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研究專家亞當·羅伯茨認為西方科幻小說起源于古希臘小說中的幻想旅行作品，希臘羅馬文化崩塌后，隨著天主教會的文化主宰，和許多其他文化一樣，幻想旅行類作品的發(fā)展也進入了“黑暗時代”，直到16世紀自然科學開始發(fā)展。作為自17、18世紀便開始的人類經(jīng)驗主義的一種探索，科幻小說開始“發(fā)展成一種想象性擴展的以及（根本上）唯物主義的文學形式，與魔幻的、骨子里是宗教形式的文學形式（后來被稱為奇幻文學）構(gòu)成了鮮明對比”，自此，在西方文學中，科幻與奇幻分道揚鑣并成為獨立的文學類型。由于科幻小說通常描寫“異域”和“異族”，它也被想當然地認為一定會探討“族裔問題”，但縱觀科幻小說史，它恰恰是患有最嚴重“色盲癥”（colorblind）的一種文學類型：“要么是愉悅地描繪一個遠離種族之爭的未來（甚至都不曾注意過這份和諧是消滅了所有白人之外的人種所換來的），要么就是將種族焦慮投射在外星人身上，甚至都不曾注意過聯(lián)合起來對抗外來威脅的人類都令人生疑地是白人”。這正是西方科幻小說的現(xiàn)狀，不論是科幻小說的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主題乃至科幻小說的消費主體都以白人為主。但就是在這樣的現(xiàn)狀下，當代華人科幻小說家劉宇昆卻于2012年和2013年分別獲得被譽為科幻界諾貝爾文學獎的“雨果獎”，他翻譯的陳楸帆的《麗江的魚兒們》于2012年獲得“科幻奇幻翻譯獎”，同樣由他翻譯的劉慈欣的《三體》和郝景芳的《北京折疊》更先后獲得2015年和2016年的“雨果獎”，劉宇昆為白人作家占主流的美國科幻界增添了一抹 “中國色”。

劉宇昆8歲隨同父母移民美國，在哈佛大學學習英美文學和法學，熟稔中西方文化，他的科幻寫作既有西方科幻小說傳統(tǒng)的影子，又充滿了中國式的想象。2012年他憑借充滿東方神韻的短篇小說《手中紙，心中愛》（The Paper Menagerie）斬獲雨果獎，蜚聲美國科幻小說界。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年，他的中篇小說《紀錄片：終結(jié)歷史之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 A Documentary，以下簡稱《紀錄片》）也獲得了雨果獎和星云獎的提名，卻因作品涉及所謂“有爭議的歷史”而最終落選。劉宇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坦言，他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是受到美籍華裔作家、《南京大屠殺》的作者張純?nèi)缱詺⒌挠|動，這位在美國飽受非議的華人女作家的自殺讓劉宇昆發(fā)現(xiàn)許多美國人并不了解日軍侵華所犯的暴行，甚至存在錯誤的認識。

《紀錄片》的故事情節(jié)很簡單。為了還原日軍731部隊在華犯下的暴行，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埃文·魏與妻子、美籍日裔物理學家桐野明美共同研發(fā)了一項可以將人送回過去體驗歷史事件的測算技術(shù)，借助這項技術(shù)“將會看到人類文明的開端，甚至上古之前”，但這項技術(shù)利用的“玻姆-桐野粒子”在測算過一次之后便永遠無法再使用，也就是說，這項“技術(shù)是具有破壞性的。每次將一位觀察者送往某時某地，都會消耗那里的玻姆-桐野粒子，使得之后的人再也無法涉足”。此項技術(shù)招致各方口誅筆伐，迫于來自各方的強大壓力，埃文·魏最終自殺，時間旅行技術(shù)也被禁止。為了紀念埃文·魏，桐野明美將整件事拍成了題為《終結(jié)歷史之人》的紀錄片呈獻給觀眾。這部小說不僅通過“紀錄片”的形式“客觀地”揭露了日軍在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呈現(xiàn)了西方人所不了解的日軍731部隊在中國哈爾濱奸淫擄掠，甚至活體實驗等令人發(fā)指的暴行，更為深刻的是它討論了歷史與政治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揭露了美國國家、政府與大眾操縱及利用歷史來實現(xiàn)自我意圖的手段，是一部真實描寫歷史暴行如何因政治目的被最小化處理，從而很難進入西方公眾視野的小說。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曾說，“科幻小說作為一種體裁的獨特性與空間有關(guān)，而不是與時間（歷史、過去、未來）有關(guān)”，也就是說科幻小說從形式上來看更擅長講述“他空間的可能世界”，或者說是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謂的自洽的、他空間的“虛擬的歷史”、 “或然歷史”甚至是“反事實歷史”，在科幻小說史專家亞當·羅伯茨看來，“時間穿越”類科幻小說不過是“‘空間旅行’之推論”。但這并不是說科幻小說就無法書寫和探討歷史問題。劉宇昆在《紀錄片》中嘗試思考如果有一天“時間旅行能夠讓真實像窗外的風景一樣盡在眼前”，人們該如何面對歷史這樣的問題，使得這部小說成為科幻小說探討歷史話題的新典范。

