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何站在這個時代書寫歷史和當下生活，是一個作家觀察和認知歷史和時代生活的表征。面對過去，是我們如何講述；面對當下，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無論如何，這還是一個充滿了文學魅力的時代——我們身置其間，居然有五千多部長篇小說鋪天蓋地涌來，這就是時代的文學魅力。

一 鄉村文明與鄉村故事

新世紀鄉土文學的不同敘事：《梁莊》等對鄉土潰敗的痛心疾首；《湖光山色》、《麥河》等的樂觀主義；《鑿空》、《陌上》等對“現代”的處亂不驚；三種不同的敘事表達了當下作家對中國鄉村變革的不同態度和期待。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有合理性。

《望春風》書寫的是記憶中的鄉村。是作者以自己的城市生活經驗照亮的鄉村記憶。格非的上海、北京生活經驗對他書寫他的鄉村非常重要。如果格非沒有他的城市生活經驗，他是不能完成《望春風》的寫作的。小說雖然也寫到當下鄉村的變革，但他很少做出評價。顯然，格非對當下鄉村變革的評價持非常謹慎的態度。這與他的歷史感有關。我們知道，包括鄉村變革的中國變革，它的整體塑型還遠遠沒有完成。如果說這是一個漫長的鏈條的話，當下的狀況只是這個鏈條中的一環。如果把一個環節當做整體，顯然是缺乏歷史感的。這也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所說：“人預定的目的和達到的結果之間還總是存在著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預見的作用占了優勢，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計劃發動的力量強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歷史活動，使人從動物界上升到人類并構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的歷史活動，滿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產，即今天的社會生產，還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無意識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為例外才能實現，而且往往得到相反的結果，那么上述情況是不能不如此的。”作為學者型作家的格非，除了有發達敏銳的感性觸角，還有清楚的理性思考在制約他的感性表達。

我發現《望春風》的寫作，基本是“史傳”筆法，以寫人物為主。比如寫父親、母親、德正、豬倌、王曼卿、章珠、雪蘭、朱虎平、孫耀庭、嬸子、高定邦、同彬、梅芳、沈祖英、趙禮平、唐文寬、斜眼、高定國、春琴等等。但作家又不是平均使用筆墨。這也正如《史記》的本紀、世家、列傳一樣。父親和趙德正著墨多，母親少些；春琴著墨較多，其他人少些。通過小說的寫法和內部結構，我們也會發現：格非很難將他的鄉村結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他的記憶也是碎片化的。他只能片段地書寫一個個鄉村人物，通過這些人物發現鄉村在今天的變化。因此，格非寫《望春風》，不是要解決鄉村中國變革的“問題”——而那些試圖解決鄉村中國變革問題的小說，在今天恰恰成了問題。他還是要對他記憶中的鄉村做文學化的處理——努力寫出他的人物。這樣，《望春風》就有別于那些急切處理鄉村變革問題的作品——那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的事情。

小說中很多細節非常感人，比如父親從工地帶來一碗飯，只是為了讓我嘗嘗數月未知的“肉味”，我則偷偷地將肉埋在飯里，讓父親吃。格非講得很好，他說，個人經驗只有通過和“他者”構成關系時才有意義。現在的孩子如果愿意，一頓飯可以吃二斤肉，但這在格非話語講述的時代，是沒有可能的。我們能夠理解他在講述什么；還比如朱虎平和雪蘭的“不倫之戀”，這是鄉村“差序格局”遭到破壞的一個癥候性的情節。鄉村中國的秩序，就靠“差序格局”和倫理、禮儀等維系。如果這個格局破壞了，鄉村中國的秩序也就不存在了。但格非不是呼天搶地痛不欲生地講述鄉村秩序的“炸裂”，而是通過文學性的情節一覽無余。所幸的是，朱虎平和雪蘭絕處逢生，那令人憂心如焚的事情還是沒有發生。這是作家格非的過人之處。同彬和春琴的戀情雖然是“姐弟戀”，但還在倫理秩序之中。小說中對前現代人際關系的書寫，溫暖而多有情致。但格非清楚，那一切是只可想象而不能再經驗的。

