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遺址鳥瞰圖。(均良渚管委會供圖)

玉璜

玉琮

玉三叉形器

瑤山玉牌飾

良渚遺址第一發現人施昕更。

從1936年余杭縣良渚鎮人施昕更發現良渚遺址，良渚考古經歷了不少坎坷：最初它被認為是受山東龍山文化影響而形成的晚期黑陶文化，直到上世紀80年代，良渚古城中的反山、瑤山兩個遺址被發現，出土的玉器超過了以往良渚玉器發掘的總和，一股研究良渚玉器的熱潮迅猛形成。此后，良渚文化不僅成為中國史前獨立的考古學文化，還發展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組成部分里的區域型考古學文化。2007年，良渚古城被發現，良渚古城在華夏大地古國林立的狀態里，成為一顆耀眼的明珠。中國考古協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先生認為，良渚古城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市，可稱為“中華第一城”。

良渚古城是整個良渚文化的核心，它與良渚玉器等一同構成良渚文明的最具代表性的物質遺存。過去一年，良渚古城有兩大重要發現：宮殿區莫角山遺址東側的河道中發現了大量玉器、石器、漆木器等高端手工業相關的工具和半成品，考古學家由此推測兩岸高地曾經是良渚古城內的作坊區；莫角山遺址的南端發現了足有20萬斤的碳化稻谷堆積，這說明當時的良渚古城中已經有大規模的糧食倉儲。

“至于這些糧食從哪里種植、從哪里運來仍是待解的謎團。目前考古團隊已經制定了接下來的規劃，將圍繞資源與環境、水利與工程、技術與工藝等方面對良渚古城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對記者說。

“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4300年，創造出了非凡的物質成就、形象的圖像符號、統一的精神信仰、分化的社會階層和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政權組織，為中華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最為直接、最為典型的物證，是人類共同的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說。

良渚古城的城市規劃領先1500年

良渚古城遺址由城址、外圍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含祭壇)和與遺址功能直接關聯的自然地形地貌組成，占地總面積達100平方公里。其中城址面積約為631萬平方米，由宮殿區和外城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組成，類似后世中國都城的宮城、內城和外郭城。古城北部和西北部還分布著由11條水壩構成的規模宏大的水利系統。

去年11月，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文物局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消息：經過18個月的努力，一座5000年前的古城遺址得到確證。良渚古城當時就被譽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圣地”。

良渚古城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提供了重要實證。被普遍認可的原因有兩個：在世界同期和全國范圍都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清晰的古城格局；古城外圍有大型的水利工程，中外考古專家都覺得極其罕見。

在日前召開的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良渚古城水管理系統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的世界水利專家弗農·斯卡伯勒教授表示，良渚遺址考古證明了中華文明與古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處在相同的時間點上，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系統。

“近年來我去了很多國家，看了許多水利系統的建筑，對比之下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統更加完善，良渚古城遺址的研究成果，不僅使中國水利系統的歷史向前推進了很多年，更對當時的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辛辛那提大學的另一位教授凡諾·斯卡伯勒說，良渚古城遺址的發掘過程可以成為世界考古界借鑒的重要經驗。

此外，從社會等級的分化來說，良渚古城中的反山、瑤山、張家山、文家山等不同等級的墓地證明良渚社會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等級分化的現象，至少可以分到四到五個等級，說明社會階層的分化，這也是文明的標志之一。杭州良渚遺址管委會副主任蔣衛東認為，隨著不斷地考古發掘，良渚古城成為“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實證理由更加充分，特別是良渚古城龐大的水利系統所體現出來的社會組織的管理能力。

通過對大型水利系統的多方面研究發現，該水利系統可能具有防洪、運輸、用水、灌溉等多方面功能，與良渚遺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產生活關系密切。

