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塞林格的成名作《麥田里的守望者》似乎頗能在年輕讀者中引起共鳴，粗暴犀利的語言和叛逆青年角色尤其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他隨后出版的數量有限的幾部小說集，包括《九故事》、《弗蘭妮與祖伊》、《木匠們，把房梁升高》和《西摩小傳》等，據稱“神秘主義傾向越來越濃厚，看來已非心態頗不正常的作者所能控制。”（李文俊，《九故事》譯后記，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塞林格對自己私生活的審慎守護，更讓讀者忍不住從他的作品中尋覓蛛絲馬跡，對這位“神秘的”作家進行豐富聯想。然而要把握真正的塞林格，恐怕得聚焦更多的注意力在他后期的作品上。塞林格式的“神秘主義”是其作品的重要議題，其實在《九故事》的最后一則《特迪》中，塞林格已將自己的思想興趣透露給了讀者，之后的《弗蘭妮與祖伊》藝術上比《九故事》更加成熟凝練，而思想上則幾乎是《特迪》的延伸和擴展。

《特迪》的主人公特迪是一個早慧的兒童，小小年紀已經具備哲學家的思維能力，塞林格對人類和世界的獨特看法就是借他之口道出：“大多數人甚至都不想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他們甚至都不愿停止老是這樣地出生和死亡。他們只是不斷地要新的身軀，而不想停下來與神共處，那樣的境界才是真正美妙的。”小說描寫特迪如何在一個充滿欲望的世俗世界中，和大人耐心周旋，維持著自己“半智者”的生活方式。故事結尾，特迪陷入了一個與自己的預言（或是戲言）一致的場景，生死未卜。

如果說特迪是塞林格借助宗教思想來叛逆世俗文化的替身，而且他的叛逆因自己所具有的高智商而并沒有遇到太大阻力的話，那么《弗蘭妮與祖伊》是在嘗試探討比特迪略笨一些人的叛逆。弗蘭妮和祖伊是格拉斯家七個早慧兄妹中最小的兩位。大約塞林格自己也有所察覺，像特迪那樣在大人中間游刃有余、處變不驚、甚至常常表現得像個得道高僧，恐怕是一種過于浪漫主義的處理。于是在《弗蘭妮與祖伊》中，長大的神童們更多表現出“怪胎”而非“智慧”的一面。

《弗蘭妮》的主人公弗蘭妮是二十歲的文科女大學生，在去找男友度周末的路上，讀了一本宗教書籍。她情緒受書中內容影響，和男友共進午餐時，不是走神就是向他發難。

弗蘭妮的男友賴恩是名牌大學學生。他身邊的大學生知識分子“不管輪到哪個說話，沒一個不拔尖了嗓子，一通慷慨陳詞，就好像是在一勞永逸解決某個極端有爭議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讓大學外面的那個世界一籌莫展，已經瞎忙活了幾個世紀”。長相剽悍的同學索萊森在月臺上和賴恩搭話的方式是問他，“知不知道里爾克這個雜種到底想說什么”。

賴恩自己也喜歡用半吊子的文藝觀點裝飾空洞虛無的大腦，打破餐桌上的沉默時間。他結交的朋友，也和弗蘭妮認識的大多數朋友一樣：“我知道他們什么時候會獻殷勤；我知道他們什么時候會開始告訴你關于某個住在你寢室的女孩的八卦新聞；我知道他們什么時候會問我暑假干了什么；我知道他們什么時候會拉一把椅子，然后跨在上面，然后就開始胡吹海侃，聲音平靜得嚇死人——或者就炫耀與某某名人相識，用那種平靜、隨意得嚇死人的聲音。”

至于弗蘭妮，小說開頭她寄給賴恩的一封信，足以讓人想起塞林格的所喜愛的作家——林·拉德納筆下最常出現的一類年輕女子：夸張、輕浮、小鹿般好動，喜歡發嗲。就這一點看來，弗蘭妮似乎是格拉斯家神童（或怪胎）基因最少的一個孩子。