格非在寫過《望春風》后的一次演講中說，他曾多次回鄉，但后來“突然發現有一個驚人的變化，我發現我不想家了。而且我對家鄉感到厭惡，我發現農村已經凋敝到一個沒法讓我待下去的程度……我突然發現，你到了鄉村以后，你碰到的鄉民，鄉里面的鄉親父老，他的價值觀突然變得極其單一，就是完全為了錢，完全為了一些簡單的經濟上的問題，比如他們會不斷地問你的收入，他們會說，你當了大學教授，你拿這么點錢，這種觀點在鄉村變得非常非常嚴重。”現代性是一條不歸路，它不可能按原來路線返回起點。《望春風》的返鄉之旅并不是要回到那個起點。當任何一個作家難以講述今日中國鄉村全貌的時候，每一種局限性就都有其合理性。不同的是他們講述鄉村的出發點各異，但他們試圖認識當下鄉村中國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們希望文學在作用世道人心的同時，也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當下中國的巨大變革，推動中國鄉村變革朝著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的現代性設計了鄉村發展的路線圖，它有歷史的合法性，但左右這個預期和目的的多種力量有不可掌控的一面。鄉村改革，就是盡可能祛除那不可掌控的力量以縮短我們抵達目的的時間或周期，但它絕不是回到過去。這也正是鄉土文學的價值所在。

關仁山是這個時代真正的鄉土文學作家。幾十年來，他立足或扎根于鄉土，認真書寫他的冀東大地。他的“中國農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和《日頭》，出版后深受好評。這三部小說生動地記述了冀東大地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遷，在追蹤鄉土變遷的過程中，他塑造了屬于這塊土地的文學的農民形象。如何書寫鄉土中國幾十年來的巨變，如何看待和想象大變動時代的中國鄉村，是這個時代作家面臨的共同難題。關仁山一直樂觀地看待這場巨變，他的文學人物都是鄉村中國變革的支持者。他的《金谷銀山》，用大紅大綠的色彩描繪了北中國一幅絢麗的畫卷。“金谷銀山”，是鄉土中國的夢幻，“披金掛銀”是鄉村吉祥的福音。主人公范少山是新時代的農民英雄，是新時代的梁生寶。他在白羊峪建構的不是一個虛幻的文化烏托邦，而是一個巨大的、觸手可及的、金谷銀山的物質世界。

塑造社會主義的文學新人，曾是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學觀。梁生寶、蕭長春、高大泉等，是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學新人的代表。他們來自大春哥、二黑哥們的同一條道路。這些人物，讓我們看到了活潑、健康、生動的中國農民形象。他們改寫了阿Q、華老栓、老通寶、祥林嫂等中國舊有的農民形象。他們自有其文學史的意義和價值。但是，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形象與其說是在塑造文學形象，毋寧說是在構建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或者說，這些新人的道路，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道路。這些形象建構起了社會主義的文化空間，極大地影響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當然，我們也得承認，中國農村的改革也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試驗的過程。應該說，關仁山一直關注這場關乎無數人命運的重大變革。他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鄉土中國的變化過程。他的“中國農村三部曲”就是例證。

《金谷銀山》在創作方法上，與“三部曲”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它不是有意反映農村流行的政策或農民對政策的不同態度，也不是以同情者的角度悲天憫人地專注于農民的生存景況，而是著力塑造了一個“新時代的農民形象”——范少山。這是一個有著梁生寶血統的冀東農民：他從小喜歡小說《創業史》，喜歡梁生寶。當他決定離開北京回白羊峪時，這部小說就成了他的“口袋書”。他不僅喜歡，重要的是他還要踐行梁生寶的人生，要造福于白羊峪的鄉親們。實事求是地說，對關仁山而言，這是一條“險象環生”的選擇：當英雄的時代早已過去之后，如何塑造新的時代“英雄”，實在是太艱難了。即便這個時代仍然有英雄，但從已有的創作經驗而言，“正面英雄人物”的塑造，其難度也遠遠大于書寫普通人。普通人被塑造出來仍然是“人”的形象，英雄被塑造出來大多是“神”的形象，后者可敬卻難以讓人親近。關仁山自己也不諱言，這就是一部“主旋律”的小說。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主旋律”，關鍵是怎樣理解和怎樣書寫“主旋律”。對我們而言，“主旋律”也不止是革命歷史和當代英雄。我曾經表達過，那些凡是維護人類基本價值尺度的文學作品，也就是對人類進步、民主、自由、忠誠、愛和善等的維護和張揚，都應該看作是主旋律。按照這種標準，《金谷銀山》就是一部主旋律小說。

