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初至次年4月初，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之邀，茅盾、孔德沚夫婦在蘇聯考察游歷，從而對該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有了切實的認識。

歸國后，茅盾自覺充當了“文藝界的蘇聯問題專家”，應上海各學校機構與文化團體的約請，發表一系列關于蘇聯的公開演講。1948年4月，茅盾在開明書店出版散文集《蘇聯見聞錄》，作為中蘇文協文藝叢書之一。該書所收文章是茅盾赴蘇后一路所作，寫完后陸續寄國內《時代日報》發表的。他晚年回憶：“這是我在離開上海之前對時代日報和葉以群許下的承諾——將訪蘇的沿途見聞，用日記和游記的形式隨時寫下來寄回國內，并且連題目都已確定，叫《蘇聯見聞錄》。”

《蘇聯見聞錄》印行時，根據黨組織安排，茅盾已在香港從事進步文化活動。此時，茅盾覺得有必要向國內民眾與讀者全面介紹蘇聯的情形，遂開始撰寫《雜談蘇聯》，作為《蘇聯見聞錄》的補充。1949年4月，《雜談蘇聯》由上海致用書店推出初版本。對于該書創作緣起與過程，茅盾亦有回憶：

為了迎接新中國，我在四八年上半年除了繼續寫完《蘇聯見聞錄》，又著手寫《雜談蘇聯》。我想：蔣介石政權20多年來的反蘇聯宣傳，在一般人的腦海中蒙上了一層對蘇聯的陰影，總覺得蘇聯張著一張“鐵幕”，其真相不可得知；即使是進步人士，有的也流露出不理解和神秘感……

要全面介紹蘇聯，我的《蘇聯見聞錄》就不夠了。《蘇聯見聞錄》只著重于文化藝術方面的介紹，其他方面，我雖然也零星地記了一點，也帶回了一些材料，但距“全面”，相差尚遠。幸而我得到一本英文版的1947年《蘇維埃年歷》，再參考了其他的蘇聯出版的英文書報，才使我大著膽子，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寫了《雜談蘇聯》。《雜談蘇聯》共分四編58節。分別介紹了蘇聯政體、經濟、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這些文章，絕大部分未在報刊上發表，直接由致用書店在上海出版了單行本。

茅盾研究專家鐘桂松認為：“這里，茅盾所記的是事實。當時《雜談蘇聯》的大部分文章是直接結集出版的，但也有小部分是先發表的。”既然旨在向廣大讀者“全面介紹蘇聯”，為何不在香港報刊先行發表，反而大半年后才將書稿交付遠在上海的書店出版？作為新文學的名作家，以茅盾的文壇影響力，其作品不乏發表渠道。更何況，1948年9月至12月，茅盾還曾主編香港《文匯報·文藝周刊》，何以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而不利用呢？

最近，筆者查閱1948年香港《華僑日報》時，發現《雜談蘇聯》曾在該報連載，終于解開了這一疑惑。

1948年6月9日、10日，《華僑日報》連續刊發啟事，對連載茅盾《雜談蘇聯》系列文章作了預告：

本報由本月十一日起，陸續刊載文學家茅盾先生近作《雜談蘇聯》一文。茅盾先生去歲應邀赴蘇聯考察，歸國后，曾出版《蘇聯見聞錄》一書，對第二次大戰以后蘇聯國內一般實情，作翔確之敘述，給予一般研究社會主義的蘇聯實情者以不少助力。茲篇乃茅盾先生繼《蘇聯見聞錄》后，論述蘇聯之文字，并特別循應本報請求，單獨在本報發表。先此預告，敬希愛護本報讀者注意，并向茅盾先生致其謝忱。

自6月11日起，該報刊登《雜談蘇聯》，首篇是《保健事業（雜談蘇聯之一）》，其后依次為《個人營業的醫生及醫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各取所值”與私有財產》《“房荒”問題的解決》《斯大林格勒的復興》《RSFSR》《蘇聯的電影事業》《曾得斯大林獎的名導演》《莫斯科——過去，現在與未來》《莫斯科的大戲院，小戲院和藝術戲院》《烏克蘭共和國》（按：均省略副標題）等，最后為《自由與平等（雜談蘇聯之四十九）》。8月24日載畢，其中6月27日、30日和7月5日未登。基本每天一個話題，少數篇目因較長而分兩或三次登完。

確定《雜談蘇聯》曾在《華僑日報》刊載，至少有兩方面意義。

第一，以茅盾為代表的左翼文人曾在戰后的香港努力積極地開拓宣傳據點。在中共領導下，左翼文人創辦進步報刊、書店、出版社與教育機構等，以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當時香港幾家大報政治背景不盡相同，《香港時報》是國民黨喉舌，《華商報》為共產黨控制，《光明報》是民盟機關刊物，《文匯報》為民革所辦，《大公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不左不右。《華僑日報》以小市民、工商界為主要受眾，“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主要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1947年編纂的《香港年鑒》數據顯示，1946年該報銷量達38000份，居全港之首，可見該報在當時的影響力。為爭奪宣傳陣地，拓展輿論渠道，擴大統一戰線，左翼文化界注重對于《華僑日報》等當地媒介的滲透。即使如預告啟事所言，是《華僑日報》主動向茅盾約稿，《雜談蘇聯》能在《華僑日報》連載達兩個多月，仍可視作左翼文人成功滲透的結果。

第二，《華僑日報》所載《雜談蘇聯》當是該書初刊版。《雜談蘇聯》結集成書時，“共分四編五十八節”，單篇的排列與在報紙上初刊時的順序已經不同，不少單篇的題目還作了修改。在梳理茅盾著作的版本情況時，這些改動與變化均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