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大概從日記開始，我從1997年開始寫日記，到現在已經有20年，記錄了50多本，大概有500萬字，最初的日記都是有標題的，里面有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各種體裁，恰如我們的文學最初是不分文體的。2003年我開始大量寫作詩歌，《亞歐大陸地史詩》主要在這個時期完成，還寫作《大詩主義宣言》，發起大詩主義，一直到2008年去職遠游，恰如農業時代的抒情文學；遠游歸來，開始了職業寫作生涯，寫作《昆侖秘史》《巴別塔尖》《雪豹王子》等八部長篇小說，直到2012年開始融入影視界，恰如工業時代的敘事文學；2012年寫作第一部電視劇《昆侖神話》，提出“劇小說”，開始創作影視文學，到目前已經寫作100余部集，電視劇本《孔雀王》、電影《太陽城》、戲劇《雪豹王子》是較為滿意的，恰如信息時代的影視文學。我們的文學從最初無所不包的文化之學，到后來農業社會的抒情文學到工業社會的敘事文學再到信息社會的戲劇文學，我的創作歷程也大概經歷了這樣的嬗變。

我時常追問寫作的初衷，大概就是要給這個世界以秩序，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巴別塔尖》的序言就是《當一個人不能夠用刀征服世界時，就會選擇筆》，我覺得一個作家的創造力最終由自己內部的能量決定。初學寫作的人問我，寫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訴他們最重要的就是你內部是否有這樣一種重塑世界的能量，并且把這種能量訴諸文字。

詩歌、小說、劇本對于我也是不同的寫作狀態，詩歌是我的精神所需要的，也是我所有創作的發動機，這可以用“IP”的觀念去理解，我所有的大作品的構思，通常會先寫成詩歌，后面演繹為小說，最終演化為劇本。長篇小說《昆侖秘史》的原型主要在我的《亞歐大陸地史詩》中，我只是用故事的形式把詩歌世界文化轉述出來，后面正在進行的影視劇改編又是將《昆侖秘史》轉述為戲劇。我創作《雪豹王子》的過程可以作為更詳細的圖解，最初《雪豹王子》是我在可可西里采風時寫的一首詩，后來又寫成長篇小說出版，接著改為戲劇巡演，現在又在著手改編動畫片，采風的資料還寫成非虛構《可可西里動物王國》。這就是詩歌、小說、劇本諸文體的關系，“劇小說”理念也是基于此而產生，所以我愿意用這么一句話描述我的寫作：一個不會寫詩歌的小說家不是一個好編劇。

現在文學的發展是處于敘事文學和影視文學交替的階段，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機緣，希望更多的優秀作家可以投身到影視文學的創作中，實現文學精神從小說向影視的直接流動，所以最近我正在踐行“劇小說”的理念。文體的分化本來就是迫不得已的事，因為文學本來就應該是一體的，而文體之間交匯，就會產生新文體，詩歌和散文交匯產生散文詩，詩歌和小說交匯產生敘事詩，詩歌和戲劇交匯產生詩劇，為什么小說和戲劇交匯不能產生“劇小說”呢？時代在呼喚這種全新文體的出現。我的構想是，以影視劇的結構，也就是經典的四幕劇的模式“開頭、發展、高潮、結尾”為基礎，可以衍生出許多的結構，基本上可以直接改編，可以是像美國的商業片，也可以像歐洲的藝術片，還可以像日韓的東方劇。小說元素和劇本元素本身有種對應關系，人物對應角色，故事對應劇情，環境對應場景，既保證了文學性，又增加了戲劇性，這樣敘事文學跟影視文學就可以實現自然的對接。

我們的文學最初是不分體的，那時的作家也是無所不通的，所以他們可以寫出偉大作品。后來文學不斷分化，分化出各種實用文體，又分化成各種娛樂形式，今天的文學只是“小文學”，奈何還要把自己再限定在所謂詩歌、小說、劇本、散文的狀態，時代是碎片化的，文學是總體性的，我們不要自我限定，而是要自己蘇醒，回歸文學的母體，這樣才能認識到文學的“詩性”精神。

今天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可是從前我們的文明都是在各自的語言界限內寫作，大體分布在亞歐大陸地上，從美索不達米亞開始，向西到猶太、埃及、希臘，向東到波斯、印度、中國。從我跟國際作家的交流來看，我們對西方的了解遠比西方對我們的了解多，他們也各自在自己的語言中創作，我們應該真正融合各種文化，創造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我的《亞歐大陸地史詩》《昆侖秘史》《孔雀王》也是在這樣的維度上進行努力。

在文學的發展中，一直都是破壞的現代主義和建設的古典主義交替進行的。今天現代主義對我們文學的破壞性作用已經足夠了，當代作家已經普遍缺少對經典故事的書寫，這也是失去讀者的一個原因，所以是時候進行一次新的古典主義總結了。

我在2007年就寫作萬字的詩論《大詩主義宣言》，后來又寫作《大詩學》，最近在醞釀《大文學》，在詩歌、小說、劇本中倡導文學的詩性精神，主張合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東西、隨物賦形，創造一種“大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