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并不低俗，反而是一個社會得以繼續生長和進步所必需的酵母，但資本催生的“有趣至上”則壟斷了人們理解和轉化日常生活中各色喜怒哀樂的可能，成為一種情感和智力上的專制

隨著移動端和網紅經濟的迅速崛起，一種新型品評大眾文藝的標準正在興起，那就是“有趣至上”。在擁擠的地鐵車廂內，在人群熙攘的街頭，在外賣小哥聚集的商場門口，甚至于在大學課堂上，當越來越多的人依賴手機軟件尋找片刻樂趣時，這個標準正變得通行無阻。一方面“有趣”被擺放到了異常醒目的位置，在瀏覽、點贊和彈幕中顯示它巨大的威力，進而成為人們爭先恐后、競相追逐和品評的對象；另一方面，它對這個社會的實際作用，反倒被忽視而得不到真正討論和有效定位。

廣播電視等現代大眾媒介誕生以來，針對普通人勢必“娛樂至死”的告誡就不絕于耳，“有趣”基本成為低俗和無聊的同義詞。“有趣至上”也被看作文化平庸的新一輪表現。然而另一方面，趣味在商業邏輯中迅速膨脹，不僅成為絕大多數現代教育和商業的出發點，也成為人們自我辯護、伸張生活的重要依據。在此背后，則是對生活枯燥無聊，消費文化看似豐富多樣、實則千篇一律的巨大不滿和反感。

可以說，當人們被手機、網絡以及背后涌動的數據流包圍時，我們正充分暴露在一種叫作“有趣”的空氣中。如何審視和評判它的任務卻就此擱置，無從展開。對大眾文化來說，這個問題卻是必須面對和回答的。

“有趣至上”經由網絡媒介和直播平臺等技術開發，無論是參與文化創造，還是加入娛樂工業，準入門檻都越來越低。普通人對“有趣”的制造、參與和更新也愈加容易，當然其流通和消亡速度也一并加快。與幾十年前美國電視文化產品散布全球不同，今天通過網絡直播大行其道的“有趣至上”準則，具有更強大的滲透力，高度切分和支配人們的注意力。它不再坐等“沙發上的土豆”選擇，而是通過算法和大數據，積極捕捉人們的關注，在吸納社會能量的同時，以趣味對人群進行“區隔”。至此，當直播平臺上某位鄉村大媽也擁有自己固定粉絲群體，以此為樂甚至以此為生時，彌漫在今天社會中的“有趣至上”，成為比“娛樂至死”更為復雜的一種文化現象。對于普通人來說，平時工作和生活辛勞瑣碎，缺少時間和能力去創造屬于自己的樂趣，高度依賴于別人提供的即時可見樂趣，成為一種本能反應。問題在于，在工作和閑余時間日益碎片化和難以截然區分的今天，我們究竟如何看待這樣的集體本能及其影響。

不難發現，幾乎所有文藝樣式，在最初出現時往往需要顯出某種“有趣”特質，以便引起人們關注，構成后續觀察、思考和參與的重要動力。在這一意義上說，“有趣”意味著各色各樣的好奇心與無限可能性，是人們在深度認知和淺度關注之間的轉換閥，連接和推動不同類型注意力之間自由轉化，從而將日常生活中各色狀況轉化為深入思考對象。就此而言，“有趣”，不但不低俗，反而是一個社會得以繼續生長和進步所必需的酵母。

當資本在網紅經濟上高度聚焦，由注意力經濟和網絡直播合力構成的，卻是對“有趣”這個轉換閥的無限放大。在利益驅趕下，“有趣”被迅速擴展為籠罩一切的評判標準。而這一驅趕和放大最終會導致深度認知和淺度關注間的交流無法順利展開，一切理應由“有趣”得以轉化、從而展開的有意義思考就此停滯。大多數文藝被限定在最低程度的新奇好玩之中。此時的“有趣”也就一躍成為“有趣至上”，壟斷人們理解和轉化日常生活中各色喜怒哀樂的可能，成為一種情感和智力上的專制。

如果說，現代之初隨著出版印刷興起，普通人需要隨之確立能讀會寫的意識和技能，以便參與和主導這一重要社會文化變遷，那么現在，在網絡經濟時代，我們顯然有一系列新的技能和常識有待確立、急需推廣。其中，如何定義和捍衛“有趣”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使之既免于徑直等同于低俗無聊的無視，也擺脫資本任意控制和無限膨脹，便是重要一項。至此，將資本操控的“有趣至上”與普通人由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有趣”積極區分開來，也就成為當前這一輪文化形勢中，普通人應該具有的新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