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于文學而言，如何以詩性表達再出發，筑牢文化自信，或許是新時代語境下我們應該思考之要。

堅持文化自信的詩性表達，應該把描摹社會和人生的筆觸，深入到揭示價值觀和價值尺度的層次，也就是文化的核心層次

文化無論作為一個概念或一種現實，都意味和代表著一個非常寬泛和復雜的范疇。人類生存所依托的器物形態、制度形態和意識形態，都可以歸屬到文化的范疇內。若只為說明文化內涵的豐富、外延的廣闊，而列舉出這些從看得見、摸得著的可觀可感層面，到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思想層面的種種形態，當然毫無疑問，是完全必要、完全應該的。但若是要從必須展開細致、深入的刻畫、描繪和鋪陳的文學寫作中，把握住文化，進而表現出寫作者對它的自覺和自信，那么，一個近乎無所不包的、無邊無沿的大文化范疇，就顯得過于艱巨、也過于龐雜，難以選材，也難以聚焦。

明知文化之大、文化之重，卻還要以文學的羸弱之軀勉強去支撐、去承載，這樣的實踐已有先例。上世紀80年代中期從小說創作和小說的理論批評中興起的“文化尋根”潮流，上世紀90年代初期興起的大文化散文寫作，都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猛精進，趟出了一條文學來擔當甚至探尋和拯救文化的道路。其經驗并未過時，其影響也并未斷絕。但如今回望之下，“尋根小說”和“文化散文”盡管藝術創造上的價值懸殊、造成的實際影響也差別顯著，相形于以整個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文化，歸根結底它們還只能算是一種及表不及里的“小敘事” ，在對文化的把握上，都顯現著從一開始就避免不了的方向和層次上的迷失。個人成長和地方生活的獨特經驗，把“尋根小說”和“文化散文”推上了瞄準文化而一路縱深勘察的漫漫行程，也最終把這個行程牢牢牽制在了感性經驗的平面，甚至連這一行程方向也漸漸卷曲回了寫作者私人化懷舊的原點。

拋開寫作肌理上的問題不談，“尋根小說”和“文化散文”可以給今天為堅持文化自信而進行的詩性表達提供一點方法論上的鏡鑒，就是需要有一種更清醒、更具體的針對著文化本身的認識，來給有志于在創作中把握文化的寫作者做思想支點。這個支點一方面是作為觀念和現實的文化本身的內核和軸心，一方面是寫作者在創作思維活動中的發力方向和聚焦目標。而它，就是價值觀和價值尺度。客觀的社會現實生活和文學創造的虛擬世界，實質上都是展現單個的人如何形成或接受某種價值觀，進而又如何運用某種價值觀來判斷和取舍自我與外界各種關系——也就是把價值觀貫徹為一種價值尺度的過程。器物形態和制度、習俗形態的文化，究其根本也是在體現和維護某種價值觀的價值尺度的意義上發生和存在的。

簡單地說，文化的內核和軸心就是價值觀和價值尺度。在這一點上有了清楚的認識，寫作者就仿佛戴上了一副透視鏡，他盡可以像以往一樣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描摹、刻畫和敘述一定的情境和一定情境中的人、事、物，但他更會自覺地把這種描摹、刻畫和敘述，延伸到抓住價值觀和價值尺度生成、變異的具體情境和具體人物的深度。在這樣的深度上，他寫的故事、人物、情節、場景，無論審美格調和藝術韻致如何不同，都同樣會因為開掘到了文化的內核層次，而產生動人的力量。

堅持文化自信的詩性表達，應該把寫人、敘事、造境的力量，滲透到貫穿知、情、意三重精神活動的層次，也就是詩性的核心層次

當代中國的作家和文學創作，與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和創作相比，較少受到文學理論批評和哲學、史學、社會學等非文學的學術活動的直接影響。四十年前，新時期文學與思想解放運動并起，更一度強化了文學事業緊隨國家政治生活的進步而積極變革的經世致用品質。而在發揮這種作用的過程中，文學與它所從屬其中的整個社會生活之間的部分與總體的關系，由于沒有獲得人文社科學術（就其性質和功能而言，它們本來應該是文學生活和現實生活之間從感性到理性的一個精神緩沖層、從虛擬到實際的一個社會功能轉換區）的間隔和中介，常常或正或反地直接承受社會現實急劇變化的促動和沖擊，隨之也做出過于直接但往往又并不適當的應激反應。

