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漫威超級英雄電影《黑豹》已在北美成為僅次于《復仇者聯盟》的票房第二高的漫威電影。《黑豹》大部分角色由黑人演員擔任，無論情節、場景、服裝還是音樂都具有濃濃非洲風情，這種明顯種族性和地域性使得該片不再是一部普通的超級英雄電影，而上升到了文化和政治的高度。斯洛文尼亞哲學家和評論家、現任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人文研究所國際主任的斯拉沃熱?齊澤克于2018年3月3日在洛杉磯書評網站上刊發文章，對這部影片做了評析。

他認為該電影受到政治光譜上各方人士的激情歡迎：從黑人解放黨到自由派，再到另類右翼的一些代表，如果各方都在同一個產品中認出自己的時候，我們可以肯定，這里的這個產品，就是最純粹的意識形態——一個包容對立元素的，空的載體。電影講述國王特查拉帶領瓦坎達如何從傳統的“瓦坎達優先”的孤立主義，走向一種漸進的、和平的全球主義的故事。但電影所描繪的圖景是非常曖昧的，顛覆性的“黑人至上”的文化政治愿景被處理成類似另類宇宙般的存在，對電影之外的現實世界并不構成真正的威脅。非洲的美學與全球資本主義無縫銜接，傳統與超-現代性也融合到了一起。這證明了詹明信的觀點：想象一個真正的新世界，一個不僅反映、反轉或增補現存世界的新世界，是極其困難的。但齊澤克同時又認為，如果我們對電影中代表激進政治的反派角色“埃里克”采取一種細致的、施特勞斯式的解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顯白閱讀，恢復電影中看似已被排除的政治潛能，把我們引向更深刻的反思。

我們在等待一部像《黑豹》那樣的電影，但《黑豹》不是我們等待的那部電影。[我的解讀，我參考了Duane Rousselle, Christopher Lebron的影評，并收益于與Todd McGowan的通信。]曖昧的第一個跡象是這個事實，即，電影受到政治光譜上各方人士的激情歡迎：從黑人解放黨（他們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好萊塢對黑人權力的第一次大聲宣揚），到自由派（他們同情《黑豹》的合理的解決方案，即通過教育和幫助，而不是斗爭來解決問題），再到另類右翼的一些代表（他們在電影的“瓦坎達萬歲”中看到了川普的“美國優先”的另一個版本——意外地，這也是為什么穆加貝在失勢前，也說過類似的，關于川普的話）。在各方都在同一個產品中認出自己的時候，我們可以肯定，這里的這個產品，就是最純粹的意識形態——一個包容對立元素的，空的載體。

電影的情節從許多個世紀之前開始，當時五個非洲部落正在爭奪一顆包含振金的隕石，振金是一種看起來可以貯藏無限能量的金屬。一位戰士因為吃下了含有微量振金的心形草而獲得超人的力量。他變成了第一任“黑豹”，把所有部落統一為一，建立了瓦坎達國。數個世紀后，瓦坎達人使自己與世隔絕，而世人則以為他們只是一個欠發達的非洲國家；事實上，他們高度發達，用振金發展出先進的技術。這個起點，看起來已經是成問題的了：近代的歷史教給我們的是，（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受某種珍貴自然資源祝福，毋寧說是一種喬裝的詛咒——想想今天的剛果吧，它是一個失效的“流氓國家”，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為，它有極豐富的自然資源財富（以及它們因此而受到的，以獲取這些資源為目的的殘酷剝削）。

接著，電影的場景切換到了奧克蘭，這里是現實中的黑豹黨（一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激進黑人解放運動，它也遭到了FBI的殘酷鎮壓）的重鎮之一。沿著《黑豹》漫畫的路徑，電影——它從未提及現實中的黑豹黨——通過一次簡單卻同樣技藝高超的意識形態操縱，有效地劫持了這個名字，如此，現在，“黑豹”這個字眼引起的第一個聯想，就不再是以前那個激進的好戰團體，而是一個強大的非洲王國的超級英雄國王了。更確切地說，電影中有兩個黑豹，特查拉國王和他的堂弟,“殺人魔頭”埃里克。他們各自都代表一種不同的政治愿景。埃里克的青年時期是在奧克蘭度過的，后來他成了一名美軍特種士兵；他所處的環境充滿了貧窮、幫派暴力和軍隊的殘忍，而特查拉則是在與世隔絕的、豪華的瓦坎達皇宮長大的。埃里克提倡一種戰斗性的全球范圍的團結：瓦坎達應該任自己的財富、知識和權力為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所用，這樣他們才能推翻現存的世界秩序。與此同時，特查拉則緩慢地從傳統的“瓦坎達優先”的孤立主義，走向一種漸進的、和平的全球主義，主張要在現存的世界秩序及其制度框架內行動，傳播教育并提供技術援助——同時也要保持瓦坎達獨特的文化與生活方式。特查拉在政治上的弧形運動，使他成為一個在這兩條路之間徘徊，與通常的、超級主動的超級英雄不一樣，特查拉心中一直充滿了懷疑。而他的對手殺人魔頭則永遠知道該做什么并做好了行動的準備。