范少山有梁生寶的血統，但是梁生寶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范少山是帶著他的時代印記走到我們面前的。他有個人的情感史，有失敗的婚姻。他常年在外經商，妻子遲春英耐不住寂寞，在馬玉剛的誘惑下終于越出了底線，人也嫁給了馬玉剛。但是刺激范少山“拯救”白羊峪的還不是個人的情感挫敗，而是村民老德安的死。老德安是貧困戶，雖然有兒子，兒子搬到城里后就沒了音信。他“養了兩只雞，快要下蛋了，讓黃鼠狼叼走了；種的苞米囤在院子里，也讓耗子啃得差不多了。種了點兒土豆，賣不出去，只能上頓吃，下頓吃；白羊峪沒有小麥，不種水稻，吃白面大米要下山去買。錢呢？得用雞蛋、蘋果、山楂去換。咋換呢？‘鬼難登’在那橫著呢！不能車運，只能提著籃子翻過那段險路去賣。老德安本來山貨就少，又是老胳膊老腿兒下不了山，只能整天吃土豆，連苞米都接不上來年的。讓土豆埋沒的一顆心，看不到指望，上吊了。”范少山埋葬了老德安，也激起了他要拯救白羊峪的愿望，并自詡為“超人”。原本在北京和戀人杏兒賣菜的他，決定返回家鄉白羊峪，帶領鄉親們創業。

范少山帶領鄉親們走的是綠色生態的創業之路。為了挖掘祖宗留下的谷種，與外國種子抗爭，終于在太行山找到具有傳奇色彩的金谷子，種在了白羊峪的土地上并獲得成功。在農大孫教授的指導下，他利用本村的蘋果園，培育無農藥的“金蘋果”。為了打通白羊峪與外界的道路，范少山帶領鄉親們奮力開掘，進行了一場艱苦卓絕的奮斗，使一個貧困絕望即將消失的小山村，最終脫貧致富，成為遠近聞名的旅游觀光村，過上了城里人也艷羨的綠色生活。范少山沒有止步，他還下山推動土地流轉，建成了萬畝金谷子種植基地，在成就新農民夢想的同時，也使中國北方更多的農民受益。他們曲折的創業故事，同時也在進行新農村的道德與文化重建，充滿溫暖和希望，為時代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新的創業史。小說的主人公范少山，當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梁生寶。梁生寶踐行和尋找的是一條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新的生活觀念是他前行的最大動力。后來的社會發展證明了這條道路的失敗。這是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試錯”的結果，也是改革開放重新尋找農村變革的起點。范少山出現的時候，農村變革已經實行多年。他可以在農村與城市自由穿行。見多識廣的他和戀人杏兒在城市和鄉村搭建了電子商務平臺，讓更多的城市人也在白羊峪的生態果實和旅游中，見證了山村綠色生態之美。作品塑造范少山這一新農民形象有眼界，有智慧，有胸懷，有風骨，是新時代農民英雄。閆杏兒、白腿兒、余來鎖、田新倉、泰奶奶、范老井等人物形象也生動傳神多有特點。小說改變了作家自己舊有的寫作格局，打破了同類題材的模式，為農村題材寫作提供了新的藝術經驗，它的探索顯然是有價值的。

如前所述，塑造一個新時代的梁生寶，書寫一部新的創業史，這一自我期許的難度可想而知。事實也的確如此。范少山果然是一個“超人”，白羊峪未來的藍圖幾乎就掌握在范少山的手中。他幾乎沒有克服不了的難題，白羊峪就是他命定的大展宏圖之地。他揮斥方遒一覽眾山小。他的“金谷子”、“金蘋果”的成功，幾近傳說。但是，范少山這個人物在改變白羊峪過程中，確實還有這個時代的特點和新意。他要“不厚道”地“耍小心眼”，也要低三下四地求人。但是，就小說整體來說，可圈可點的還是關仁山鄉村生活的功底。在他的小說中，生活的質地和內容，要遠遠大于觀念性的東西。鄉村那些瑣屑無聊又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密實、具體又可信，小說細節他幾乎信手拈來生動無比。比如余來鎖的黑耳朵白耳朵的來歷：范少山擺弄獵槍，不小心扣動了扳機，散彈打掉了余來鎖的一只耳朵。爺爺先是賣了了兩頭鹿把錢給了余來鎖，又賣了兩頭鹿，范少山帶余來鎖去了城里，醫院給余來鎖安了只假耳朵。假耳朵是乳膠的，白白嫩嫩。余來鎖就有了一只黑耳朵一只白耳朵。一個驚險的事件，在敘述中有了喜劇效果。這種講述就是農民的講述方式；范少山和杏兒的愛情、婚姻生活風生水起，詩人余來鎖卻黔驢技窮一籌莫展。他夜晚去“白腿兒”家讀詩的情形讓人百感交集。他是一個好人，“白腿兒”問一句“開燈嗎”，他居然回答一句“看不見稿子”。“白腿兒”開了燈他也只能讀詩、后悔也遲了。但這一個細節就將余來鎖不是惡人的形象和盤托出；還有范少山結婚的場景，一面是新婚的熱鬧，一面是前妻的失落，他們各懷心腹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僅章法不亂，而且在對比中各自性格都在自己的軌道中。這就是作家心中有人物，才使他們無論何時何地舉手投足都是人物自己。圍繞范少山個人情感和家庭生活展開的部分，應該是小說寫得最有可讀性、也是作家最得心應手的部分：母親、遲春英、閆杏兒等，還有狼群吃鹿、“白腿兒”外號的來歷以及這個時代情感婚姻不確定性對山村的影響等，關仁山寫得真實而有趣。比如田新倉和李小婉處對象、住一塊的事兒，在白羊峪炸了鍋。這個李小婉，就是跟著高輝私奔的那個女孩兒。這一關系，把田新倉、高輝、“白腿兒”都牽扯進來了：田新倉愛過“白腿兒”，沒成，這回和李小婉成了；李小婉呢，還是當年高輝的相好；而高輝呢，是“白腿兒”的兒子。當然，田新倉和李小婉也只是“一夜情”或露水夫妻，李小婉說她和田新倉“不合適”，然后就回北京公司總部了。白羊峪這邊，余來鎖得知“白腿兒”去找田新倉，還以為是攔著田新倉搞對象，和“白腿兒”吵了一架。“白腿兒”解釋半天，余來鎖才消停。男女關系是鄉村生活最具生活性的關系，這與鄉村文化生活匱乏有關系，也與農民對生活的理解有關系。因此，關仁山抓住了男女情感和婚姻生活，也就抓住了白羊峪生活的精魂。