“良渚古城里發現的河道基本上是人工開挖或者是經過人工的改建，河的兩岸一般用竹編或木杈伏岸。美人地河道的兩側在良渚時期進行了三次以上的木板伏岸，木板的底下還分布著橫豎交叉的枕木。這說明在生產生活中，良渚百姓在垃圾淤塞河道后，通過疏理又進行木板疏岸，對水資源的管理經過了一個反復的過程。”蔣衛東解釋。

良渚古城城址區及水利系統均為人工堆筑而成，工程極為浩大。據不完全統計，整個古城及外圍水利系統的土石方總量達1005萬平方米。去年，通過碳14分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良渚古城的歷時性研究取得了新進展。研究員王寧遠告訴記者：“原先我們只知道良渚古城內有什么東西，但是哪個東西先建、哪個東西后建，我們是不知道的。去年的碳14分析后，我們大致可以排出一個營建順序：水利系統———宮殿區———王陵區。水利系統建了一兩百年后才建設了城墻，先建內城再建了外城。”

這樣的城市設計在王寧遠看來是很了不起的：“良渚人創造的規模龐大的城市系統在中國城市建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莫角山宮殿區堪稱中國最早的宮城，宮殿區的面積要遠遠超過年代更晚的龍山時代的石峁、陶寺和夏代的二里頭的宮殿區或宮城。宮殿區、內城、外城的格局類似后世都城中宮城、皇城、外城的三重結構體系，這是中國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以8平方公里的外城計算，其占地規模一直領先了1500年，直到距今3500年前后的鄭州商城才被超越。”

去年在莫角山遺址南端新發現的20萬斤碳化稻谷除了揭示良渚城內有大量的糧食倉儲之外，它在某種程度上也為良渚古城已經具備城市的形態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整個良渚古城城內和近郊，都沒有發現水稻田，也沒有發現比較集中的稻作農耕工具，所以這個糧食應該是‘外來的’，城內沒有農民。就跟我們現在的城市是一樣的，城鄉分野和社會分工很具體，良渚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城市，有明確的城鄉分野。”王寧遠的這個論斷令人耳目一新。

按照不同社會功能組織起來的城市

良渚古城作為首都，選址卻很特別，它不在良渚遺址的中心位置，而是在良渚遺址偏西南一角。

“這里有水源的優勢，北苕溪從天目山下來后就有充足的水源供應；安全防衛上，四周都是山，可以抵御外來入侵；交通便利，良渚時期輪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統尚未形成，水運是最便捷的運輸方式；高壩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節性明顯，夏季山洪暴發，冬季則可能斷流，不具備行船條件，通過筑壩蓄水形成的庫容，則可以形成連接多個山谷的水上交通運輸網，方便運輸。”蔣衛東對記者說。

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的古文化發展序列清晰，是一個具有自身特色的獨立的文化區，從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先后經歷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等發展階段。馬家浜、崧澤時期的文化積累為良渚文明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良渚古城的興起是一種突發式的興起，考古發現的崧澤時期的村落還不如馬家浜時期多，而良渚經過早期積累后，良渚古城突然爆發式地興起。蔣衛東認為，這和良渚古城周圍資源的優勢分不開。新的考古發掘也印證，天目山里面是有玉料的，這個地方玉料的分布和玉作坊的豐富性是這個城市快速興起很重要的原因。

長江流域最早發現的古城是湖南澧縣的城頭山遺址，有6000年左右的歷史。城頭山的歷史時期相當于環太湖流域內馬家浜晚期和崧澤早期，但城頭山嚴格意義上來說只能是一種“環壕聚落”的發展：在古代人類居住地，尤其是在居住區周圍設有防御性壕溝的聚落遺存，因這種壕溝多呈不規則圓形而環繞于居住地周圍。