不，《黑豹》不是我們等待的那部電影。它描繪的圖景不對勁。跡象之一，就在于電影中兩個白人——“壞的”南非人克勞和“好的”CIA特工羅斯——扮演的奇怪角色。“壞的”克勞并不符合給他預定的惡人角色——他太弱，也太搞笑了。羅斯則是一個更為令人困惑的人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部電影的癥候：他是一名CIA特工，忠于美國政府。他帶著一個反諷的距離，誤打誤撞地，以一種奇怪地不介入的方式，參與了瓦坎達內戰，就好像他在參加一場演出一樣。為什么選擇讓他來擊落殺人魔頭的飛機呢？在電影的宇宙中，他代表的，不正是現存的全球系統嗎？而且與此同時，他也代表著電影的白人觀看者這個多數，就好像在告訴我們：“享受這個黑人至上的幻想是沒問題的，我們中沒有哪個人是真的受到這個另類宇宙的威脅！”有特查拉和羅斯掌控全局，今天的統治者們可以繼續睡安穩覺了。

特查拉一方面對“好的”全球化開放，另一方面又得到了這個全球化的壓迫者的化身，CIA的支持，這說明，二者之間并不存在任何真實的張力：非洲的美學，被弄得與全球資本主義無縫銜接起來了：傳統與超-現代性融合到了一起。瓦坎達的國會大廈的美麗景觀遮蓋的，是馬爾科姆·X在以X為姓時追隨的那種洞見。通過這一舉動，他發出的信號是，那些把非洲奴隸從他們的母國綁過來的奴隸販子，殘忍地剝奪了這些奴隸的家庭與族群的根，剝奪了他們的整個文化生活-世界。馬爾科姆·X的使命，是黑豹黨的一個靈感來源。這一使命不是要把非裔美國人動員起來，為回歸某種原始的非洲的根而斗爭，而是確切來說，要讓他們把握X提供的那種開放——一種未知的、新的認同（確切的說應該是認同的闕如），而這種認同（或認同的闕如），恰恰是奴役的過程生成的。這個X，這個剝奪了美國黑人的種族傳統的X，也給了他們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讓他們去重新定義（重新發明）自己，去自由地形成一種比白人號稱的普世性更為普世的新認同。（眾所周知，馬爾科姆·X在伊斯蘭的普世性中找到了這種新認同。）馬爾科姆·X給我們上的這一節珍貴的課，被《黑豹》給忘掉了：為獲得真正的普世性，主人翁必須先經歷失去他或她的根的經驗。

因此，看起來，一切也就變得清楚了，這也就肯定了詹明信的堅持。他認為，想象一個真正的新世界，一個不僅反映、反轉或增補現存世界的新世界，是極其困難的。不過，這部電影也提供了許多妨礙這種簡單而明顯的解讀的跡象——使殺人魔王的政治愿景極端地開放的跡象。如果我們試著以利奧·施特勞斯閱讀柏拉圖和斯賓諾莎作品以及彌爾頓的《失樂園》的方式來解讀這部電影，那么，我們就能恢復這種看似已被排除的潛能。

一種細致的，施特勞斯式的解讀將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這樣的跡象上，這些跡象表明，我們必須把明面上的理論立場的等級，顛倒過來。比如說，盡管彌爾頓遵循教會的官方政黨路線并譴責撒旦的叛亂，但在《失樂園》中，他明顯是同情撒旦的。（我們還應該補充，這種對“壞的一面”的偏愛對文本的作者來說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是沒有關系的；結果都一樣。）對克里斯托弗·諾蘭的蝙蝠俠三部曲的終章，《黑暗騎士崛起》來說，不也一樣嗎？盡管貝恩是欽定的惡人，但電影中也有跡象表明，貝恩，比蝙蝠俠本人更像主角，他是被扭曲為惡人的，電影真正的主人翁：貝恩做好了為自己的愛犧牲自己的生命，做好了為（推翻）他認為不義的東西而賭上一切的準備，這個基本的事實，卻被貝恩破壞性的惡的表面上的、相當荒謬的跡象給遮蔽了。

所以，回到《黑豹》：哪些跡象能讓我們認出，殺人魔頭才是電影真正的主人翁呢？這樣的跡象有很多：首先，是他死的那一幕，他寧可自由地死去，也不愿被治好、在瓦坎達的虛假的充裕里茍活。殺人魔頭的遺言的強烈的倫理影響，立刻就消除了那種認為他只是一個惡人的想法（的有效性）。之后是一個溫暖得不同尋常的場景：垂死的殺人魔頭坐在山上的懸崖邊，觀察著瓦坎達美麗的日落，而剛剛打敗他的特查拉，則沉默地坐在他身邊。這里沒有仇恨，只有兩個政見不同，但基本上說是好的人，他們在戰斗后享受他們最后的時刻。這一幕，在以殘酷地毀滅敵人為高潮的標準動作電影中，是不可想象的。單是這些最后的時刻，就足以讓我們懷疑對這部電影的顯白閱讀，把我們引向更深刻的反思了。

譯自Slavoj Zizek, “Quasi Duo Fantasias: A Straussian Reading of ‘Black Panther’”, 原載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quasi-duo-fantasias-straussian-reading-black-panther/。

（轉載自海螺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