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長篇小說創作，延續了繁榮的態勢。在由《長篇小說選刊》主辦的“2017年中國長篇小說年度金榜”評選中，紅柯的《太陽深處的火焰》、孫惠芬的《尋找張展》、張翎的《勞燕》、李佩甫的《平原客》、關仁山的《金谷銀山》5部作品榜上有名。這個金榜具有風向標的作用。2017年長篇小說的關鍵詞毫無疑問是“現實主義”。隨著中國經濟的高歌猛進，政治領域的反腐倡廉，特別是習近平文藝思想的深入貫徹，本年度長篇小說對社會生活的表現比以前更深入，在藝術上也更加圓熟。這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城市題材強勢崛起 城市表述走向深廣

首先是城市題材的小說強勢崛起，鄉村敘事主流地位受到撼動。當然，這個變化一直在進行，只是近幾年日益變得突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進入了快車道。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是57.35%，而1999年僅為30.89%。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成為拉動中國發展的三大驅動力。中國正在進入名副其實的城市社會，如何表述這些龐大的城市，成為擺在中國作家面前的一個迫切的命題。城市的急劇膨脹，在塑造一代人的人生觀；城市文明所彰顯的人際關系、道德觀念、消費理念、人生態度、生活方式，迥異于鄉土文明。

2017年問世的許多長篇小說都是在城市與鄉村的對比互滲中展開。紅柯在《烏爾禾》《生命樹》《少女薩吾爾登》等小說中，一直在以一種浪漫的筆調，用燃燒的句子書寫新疆，致力于在西部發現現代人久違的靈性與詩意。他的《太陽深處的火焰》第一次寫到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吳麗梅和徐濟云是一對戀人，分別代表了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兩種文化形態，徐濟云陷入了城市的名韁利鎖中，精于算計、功利，與來自塔里木盆地的吳麗梅的自由不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吳麗梅身上的神性之光，就如同沙漠深處的紅柳一般，是太陽深處的火焰。而徐濟云雖然是博導、學科帶頭人，但內心深處如同冰窖一般寒冷。吳麗梅和徐濟云這一對戀人的分手，是城與鄉的某種對立，也預示著兩種文化在精神維度上可能的分野。

李佩甫從《羊的門》開始，經過《城的燈》，再到《生命冊》，構成了一個中原大地的譜系。有意思的是，李佩甫的寫作視點一步步向城市挪移，《平原客》基本上就以寫城市為主了。這部小說的主題既是反腐，也在認真探尋城與鄉的關系。作家想追問的是：一個農村人進城做了高官之后，廣袤的中原大地對于他意味著什么？一旦背棄了大地，他的墮落是必然的。徐則臣對北京這座城市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從《跑步經過中關村》開始，他的《耶路撒冷》等小說的視點沒有離開過北京。他的《王城如海》干脆把北京作為小說的主角，這表明了徐則臣的雄心，他想把北京這個城市放在世界的坐標中并與之對話。小說中那些卑微的人物，雖然隱藏在光鮮浮華的城市面孔背后，卻構成了這座城市最堅實的基座。尤其是小說中彌漫著的令人窒息的霧霾，是城市文明的隱喻：不僅是生態上的，也是靈魂上的。

旅居上海的作家陳倉的《后土寺》，寫的還是農民進城的主題。陳倉自2013年起寫了20來部以進城為題材的系列小說，書寫城市化進程中的人性沖突，致敬“我們回不去的故鄉”。北京作家曉航的《游戲是不能忘記的》以充滿奇幻的色彩虛構了一個城市——離憂城。整部小說中環保、游戲、科幻互相混搭。離憂城是烏托邦，更是對現實城市生活的真實反映，里面呈現的利益和道德的沖突，以及對人性惡的審視，是我們當下城市生態的映射。許多年來，作家就在寫鄉村的衰敗，城市肆無忌憚的擴張就意味著鄉村的退縮、衰落。優美的田園已然消失，鄉村不再是凈土，城市龐大的影子已經覆蓋了過來。關仁山的《金谷銀山》也有不少筆墨書寫工業化時代生態環境的惡化。李佩甫的《平原客》也不惜筆墨描寫了干涸的池塘、消失的植物、疼痛的樹木、污染的空氣，表達了內心之疼。

正是因為著力于探究城市與鄉村的關系，關仁山的《金谷銀山》才顯示出獨特性。關仁山自《天高地厚》開始，一直緊緊貼著北方農村的生活現實寫作，其后問世的《麥河》《日頭》也是如此。關仁山關注農民的命運，在這個缺少英雄的時代，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塑造新時代社會主義的農民英雄，這本身就有一種令人敬畏的悲壯色彩。《金谷銀山》里的范少山，本來是在北京打工，但是他毅然回到貧困的家鄉白羊峪，克服各種困難，帶領村民致富。范少山喜歡《創業史》，喜歡里面的梁生寶。從梁生寶到范少山，這是一個英雄的譜系，盡管時代不同，精神血脈卻是相通的。

