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jié)期間，我沒有做其他事，除去正常的會客應酬賀年，只讀賈平凹新近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山本》。厚厚的四大冊手稿，不分章節(jié)，不設標題，綿綿密密，一氣貫通，由作者風格鮮明的文字連綴組成。作者為小說題記道：

“一條龍脈，橫亙在那里，提攜了黃河長江，統(tǒng)領著北方南方，這就是秦嶺，中國最偉大的山。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嶺志。”

在后記里，作者又寫道：

“秦嶺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飛禽奔獸，那么多的魍魎魑魅，一盡著中國人的世事，完全著中國文化的表演。當這一切成為歷史，燦爛早已蕭瑟，躁動歸于沉寂，回頭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說：生死窮達之境，利衰毀譽之場，自其拘者觀之，蓋有不勝悲者，自其達者觀之，殆不直一笑也。巨大的災難，一場荒唐，秦嶺什么也沒改變，依然山高水長，蒼蒼莽莽……”

再者就是小說結(jié)尾的最后一段，渦鎮(zhèn)毀滅于炮火之中，女主人公陸菊人說，這是有多少炮彈啊，全都要打到渦鎮(zhèn)，渦鎮(zhèn)成一堆塵土了？另一個主要人物陳先生回答：一堆塵土也就是秦嶺上的一堆塵土么。于是，陸菊人看著陳先生，陳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墻之后，遠處的山峰巒疊嶂，一盡著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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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著這些文字，恍惚覺得，作者化身為秦嶺山脈博物風情的說書人，一個從歷史煙塵中慢慢走出來的老者，他引導讀者舉頭遠眺——看得遠，看得更遠，直到你看懂了蒼茫間一片黛青山色，若有所悟。前文所引倪云林語錄，在“殆不直一笑也”后面，還是被略去了一句重要的話：“何則？此身亦非吾之所有，況身外事哉！”這句話才傳遞出作者此時此刻的苦澀心情。人在蒼茫歷史面前，就如同飛入秦嶺的一只小小的鳥，微不足道猶如芥子之渺，復何言哉？然而作者終究是“言”了，那就是《山本》。大山的山，本來的本。山是指秦嶺，但根據(jù)前面所引題記敘說，秦嶺又不是秦嶺本身，它熔鑄了一部家國痛史；本即真相，也是根本之本，本來應該是隱藏在世間萬象演化之中，并沒有真相，作者既然想說出他所感悟的歷史真相，那也只能是依靠世間萬象演化本身，在賈雨村言中透露甄士隱去的某些故事。

故事當然是中國故事。如果中國就是CHINA（瓷器），那么，作者要講的故事也是一地破碎的瓷片，既有飛禽奔獸，也有魍魎魑魅，前者是自然，后者是人事，都依托了秦嶺這個大背景，絮絮叨叨地顯現(xiàn)本相。這個言說結(jié)構(gòu)，《老生》的敘事已經(jīng)演繹過一次。不過在那里自然部分是通過典籍《山海經(jīng)》來呈現(xiàn)，偏重的還是在人事。而在《山本》里，演示自然的部分被融化到了人物口中，成為故事的一部分。如麻縣長在秦嶺任上無所作為，只留意草木蟲鳥，辛苦采集標本，編撰了兩本大書，一本是秦嶺的植物志，一本是秦嶺的動物志。盡管這兩本書到了小說最后也沒有完成，寫成的部分也將毀于炮火。但是不管有沒有秦嶺博物志，秦嶺依舊巍然存在。炮火可能銷毀了麻縣長的著作，但秦嶺的黛青山色蒼茫依舊。麻縣長的故事也是作者胸中塊壘，《山本》里大量描寫秦嶺博物風情的段落，可以看作是作者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初心所在。《山本》作為秦嶺志的存在，其壽命要比山本各路賢愚的性命要長得多，但是《山本》在秦嶺的存在面前，同樣也是微不足道。這就是來自秦嶺的自然、人事和言說的關系。