另一方面，是關仁山在小說中對農民劣根性的批判。馬玉剛在小說中不是多么重要的人物，但卻是一個很“典型”的人物：他是“村里的富戶，搬到城里住了，時常回村看看。有錢人在城里是窩不住的，總要衣錦還鄉。為啥？顯擺。你有錢，城里人不眼熱，不眼紅，因為四周都是生人，誰認識你呀？沒處顯擺。要想得瑟，就要回老家，讓鄉親們都知道：俺有錢了！那些個過去瞧不起俺的，罵過俺的，恨過俺的窮光蛋、土包子們，服不服？哈哈，這才叫眨眼打哈欠——揚眉吐氣呀！”這種炫耀我們可以批評它膚淺、不堪，但它就那么真實地存在白羊峪或廣大的鄉土中國。不僅馬玉剛，被馬玉剛誘惑并結婚的遲春英，后來也遇到了大體相似的事情，馬玉剛又有了小三：

杏兒說：“你們家老馬沒事兒吧？”遲春英說：“我家老馬又帥又有錢，能沒事嗎？過去就有個小姑娘老追他。老馬心上就長了草，兩人住到一塊了。這事兒被我知道了，就吵。你吵吧，他不怕，嚷著離婚。你說男人有良心嗎？當初我是怎么跟了他的？……”杏兒說：“打住打住。當初的事兒，就別說了。丟人。”遲春英說：“我說短點兒。我一看沒辦法了，得保衛婚姻啊！就找這個小三，和小三談判。送她一百萬，讓她離開，一百萬啊，她能不動心嗎？當天晚上就離開公司跑了。”杏兒說：“你大戰小三挺牛的。”遲春英說：“我們嫁給了成功男人，指不定哪會兒就冒出個小三來。花點錢，能把人保住，值！”

遲春英當初是為金錢倒在了馬玉剛的懷里，馬玉剛有了新的小三之后，遲春英也用同樣的方式——金錢去處理，并認為“值”，因為把人“保住了”。我驚異于關仁山對鄉村生活觀察的細致入微。這些與情感相關的解決方式，在梁生寶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當然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關仁山在鄉村大變動時代對普通民眾價值觀的發現和擔憂。梁生寶的時代也有矛盾，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作家只需用階級斗爭的理論就可解決或化解。今天就不一樣了。范少山即使徹底改變了白羊峪的貧困，使鄉親們都過上了好日子，他能改變白羊峪鄉親的價值觀嗎？這個價值觀，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能夠找到一個足以說服人的理由或方法嗎？大概很難。因此，范少山遇到的問題要遠比梁生寶遇到的問題復雜得多。這是中國現代性必然要遇到的問題，也是人性中一直蠢蠢欲動、時隱時顯的問題。它在被壓抑時難以發現，沒有顧忌時便肆無忌憚。人性的全部復雜性和魅力，就在于我們永遠不會全面地認識我們自己。這也是文學還要繼續存在的理由和可能。因此，從梁生寶到范少山，就是關仁山在《金谷銀山》中的發現。只要他發現了這一點，《金谷銀山》就足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