首先，《紀錄片》試圖證明科幻小說言說歷史的合法性。詹姆遜在《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中提出：“科幻小說一般被理解為試圖想象不可想象的未來。但它最深層的主體實際上是我們自己的歷時性當下。”我們借助科幻小說的視角觀察“被當作某個未來世界的遙遠的過去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而這種過去仿佛是遺留性的，并以集體性記憶的形式被保留下來”。科幻小說在講述歷史時具有獨特視角，或者按照科幻小說研究奠基者蘇文所說，科幻小說具有“認知抽離”的功能，它可以在讀者那里形成獨特的“陌生化”或“間離效果”，“你可以親眼目睹歷史發(fā)生，就像看一出戲”。借助科幻小說，我們擺脫了歷史敘述的束縛，可以見證日軍侵華時所犯罪行，通過科幻小說，我們“不再需要回憶錄了，現(xiàn)在我們有無可爭辯的證據(jù)。也不再需要擺弄死者遺骸了，我們都必須直面那些瀕死掙扎的臉。我曾親眼見過那些罪行。你無可否認”。如此一來，“‘掌控過去’不再僅僅是某種文學隱喻，而變成一樁極為現(xiàn)實的問題”。

第二、通過小說中“紀錄片”式的呈現(xiàn)，劉宇昆也試圖揭示慘案背后的政治博弈。即便在網(wǎng)絡(luò)資訊發(fā)達的今天，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和盧旺達大屠殺都已為西方公眾所熟知的今天，南京大屠殺以及731部隊在華所犯暴行的歷史事實卻出于一些政治目的被否定和抹殺，劉宇昆借助小說中莉莉安·C·張薇思之口表達了自己對這一事實的看法，“日本政府從來不肯公開承認731部隊的暴行，也從來不曾為之道歉。這些年，越來越多有關(guān)那些暴行的證據(jù)浮出水面，但日本政府的回答永遠都是：證據(jù)不足，真相不明”，這樣的回答不僅存在于科幻小說架構(gòu)的世界中，在現(xiàn)實世界中日本政府也是這樣否認歷史和過去的。不僅如此，“對日本來說，這些否認和拒絕面對戰(zhàn)爭罪行的嘴臉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套路，不管我們說起‘慰安婦’，還是南京大屠殺，還是朝鮮和中國的苦難勞工，他們都一概搖頭否認，表示沒有這回事。這種態(tài)度已經(jīng)嚴重傷害了日本與其亞洲近鄰之間的關(guān)系”。作者同時借小說中一位美國受訪者的話呈現(xiàn)了許多美國人對日軍在華所犯罪行的看法：“我想，沒有親身經(jīng)歷過的人很難去評判當事人的行為。那是戰(zhàn)爭時期，戰(zhàn)爭中總免不了有罪行。”這種開脫不能不說是日美政治共謀的直接產(chǎn)物，劉宇昆在小說中一針見血地說：“作為日本的盟友與戰(zhàn)略伙伴，美利堅本有責任為我們的朋友指出錯在何處。可是非但如此，美國反而在掩護兇手逍遙法外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角色。為了獲取731部隊的實驗數(shù)據(jù)，麥克阿瑟將軍豁免了其成員。我們同樣對那樣否認和掩飾負有部分責任，因為相比自己的良心，我們更加貪戀那血污中生長出的骯臟果實。我們美國人同樣有罪”。

第三、《紀錄片》討論了歷史對于個人的意義。小說的主人公埃文·魏通過科技將以往“講述”的歷史轉(zhuǎn)變成“親歷”現(xiàn)實，從而“讓歷史的講述者退出舞臺，讓你我有機會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楚過去”，也因此招來了很多人的抨擊和惡意毀謗，最終自殺。劉宇昆借埃文的經(jīng)歷間接表達了對張純?nèi)绲耐椋脖磉_了自己對歷史與個人關(guān)系的看法：“埃文在整個項目中關(guān)注的不僅僅是中國人，而更是‘人’本身，不僅僅是集體，而更是具體的個人”。為了減少歷史對現(xiàn)實的影響而否認歷史的做法對那些受害者顯然是不公平的，作為對歷史負責的人的個體，“我們不該如此。魏博士給了我們機會，說出來自過去的真實，現(xiàn)在我們必須要求日本與美國政府站出來，共同承擔歷史的責任。”

故事結(jié)尾，劉宇昆從科幻小說才有的角度警示那些忘卻歷史真相的人：“仰望夜空，歷史之光依舊在群星中閃爍，那最后一個死于平房的受難者，那最后一輛抵達奧斯維辛的火車，那最后一個被驅(qū)趕出佐治亞州的徹羅基土著。那些遙遠星辰上的居民，如果他們在看，終將會在某個時刻看見那些以光速向他們涌去的瞬間。沒人能捕獲所有光子，也沒人能抹去所有畫面。他們將會是不生不滅的記錄，是我們存在的證據(jù)，亦是我們講給未來的故事。每一分，每一秒，當我們行走在地球上，那些星空深處的眼睛正凝視著我們，將是非黑白看得清清楚楚”。站在宏大的時間之維上，劉宇昆通過《紀錄片》清楚地傳達了自己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只有承認歷史，才能把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