然而《山本》是小說，秦嶺博物風情只能通過人物故事傳遞出來方才有趣，所以，在小說言說中，人事又轉(zhuǎn)化為秦嶺的主人，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壯、可歌可泣的悲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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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說他要寫一本秦嶺志，“志”也包括了秦嶺的民國史，從歷史故事中呈現(xiàn)博物與風情。但是如何來敘述歷史？這要比描繪博物風情復雜多多。作者在后記里坦陳《山本》開始構(gòu)思于2015年，“那是極其糾結(jié)的一年，面對著龐雜混亂的素材，我不知怎樣處理”。糾結(jié)在于言說立場的選擇。

回顧文學史傳統(tǒng)，歷史題材敘事從來就分兩類：

一類是官史，是勝利者帝王將相文治武功的歷史，那是被欽定正史作為維系統(tǒng)治者意識形態(tài)的教材，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屬此類；

還有一類是失敗者流傳到民間鄉(xiāng)野的口傳史、歌謠史、戲文史，野調(diào)無腔，卻構(gòu)成正史所不載的野史。

文藝創(chuàng)作起源于民間，在被士大夫文化改造之前，它是走在后一脈野史的源流之中。這已經(jīng)被文學史無數(shù)作品所證明。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最為絢爛的成果，就是作家重歸民間的自覺，賈平凹與莫言為佼佼者。當代民間說史濫觴于八十年代的《紅高粱》，中經(jīng)九十年代劉震云的“故鄉(xiāng)黃花”系列，到了新世紀賈平凹的《老生》《山本》，已經(jīng)日臻成熟，儼然形成創(chuàng)作流派。民間說史的特點在于：它自覺分離廟堂話語編構(gòu)的正史，另筑一套民間話語體系，這一點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紅旗譜》《林海雪原》等將民間因素寄寓于正史話語體系的革命歷史小說有所不同；同時與“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中的知識分子說史的話語體系也有所不同，它更多偏重民間小道的傳播，街頭巷尾的流言，青山漁樵的講古，荒誕不經(jīng)，藏污納垢，為官家御用所扼腕，為知識良心所不齒，但是它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低端形態(tài)贏得民間草莽所傾心歡迎，故而禁毀不得，與世長流。

古代文學的民間說史傳統(tǒng)里猶有廟堂的權力話語滲透，如《三國》《水滸》之正統(tǒng)思想，依然不脫舊文人腐酸窠臼，但當代民間說史，可貴的也就是擺脫了這一大陰影，形成新世紀文壇上活潑健康的審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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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本》為例，我們不妨探討民間說史的一些敘事特點。

