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北岳版的《中篇小說選粹》從2014年始，我已經編了4年。前一段朝軍兄叮囑我為2017年版作序，我回復不想寫了，朝軍兄腦子轉得快，說那就寫寫為什么不想寫了。好主意，卻難為了我。

一個以書寫和表達為職業的人“不想寫”和“不想說”意味著什么？這是一個問題。

現代人以祛魅為其榮耀，并以此區別古今。這一過程，如果從語言的層面上看，就是一個從大寫的Word到小寫的words的過程，前者是為“圣言”，后者是為“人言”。太初有道，這句話的英文是There was Word。這里的“道”，是“圣言”，也是起源之道。上帝以語言創世，說要光，于是有了光；倉頡造字，鬼哭神嚎。寓意不過是，語言不僅僅是一種表達的工具，而是一種創造的力量。所以“道”、“圣言”的另外一層含義是，語言創造世界，或者說，（自由）世界在語言中得以展開其自身。

如此說來，從“圣言”到“人言”，有一種質的轉換。現代人最大的愚蠢，就是以為“圣言”已遠，“人言”于是可以胡說八道。這是啟蒙主義者種下的惡果，以為人可以操控語言，而不是服從于語言自身的創造性。哈曼從一開始就反對這種自大的虛妄，啟蒙主義們沒有注意到這異端的聲音，而是進一步以對工具理性的狂熱來行使“人言”的譫妄。后來的盧梭極其厭倦這些人，并開始思考成為野蠻人的可能。

在我看來，在現代社會，野蠻人是另外一個上帝。

還要提到尼采和本雅明。尼采曾經告誡現代人要重新學習“看”和“聽”，在《偶像的黃昏》里他批評那些迫不及待洞開自己的人是一種典型的卑賤。這不僅僅是道德上的指責，而是有一種政治學的考量。尼采早年喜歡瓦格納，后來與之決裂，寫有決裂之書《尼采反對瓦格納》，他從瓦格納的喋喋不休中看到了現代政治的控制術和神學本質，所以他說瓦格納是他的疾病，他要割舍他。本雅明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文人，但他有一度曾經陶醉于大眾的傳播術——在他的時代，是電臺廣播。他以為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喚起更多人參與政治文化生活，但后來，他發現“廣播”這一“人言”的傳聲筒不過強化了一種資產階級的不可救藥的“自戀”。

自戀，控制術，政治負能，以譫妄的“人言”來填充信仰危機后的精神深淵，已經成為我們時代深入骨髓的痼疾。詩人是最典型的背叛者，他們現在熱衷于在各種場合表演，他們成了“人言”的俘虜，被撒旦的迷魂湯征服了。所以，我們的時代既沒有真正的詩人，也難得有孤注一擲的文學和藝術。

既然如此，我何必多說？

我愿意在一片嘈雜中堅持沉默，并等待“圣言”的再次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