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日翻看王素箋注的《唐長孺詩詞集》（中華書局2016年出版），史學大家從事新文學翻譯的并不多，唐先生可謂是其中的一個特例。據唐長孺弟子王素先生的引述，唐長孺先生前后翻譯過的作品有：賽珍珠的《大地》《分家》《東風·西風》，富蘭克林的《富蘭克林自傳》，奧尼爾的《月明之夜》，以及史蒂文森的《金銀島》和葛蕾勃爾的《新中國》等。作為一位史學大家，唐先生被后世關注更多的是其史學成就，早期的翻譯行為則不太為人所知。王素先生箋注的《唐長孺詩詞集》不僅從詩詞的角度給唐先生做了一個別樣的自傳，而且對唐先生早期翻譯所做的史料搜集作出了貢獻。

——唐長孺先生是江蘇吳江人，1932年畢業于上海大同大學，之后輾轉中學任教。其從事翻譯工作，與早期在“嘉業堂”讀書有關。據凍國棟先生《唐長孺先生生平及學術編年》引述，唐先生在“嘉業堂”“常覽者有三：一為中國古典文學；二為‘五四’以降之‘新文學’；三為17世紀以降西洋之文學名著”。由此看來，唐先生之從事翻譯，雖有生活的壓力，自家興趣也不可無視。柳義南先生在《憶唐長孺教授》中說，唐先生在上海“圣瑪利亞”女校任教時，“用有閑時間譯了一本書名《愛國者》的小說，不用己名，用他妹妹唐齊（露葵）的名字去投稿。書出版后，出版社通知他妹妹去領稿費，弄得大家都愕然”。

——但王先生所述唐長孺的翻譯中，對賽珍珠《大地》的指認似乎有待商榷。賽珍珠《大地》的“由稚吾”譯本，被王素先生認為是唐長孺先生以筆名翻譯的作品。王先生還曾就署名問題專程探詢唐長孺哲嗣唐剛卯先生，剛卯先生亦未確切，只說“他在翻譯賽珍珠的《大地》時所用的是我一位姑母的名字，據說寄稿酬時，收款人是我的姑母，曾為笑談”。對此，王素先生亦認為“正誤亦參半焉”。王素先生推斷，《大地》署名“由稚吾”的緣由，蓋因為“領取稿酬者為唐齊，蓋‘吾’即指其妹，‘由幼稚之吾’譯述，由幼稚之妹領取稿酬，亦甚匹配也”。

——但通過對相關資料的查找和比對，筆者認為，唐長孺先生沒有翻譯過《大地》，“由稚吾”并不是唐長孺筆名，而是實有其人。由于由稚吾和唐長孺的譯本都有譯者序言，我們可以對比“由稚吾”與唐長孺的譯序，看二者之間有無風格和表述上的區別。

——對比“由稚吾”和唐長孺的譯序，首先是二者在賽珍珠名字的翻譯上不一致。“由稚吾”的《大地》譯序稱賽珍珠為“巴克夫人”；唐長孺在《東風·西風》和《分家》中稱賽珍珠為“白克夫人”。稱呼上的不同反映出譯者的翻譯習慣有別。其次是語言表述風格上的差異。“由稚吾”在談到賽珍珠的父親時，用的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先鋒隊，一個傳教士”這樣的稱呼，語含批評；唐長孺則認為賽珍珠的父親是“一位熱心的傳教士”。在20世紀上半期，漢語語言中的帝國主義一詞，基本是作為侵略的代名詞而存在的，稱賽珍珠的父親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先鋒隊”，顯然不是正面意義上的表述。反之，唐長孺用的“熱心”一詞則顯示出他相對認同賽珍珠父親的傳教行為。如果說在賽珍珠名字翻譯上的“巴克”和“白克”之別，是語言翻譯的習慣問題，那么對賽珍珠父親的傳教以及對其所代表的國家的看法，則凸顯出譯者對西方傳教士的認可度和國人不同的民族觀，這么大的反差放在一個人的身上顯然難以解釋。第三，在對所譯作品的評價上，“由稚吾”持批評態度，他直指這部作品的藝術性不強：“平心而論，像這樣一部作品，在純藝術的觀點上，不應當能博得這樣的虛名。”而《大地》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大的成功，是因為賽珍珠把中國丑陋的一面暴露給了外國人。也正因此，“由稚吾”對《大地》的翻譯，并非完全忠實于原作，而是采取了節譯的方式，事實上成為一個“潔本”。唐長孺的譯本對小說的藝術上的評價不多，但寥寥數語，也能顯示出譯者的愛憎。如對賽珍珠的評價，說“她是專以中國社會狀況為寫作題材的一位美國作家，而尤以描寫農村災象致深刻動人為人所稱道”；對《大地》三部曲，認為“反映著中華民族由古老帝國，經過軍閥割據而抵達現代中國的三個不同階段……可以當它做純文藝小說讀，也可以當它做錯綜復雜的社會史來讀”；對《東風·西風》，唐長孺沒有像“由稚吾”那樣指責賽珍珠暴露了中國丑陋的一面給外國人看，相反，他從正面指出，賽珍珠的小說使外國人知道“中國人堅毅樸實的性格，使他們知道中國人寧靜自足的心境”。

——可見，“由稚吾”翻譯的《大地》與唐長孺翻譯的《分家》和《東風·西風》在翻譯的習慣和批評風格上有較大的差異，尤其是在對賽珍珠及其作品的評價上，二人的看法幾乎完全相反。“由稚吾”的激進顯示出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唐長孺的認同性評價則體現出他對賽珍珠及其作品的溫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