首先就是歷史時間的含混處理。一般正史敘事里，時間是最重要的線索，也是敘述統(tǒng)治者走向權力頂端的重要節(jié)點。可以說沒有時間就沒有歷史，沒有準確時間的歷史就是靠不住的歷史；但是在民間說史的傳統(tǒng)里，時間永遠是模糊的，就是要避免清理歷史故事的精準性（所謂甄士隱）。民間故事的開端總是：從前啊……，或者：古人說……，民間說史的歷史往往是虛擬的，就如《紅樓夢》講述的是清朝故事，敘事時間竟追溯到女媧補天，一下子就變得含混了。但是沒有誰會去認真糾正這些故事細節(jié)的真實性，只是在更廣泛的審美領域，人們可能寧愿相信小說所提供的真實，那當然是藝術的真實。讀《山本》第一個感覺就是故事的時間不確定。我粗粗查閱了上世紀二三十年的陜西民國史，馮玉祥部隊入陜是在二十年代初，而陜北紅軍早期組建是在1927、1928年間，應該算是二十年代末。小說里有一段寫到時間背景：“形勢已經(jīng)大變，馮玉祥的部隊十萬人在中原向共產(chǎn)黨的紅軍發(fā)動進攻，紅軍僅兩萬人，分三路突圍，一路就進了秦嶺。秦嶺特委就指示游擊隊一方面與馮部十二軍周旋，牽制他們對進入秦嶺的紅軍的堵截，一方面還要護送一位重病的中原部隊首長盡快通過秦嶺去陜北延安。”在這段背景的描寫中，夾雜了多種時間節(jié)點，馮玉祥與蔣介石聯(lián)合反共，應該是在1927年以后不久，但那時反共主要是清黨，還不是大規(guī)模作戰(zhàn)。1927年是紅軍草創(chuàng)時期，小說寫到阮天保與井宗秀分裂，從保安隊倒戈為紅軍，可能是影射1927年10月共產(chǎn)黨人唐東源、李象九、謝子長等利用陜北軍閥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營發(fā)動清澗起義，分裂了井岳秀部隊，創(chuàng)建陜北紅軍的歷史事件。紅軍與馮玉祥的軍事交鋒應該是在1928年6月，馮玉祥以三個師的兵力圍剿唐東源、劉志丹等人創(chuàng)建的工農(nóng)革命軍，革命軍失敗后，有一路軍隊進入商洛山區(qū)，與當?shù)亓阈堑挠螕粑溲b結(jié)合在一起。也就是小說里蔡一風、井宗丞領導的游擊隊。而馮玉祥在中原發(fā)動戰(zhàn)爭，主要是與奉系軍閥以及河南當?shù)剀婇y作戰(zhàn)，不存在與紅軍的中原部隊作戰(zhàn)。再進而寫到游擊隊護送首長去延安，在二十年代末紅軍既不可能有中原部隊也不可能有延安根據(jù)地，護送事件只能發(fā)生在抗戰(zhàn)以后。但是在民間傳說里，因為沒有準確的時間坐標，才可能把不同時間的歷史事件混合在一起加以編纂傳說。賈平凹巧妙運用這樣一個看似明顯有誤的敘事時間，透露了民間說史無時間感的敘事特點。

其次，民間說史脫胎于民間說書。話本小說擅長表現(xiàn)市井故事，反映了古代農(nóng)耕社會向都市商業(yè)社會轉(zhuǎn)化過程中的人性向往。而民間說史傳統(tǒng)形成較晚。中國是史傳大國，正史向來是皇家重臣、儒家圣人的禁臠，老百姓無緣染指。民間說史起源漁樵講古、戲文傳授以及民間歌謠的流傳，以后才慢慢形成文字讀本。老百姓對于歷史真相并不感興趣，替古人擔憂只是一種審美功能，并無功利實效。但是它從民意的角度補充了正史之不足，《說岳》《楊家將》《包公案》等都是屬于這類作品。在現(xiàn)實歷史上遭遇了不公冤案的人，在演義里總是得以張揚。所以民間說史傳統(tǒng)的道德基礎是民間正義，它雖然被摻入傳統(tǒng)道德說教的成分，但更多的還是民間的想象力和正義感，這也是讀《山本》的一條途徑。《山本》里寫到的歷史人物有兩個，馮玉祥是實寫，指名道姓，但只是提到而已，一筆帶過；另一個是井岳秀，則是以虛擬手法，塑造了井氏兄弟井宗丞、井宗秀兩個人物，似也可以說，是為井氏兄弟樹碑立傳。但是真名真事皆都隱去，留下的全是賈雨村言。井岳秀被稱為“榆林王”，在治理榆林地區(qū)經(jīng)濟建設，維護漢蒙領土統(tǒng)一等方面，政績顯著。與馮玉祥楊虎城是一流人物。但是在國共爭斗中井岳秀傾向反共，這與馮、楊后期親共不同，所以他們在民國史的地位也明顯不同。《山本》對馮玉祥的介紹凸顯了與紅軍作戰(zhàn)的經(jīng)歷，而對以井岳秀為原型的虛構(gòu)人物井宗秀則給予了很深的同情。這可能也是作者在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初期的糾結(jié)原因。但是從民間說史的角度看，井岳秀其人對榆林地區(qū)的治理和保護，還是有功績不應被抹殺的。這在榆林地區(qū)流傳的井岳秀傳奇中可見一斑，并非故作翻案文章。