午飯時間，賴恩以為又有機會在公共場合對著這位“相貌無可挑剔”的女孩侃侃而談。他用那種“平靜得嚇死人”的聲音拋出一長串重磅名字：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亞，以及一個自以為經典的文學觀點。弗蘭妮身上不多的那點神童細胞開始在血液里奔流：“你的橄欖，你還吃不吃了？”自此，弗蘭妮開始向賴恩發難，批評大學里的教師、賴恩喜歡的詩人……最后，輪到賴恩耐著性子聽弗蘭妮講那本宗教書籍中的內容，也輪到他身上主流知識分子的自尊心發作：“你是真的相信這些玩意兒，還是怎么著？”

終于，賴恩以看比賽要遲到為由中止了弗蘭妮的講述，而弗蘭妮，干脆以昏倒在吧臺前作為無聲的反抗，醒來后立即開始實踐書中所說的祈禱。

至此，一個年輕女子受宗教思想感染，起身叛逆主流文化的過程雖有些滑稽幼稚，看似是得逞了。但在第二篇《祖伊》中，隨著弗蘭妮的哥哥，那個聰慧和刻薄都遠勝其妹的祖伊的出場，弗蘭妮的叛逆受到了挑戰。

此時塞林格似乎注意到，宗教思想的引入又不免被扣上神秘主義的帽子：“人們早就在對我搖頭了，如果我再擅自在作品里使用‘上帝’這個詞，除非是用作人人熟悉、無傷大雅的美國式語氣助詞，不然就會被認為是——或者不如說被認定是——最拙劣的附會名人，我的徹底完蛋也就指日可待了。”他聲明這“不是一個神秘主義的故事，也不是一個宗教神秘化的故事”，而是一個“復合型的，抑或多面的，愛的故事，純潔而復雜的愛的故事”。期待愛情故事的讀者將在結尾失望地發現，愛的故事的男主角，是“耶穌他本人，伙計。”

這個故事由三場對話構成，第一場是祖伊和母親在浴室里，第二場是祖伊和弗蘭妮在客廳里，第三場是二人在電話里。

剛開始，祖伊在浴室里讀著四年前，也就是大哥西摩自殺三周年之際，另一位哥哥巴蒂寄給他的信。格拉斯家的眾多背景都在這封信中有所交代。隨后，格拉斯太太走進來，用語言和祖伊進行了一場叛逆兒子和不屈不撓老媽之間的推推搡搡。

格拉斯太太對陷入精神危機的弗蘭妮深感擔憂，這種情緒甚至蔓延到其它孩子身上。祖伊卻對母親的抱怨不以為然，尖酸刻薄之語脫口而出，甚至多次直率地要求格拉斯太太離開浴室。不過格拉斯太太總是在這個時候走神（或者裝作走神），祖伊拿她毫無辦法。塞林格的小說中，頭一次出現如此密集而宏大的話語交鋒，這一場對話，是《弗蘭妮與祖伊》中最為精彩的部分。

接下來，祖伊前往客廳開導弗蘭妮。塞林格借弗蘭妮之口又嘮叨了一遍智慧與知識的區別（類似論調在《特迪》中曾出現過），并鄙視了當時的大學教育：“你甚至從來沒有在校園里聽到過任何人暗示說知識的目的應該是智慧。”

祖伊對弗蘭妮的批評深表贊同：“只要是他們（某些教授）碰過的東西就立即變成學術，或變成一無是處。甚或更糟糕——變成迷信。每年六月份由一大批癡男傻女組成的無知暴民手持畢業文憑在這個國家橫沖直撞，我以為應該負起主要責任的就是他們這些人。” 但祖伊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弗蘭妮在家里爆發小規模的精神危機實屬劣等：“這地方就是聽你差遣的。服務不錯，有很多冷血、熱血的跑堂鬼。……我見過一些真正的精神崩潰，那些人不會費時間選擇地點。”對宗教信仰，祖伊有自己的嚴格界定：“耶穌禱告詞有一個目的，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念耶穌禱告詞的人擁有耶穌的意識，而不是幫他找到一個舒適的幽會地點，讓他覺得自己比誰都神圣，再找到一個黏糊可愛的神靈，一把抱住你，解除你所有的責任，讓你的厭世情緒和你的圖普教授一起消失，再也別回來。”這恐怕也是塞林格自己的宗教體驗。