對現實的觀照持久深入 歷史戰爭題材還待深掘

其次是對現實的觀照與批判力度與以前相比更加持久與深入。隨著現實中反腐倡廉取得輝煌戰果，作家們顯然受到了鼓舞，創作了一大批反腐小說。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出版后好評如潮，同名電視劇熱播，更是家喻戶曉，將反腐小說創作推向一個新階段。李佩甫的《平原客》也是寫官場腐敗。與周梅森不同的是，李佩甫把一個學者型官員如何成為階下囚的故事，放在自己的平原系列長篇譜系中去，放置在厚重的中原大地上，在如此大的背景下書寫腐敗，更有精神文化的深度。省級高官李德林從鄉村到城市，一步步爬上了權力的寶座，由城市、權力誘發的人性的貪婪，使他走向了毀滅。李佩甫在小說里不露聲色地表達了試圖用鄉村樸素的道德來拯救靈魂墮落的愿望，那一句“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在文中反復出現，就是這種拯救的聲音。李德林“最喜歡一個人坐在麥地邊上，點上一支煙，默默地坐著，倘或說這是在與小麥對話。……這是他人生最愜意的時刻”。與麥地的對話，就是與鄉土的對話。但是，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傳統道德并沒有拯救這個異化的靈魂。此外，楊少衡的《風口浪尖》、錢佐揚的《曇花》也寫了高官腐敗。有些作品寫到了教育、基層的腐敗。如紅柯的《太陽深處的火焰》將筆觸伸向高校，他用冷夸張的漫畫式筆法，敘述了渭北大學所謂的名教授徐濟云如何在學術界如魚得水、呼風喚雨，揭露了其中的學術腐敗。而民間最有才華的藝人被淹沒，進入皮影藝術研究院的所謂大師名不副實，成為阻礙皮影藝術發展的絆腳石。寫基層腐敗的作品主要有馬笑泉的《迷城》、李駿虎的《浮云》等。

這一年度，表現戰爭歷史的作品有了新收獲。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歷史的叩問也是對當下現實的呈現。戰爭不僅關乎民族國家大義，更能考驗人性。人性與人情在戰爭的環境里，更能迸發出耀眼的火花。2017年出現的一些表現戰爭歷史的長篇小說，令人眼睛一亮。嚴歌苓的《芳華》，寫的是部隊文工團生活，里面對戰爭的反思，隱約有肖洛霍夫《一個人的遭遇》的影子，令人掩卷深思。張翎的《勞燕》與范穩的《重慶之眼》都是寫抗戰的作品。《勞燕》保持了張翎的《金山》《余震》的一貫水準，寫的是一個女人在抗戰期間與三個男人之間的復雜糾葛。戰爭的酷烈、人物命運的曲折、人性的拷問糾結在一起。《重慶之眼》寫的是藺佩瑤、劉云翔、鄧子儒的曠世愛情和婚姻家庭生活，揭示了重慶大轟炸給人們帶來的劇烈傷痛。范穩以他一貫駕馭大題材的氣魄與實力，將這段歷史寫得驚心動魄。表現戰爭的優秀作品還有趙本夫的《天漏邑》、葉兆言的《刻骨銘心》等。然而，可惜的是，中國的戰爭文學，與俄羅斯文學相比，往往止于戰爭，始終缺乏更大的視野，反思的力度不夠。

文化意識滿溢長篇 知識敘事漸成風潮

此外，隨著一批學者型作家的崛起，文化意識愈來愈彌漫在長篇小說中，知識敘事漸成風潮，這使得對現實的反思與批判有了哲理的深度，使文本能夠更好地承載深邃的思想，彌補重直覺感受的漢語文學本來就缺乏哲理思辨的不足。批評家李國平認為，2017年的長篇小說“知識性寫作成為一個特點，《勞燕》《重慶之眼》《好人宋沒用》都有附注，《梁光正的光》有譜系，《太陽深處的火焰》知識感也比較強，好多作家都是在具備了扎實的知識功課的基礎上進入長篇小說創作的”。對知識敘事的偏好，還有喬葉的《藏珠記》，里面有大量的烹飪文化，劉慶的《唇典》里也有濃郁的薩滿文化。

我認為，就小說的文化意識而言，紅柯的《太陽深處的火焰》、徐兆壽的《鳩摩羅什》將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融進敘事情節，從而為長篇小說構筑了一個精神制高點。《太陽深處的火焰》是在為中國傳統漢文化進行尋根。小說融合了皮影、秦腔等民間藝術，以及少數民族古歌、神話傳說等文化因素，王磊光認為這是一部“文化批判小說”，因為“從文化層面看，則寫到了塔里木盆地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西域文化、少數民族的歷史、漢民族的歷史、文化名人（老子）的故事、經典文學藝術……故事元素與文化元素交織”。的確如此。如太陽般熱烈、自由不羈的西域文化與關中農耕文明為代表的漢文化，成為這部小說的精神基座。

學者型作家徐兆壽的《鳩摩羅什》是一部精神之書。這是一部高僧的傳記，是傳記體長篇小說。《鳩摩羅什》行文閎放、瑰奇、雄辯，呈現了鳩摩羅什不可思議的傳奇一生。小說里異象、預兆紛呈，是魔幻也是現實，是歷史也連通現在與未來。更為精妙的是，作家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佛學為立足點，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進行學術對話。整部小說充滿了強烈的思辨色彩，對佛教精義的闡釋和故事敘述有機融為一體，特別是關于佛學、關于信仰，乃至關于中西文化關系的論辯，尤為精彩。如此看來，長篇小說不僅僅是敘事的，還是用來考辨的。尤其是深深扎根中國傳統文化的考辨，為我們構筑了精神的高原。

回顧2017年的長篇小說，不可否認的是產量每年都在增長，精品卻并不見增長，這是當前創作的困境。有高原，沒高峰。特別是城市題材的長篇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敘事上存在著模式化傾向。究其原因，批評家雷達認為，一些寫實作家沒有處理好與社會新聞的關系，“有的是把新聞事件直接搬進來，或者是對新聞元素沒有很好地化解、融合。”根據材料寫作，當然也可以寫出大作品，但是缺少真切的體驗終究難以寫出振聾發聵之作。“紙上得來終覺淺”，作家需要擯棄浮躁的心態，踏踏實實深入生活，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從從容容下筆，從時間的深溝里升騰起不愧于新時代，不愧于個體和民族心靈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