由此所致的一個至今仍流行甚廣的認知定勢，就是文學創作的本分即在于表“情” ，文學創作者的天職就在于張揚情感。某些學者近年力倡的“道始于善”“以美儲善”等“情本體”觀點，似乎也有意無意地佐證和助長了這種可以回溯到一千七八百年前“詩緣情” （西晉陸機《文賦》 ）之說里的以情為主或以情為本的文學認知。但事實上，即使在“詩緣情”之說流傳不息、備受推崇的悠久年代，“明道”“載道”的詩文寫作主張也一直同樣在流布和發展。主情和主理的美學取向和功用觀念，在中國古代文化和文學的演變歷程中，始終是以鳥之兩翼、舟之雙楫或太極之兩儀的形式相依并行著，在辯證對立的斗爭、制衡和轉化中產生各自的意義和作用的。

這種看似對立甚至截然區隔的審美習慣和藝術思維方式，實際上并存為一個完整機體的情形，正體現著我們民族文化傳統深處的詩性精神活動的整體性特質和內在各層次、各面向、各要素之間的辯證關系。按照我們慣熟的知識框架，當今的世界文學已經跨越了單純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進入了不能用單一的概念和主題給予定性的、無以名狀和難以歸類的時代。置身此時此境，面對世界文學格局中遍地碎片、滿目瑣屑的觀念現場，一則視之為不可收拾的亂象，一則也可視之為正值得從頭收拾、別開生面的新態勢。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化自信在文學寫作中的具體體現，也正應該是詩性表達。而所謂詩性表達，就是重返情、知、意整體觀的傳統藝術思維模式，把寫人、敘事、造境的力量，滲透到貫穿知、情、意三重精神活動的層次，也就是詩性的核心層次。

堅持文化自信的詩性表達，應該把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文學遺產，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古今過渡時期的思想和文學成果，援引為首要的參照和資源

今天在繼承和發揚傳統的問題上，已經很少有人對我國古代文化遺產持排斥態度。很多場合、很多語境里，一提傳統，大家不約而同想到的就是古典傳統。較之重估一切價值和全面批判傳統的口號直上云霄的百年前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高漲時期的文壇、學界，今天我們多數人都具備了對民族文化古典傳統的充分同情，這種矯正上一個歷史文化轉型周期里的矯枉必須過正之偏的群體文化姿態，是理所應當的。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能正處在朝另一個方向自覺或不自覺地偏傾的狀態。那就是在繼承和發揚傳統的問題上，過分地厚待和看重了古代，而輕視甚至忽視了近現代。單從時間距離上，一般認為是起自1840年的近代和1915年開端的新文化運動、 1917年發起的文學革命，以及此后30余年的文學、文化進程，對于今天都不折不扣算得上是一段如煙的歷史。其間累積的文學和思想成果，在藝術和學理、審美和現實多個方面，也都完全沉淀出了歷史遺存的分量和質地。

更重要的是，近現代中國思想和文學的掙扎、奮斗和前進，并不僅僅是在顯示它們自身當時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而是在顯示古代中國的全部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確切地說，今天我們所謂的中國近現代之際，其實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古代歷史和古代文化文學，被當作一個整體概念和價值系統，從無到有地創制或者“發明”出來的關鍵時刻，同時，它也是中國現代和當代社會及其文化、文學的基本價值和總體追求，孕育和生發的另一個關鍵時刻。

不走近、不理解近現代中國，就不能真正認識和理解之前的古代中國和之后的當代中國。就文化和文學而言，我們今天浸潤其間的話語和思想世界，早已是一個不能繞開近現代而直接瞭望和直接體察到古代的世界，我們的文學話語元件和文學思維工具都源自近現代的創造。而在我們對它們的創造過程真正了解之前，它們作為語用元件和思維工具的性質，是超越于我們的認識，無法被我們審視和省思的。這時候，是我們在充當它們的元件和工具，而不是相反。文化自信的第一步，是文化自覺。文化自覺的開始，需要從對精神活動的元件和工具的自覺開始。基于此，古今中外各種思想、文學遺產，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古今過渡時期的思想和文學成果，應該成為新時代境遇下詩性表達再出發的首要參照和首要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