陜北軍閥井岳秀本人就是一部傳奇。他哥哥井勿幕為陜西辛亥革命先驅(qū)，曾被孫中山譽為“西北革命巨柱”，僅三十一歲被人暗殺。井岳秀為兄長報仇，曾將仇人李棟才活捉回來，用砍頭、挖心、抽筋等酷刑祭兄靈前，還剝了人皮做成馬鞍，整天騎于胯下解恨。有了這段歷史做墊底，小說寫到井宗秀派人剝了奸細三貓的皮做鼓，為兄報仇肢解邢瞎子的身體，也都落到了實處。井岳秀擅長騎馬，治理榆林二十余年，每天晚上都騎馬巡查，這一點在小說里刻畫井宗秀時也被描寫出來。井岳秀之死也充滿傳奇性，據(jù)說是在看家眷打牌時，自己身上的手槍墜地走火，命中要害而死。但也有傳說是被共產(chǎn)黨指使刺客暗中槍擊而亡。小說現(xiàn)取后說，暗示被阮天保行刺。從小說文本結(jié)構(gòu)來分析，井宗秀作為一個民間英雄這樣的死亡甚為尷尬，但是從民間野史的傳統(tǒng)中尋找，同樣的例子仍然存在，《三國演義》猛將張翼德一世英雄，最后死于兩個裁縫的行刺，何況阮天保在書中作為井宗秀生死宿敵，身懷絕技，也算是旗鼓相當死得其所。這樣的構(gòu)思安排也可以體嘗作者當初糾結(jié)之情，既從民間正義出發(fā)為井岳秀討個公道，也為國共軍事爭斗的鋼絲繩索上把握了平衡。

由此可見，民間說史的第三個敘事特點，就是歷史與傳奇的結(jié)合。這也是民間說史最凸顯的娛樂功能。正史不錄的怪力亂神現(xiàn)象，在民間說史里卻是不可少些的成分。賈平凹的小說敘事里不缺因果因緣的細節(jié)，但傳奇都在無關緊要處聊添趣味，真正涉及歷史真相的地方毫不含糊。讀《山本》，其中最重要的傳奇是通過三個人物來傳達，第一人是女主人公陸菊人，小說開始就說，因為她的陪嫁三分胭脂地是暗通龍脈，帶到渦鎮(zhèn)造就了“官人”井氏兄弟，但同時也給渦鎮(zhèn)帶來了毀滅。小說里以銅鏡為鑒作為線索，構(gòu)成了陸菊人與井宗秀的對應關系。第二個是瞎子醫(yī)生陳先生，能洞察世事，逢兇化吉，此人提供的神秘信息都是正能量，與另一個以邪術蠱惑人心的周一山形成對應關系。第三個人是地藏王菩薩廟里的啞巴尼姑寬展師父，不言不語，卻以尺八音樂來普度眾生。她是出世的、無聲的、精神的，與小說描寫的渦鎮(zhèn)內(nèi)外的現(xiàn)實的、混亂的、欲望的世界構(gòu)成對應關系。以銅鏡立戒指向過去，以救世行醫(yī)指向當下，以宗教慈悲指向未來，三界均有指點。但是銅鏡無聲，聾啞寂靜，對于這個殺人如麻的無道世界，充滿無奈與慈悲。

小說結(jié)尾處，渦鎮(zhèn)已經(jīng)毀滅，各路英雄都已化為灰燼，惟獨陸菊人、陳先生和寬展師父還在人世間的苦難中繼續(xù)生存，這又讓人的思考回到小說最初要表達的秦嶺意象，這些傳奇人物本身就是秦嶺的一部分。閱盡人間苦難，痛苦而無奈，掙扎而徒勞，憂患而無言，這都是值得我們今天深深思索與細細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