小說最后，祖伊無計可施，悄悄來到另一個房間，裝成巴蒂給弗蘭妮打電話。不巧被識破，祖伊只好通過對西摩的回憶勸解弗蘭妮：祖伊兒時上電視節目之前，西摩曾告訴他，信仰最大的秘密在于，每一位平凡的觀眾都是耶穌。似乎不會正眼瞧讀者的塞林格，也借此謙遜地向我們表白：讀者一直是他真心所系。《弗蘭妮與祖伊》中譯本出版前，塞林格曾特別要求對封面裝幀簡化處理，不能出現照片，也不能出現原版沒有的作者簡介、他人評語、序言和后記等等。聯系他一貫對智慧而非知識的強調，恐怕也是希望讀者全心投入文本自身，不要成為又一個賴恩。

弗蘭妮安然入睡，讓人艱于呼吸的形而上對話也暫時告一段落。雖然大段的思辯讓人略感壓抑，但塞林格似乎也是想借此機會澄清一個事實：讀者和評論界喜歡給他后期的作品貼“神秘主義”的標簽，但他的“神秘主義”，并非不少歐美年輕人當流行文化去追隨的輕浮的宗教噱頭，更不是不問世事一味逃避，而是自有其深意和關懷。

通篇看來，《弗蘭妮與祖伊》有著林·拉德納式的開頭和托爾斯泰式的結局，其它部分雖與《麥田里的守望者》相比體現出更多的小說藝術技巧，但依舊不改塞林格一貫的“憤青”味。至于塞林格津津樂道的聰明和智慧的區別，在《弗蘭妮與祖伊》中似乎又有了些建構性的詮釋：小說開篇，已經賦予賴恩一個比同齡大學生更高一些的位置：“說康特爾（賴恩）是這群人中的一員，感覺又不太像。”賴恩的禮貌和體貼剛開始并不讓人討厭，但隨著弗蘭妮向賴恩發難，賴恩的小聰明和粗鄙逐漸暴露。而祖伊的出場，又讓弗蘭妮振振有辭的叛逆顯得低劣。才思敏捷、出語驚人的祖伊已讓人印象深刻，但還遠不能代表塞林格心目中智慧的最高水平。正如巴蒂在給祖伊信的最后所講的話：

“幾年前，在我還是個準作家的最初也最混亂的日子里，有一次我給西摩和波波念了一個我剛寫好的短篇小說。等我念完了，波波不動聲色地說（但她的眼睛看著對面的西摩），這個故事‘太聰明了’。西摩搖搖頭，遠遠地沖著我樂，他說：聰明是我永遠的痛，聰明是我的假肢，讓大家意識到我的聰明卻是最大煞風景的事。祖伊老兄，我這個老瘸子敬告你這個小瘸子一句，我們應該惺惺相惜才是啊。”

祖伊不過是個耍聰明的“小瘸子”，而認識到這一點的巴蒂也只是個“老瘸子”。祖伊用西摩的話勸解了弗蘭妮，這個故事開始時已自殺身亡多年的大哥在故事結尾時仍影響著幾位主人公。如果西摩是最高智慧的代言人，則他的自殺又成為了更大的謎題。看到塞林格后期另一部小說的名字是《西摩小傳》，或許將來其中譯本的出版可以幫中國讀者解開謎底。就《弗蘭妮與祖伊》文本的范圍來看，塞林格心中最高的智慧，似乎正是蘊涵在結尾中那種將博愛作為一種信仰的精神狀態。而巴蒂所講的故事，大概也是在暗示塞林格并不希望讀者閱讀時老是掛念那個聰明的作者或是聰明的祖伊，而是希望讀者對《弗蘭妮與祖伊》的主題做一個信仰的、智慧的解讀。

當我們再次審視《特迪》和《弗蘭妮與祖伊》的關系時，不難發現或許特迪已經是塞林格思想興趣的某種極致體現，但這樣直接給出答案的方式，似乎會使小說本身喪失魅力。《弗蘭妮與祖伊》雖主題類似，卻體現出更多的探索性和親和力。如果說特迪是叛逆的浪漫狀態，弗蘭妮似乎是不成熟的叛逆，那么祖伊，提供了一種回歸的、可實踐的叛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