是要“去看它艱苦的自然狀態，去看它改天換地的奮斗精神，去看一代共產黨人領導農業革命的創業史，去看中國農村大地的一塊豐碑”；《走過太行》所看到的卻一路都是時代的亮麗風景。這些作品，讓人既能感受到歷史隧道的幽深綿遠，又能看到當今時代的絢麗多彩。

作為單個的文學作品，或褒揚，或批評，或歌贊，或抨擊，具一即可。而作為一部文集，展示的是一個作家的階段性文學創作成果，則應當既有對于光明面的頌揚，也還應當有對于陰暗面的揭露，唯其如此才能彰顯一個作家應有的豐富的思想內涵。安敏先生的文學創作既有對美的歌頌，也有對丑的揭露，既有象這種“紅色之旅”的熱情謳歌，也有象《為誰美麗》在歌贊勞動的同時，所揭示的新的階層差別，還有《夜記窗口》對于牌賭成風的時弊引發的憂思等等，而所有這些對于丑的揭露，都是在對于美的歌贊和期待中進行的，因而傳達給讀者的常常是一種積極的向上的精神力量，這樣既給讀者以激勵，又能給時代以警醒。

安敏先生的文學創作之所以能夠合轍于人民性的要求，是由其鮮明的文學主張決定的。安敏先生不是那種跟風趕潮、人云亦云的作家，他總是站在精神的高地，對文學作著冷靜的思考，面對近年來文學的失落，先生對于文學作品的人民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更加清醒，信念更加堅定，他以重振工人文學為契機，把廣大的職工群眾作為創作的對象和服務的目標，并且毫不含糊地亮出自己的旗幟，以《脊梁》雜志為陣地，集合了為數可觀的作家群，為文學回歸到人民大眾之中呼嘯吶喊，慷慨陳詞，收入該散文集的《與脊染同行——〈脊梁〉雜志“主編悟語”選六》就是這樣的作品，其他如《詩歌在驚濤中登陸》、《關于詩報告》、《人類，別輕賤了藝術》等等都生動地闡述了作家的文學主張，透過作家的文學觀，我們可以看出，作家既反對那種遠離人民大眾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的“陽春白雪”，也反對那種背離文學、迎合世俗的“俗文化”，事實上，這二種貌似截然相反的文學行為，都不約而同地從兩個不同的極端低估和輕賤了人民這一廣大群體的整體素質。

安敏先生一直站在精神的高地，致力于全面提升全社會的整體素質，在文學藝術領域，他也是盡其所能地提攜后進，扶植新人，他每發現一棵文藝新苗，都是激情滿懷，傾情澆灌，不管是素有交往的文朋藝友，還是素未謀面的普通工人，甚至是還在地層深處勞作的粗糲礦工，也會因為一篇文章、一本書稿而深深感動，不遺余力地予以引導和舉薦，他為文藝新人的書稿所寫的序言和薦語，都是真情流淌，“細心探觸每個人的性格世界，精心透視每個人的藝術靈光，并且以各種風格落筆，不去重復表現手法。”（謝璞語），使一些作家、詩人、藝術家，因之脫穎而出。這體現的不只是安敏先生的人性良知，同時還是一個作家的藝術良知。

“人啊，都想美麗，可為誰美麗呢？為自己？為他人？為每一個自由的生命？”（《為誰美麗》），安敏先生的這本文集以其豐厚的內容對“為誰美麗”作出了最確切的解答，并由此唱響了一曲人性良知的美麗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