“這種聚落雖然叫城，但只能作為城的雛形。城和城市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城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學的概念，體現的是一種防衛功能。市是經濟學上的概念，就是里面有交易、交流。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和代表，但不是說城就是文明的象征和代表。也不能說6000年前城頭山有了‘城’就進入到早期國家的形態，因為它里面的結構、居住的居民、社會的等級分層不支撐這么一個結論。良渚是中國比較早的具備城市性質的古城，它的規模、規劃設計、營建、保障的能力，特別是它內部功能的分區，里面除了最高級的宮殿區，邊上大部分的區域里并不是生產稻作農業的普通的聚落村民，更多的是手工業者，功能分區跟原來的聚落、村落組成是不一樣的。”蔣衛東分析說。

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莫角山東南側發掘清理了部分高地和在高地與莫角山之間的古河道。河道內發現了許多玉石殘料，長三四厘米、直徑僅為一個多毫米的玉管鉆芯，可能用于雕刻玉器花紋的邊角鋒利的燧石渣塊等。此外還出土了還有一些狀似斧、鏟但僅為指甲蓋大小的玉器。

“鐘家港地點發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這么多年以來在良渚古城內，首次發現了可以證明城內普通居民身份的證據，說明城內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業生產者。再次證明，多年來，幾支考古隊伍在古城附近用盡各種辦法尋找水田未果。兩個證據表明良渚古城不是一個超大的農業聚落，而是各種制造業生產、原材料和產品集散的中心以及連同它們的管理機構之所在。換言之，這是一座按照不同社會功能組織起來的城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說。

玉琮是判斷良渚文化最明確實物

說到良渚文化的起步和發展過程，不能不提及良渚遺址的發現者———施昕更。施昕更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中，公布了1930年出土于良渚后湖村的兩件玉璧，并專門介紹了出土狀況。這份報告不僅第一次準確無誤地向學術界展示了以黑陶為特征的良渚遺址的文化面貌，而且還第一次在詳細調查的基礎上，記錄了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情況，成為日后良渚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能夠大放異彩的先聲，是中國史前考古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典著作。

在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有兩個重要的考古組。一個是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考古組，團隊成員有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博士李濟、哈佛大學考古學博士梁思永等。受傳統史學觀的影響，他們的主要精力在黃河流域。另外一個著名的考古組是以北京大學教授徐炳昶為首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他們主要在長安、興平、鳳翔、寶雞等縣進行周秦遺址的調查。

發現良渚遺址的施昕更卻是一個“職高生”：由于種種機緣，他在1929年杭州首屆西博會得到了打零工的機會，因為勤快能干，后來他被招進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前身)，在地質礦產組里面做助理員工作。

1936年2月，以衛聚賢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在上海發起成立“吳越史地研究會”。5月，杭州古蕩因建造第一公墓，出土了石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和吳越史地研究會合作，對遺址做了一天的試掘。

施昕更是良渚人，他看到古蕩地區出土幾塊石器后，發現跟之前家鄉出土的器物很像，出于對文物的敏感，第二天他就回家嘗試找遺址，他找了差不多半年時間，于1936年11月3日才在良渚鎮邊上找到了幾個遺址。“一個職高生在發掘和整理研究的過程中間，以嚴格考古學的流程為范本，對遺址的判斷，對器物的研究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的劃時代意義就在這里。”蔣衛東說。

良渚遺址從發現至今，不論是良渚古城還是遺址的其他區域，玉器已經是這個地區最為鮮明的出土代表。其中，玉琮甚至成為判斷良渚文化最明確的實物。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認為良渚玉琮內圓外方的形狀，跟天圓地方的原始宇宙觀是共通的，玉琮中間的孔，象征著天地的一種貫通和聯系。

良渚的玉器為什么這么發達？蔣衛東告訴記者，這緣于良渚文化里玉器不僅僅是一種裝飾品。它還是精神信仰的載體，成了社會階級的代表。不同的玉器，是不同身份地位的象征。

“玉器在紅山文化中，只是較高等級者的信仰。而在良渚，卻是全社會信仰的東西。在目前良渚發現的幾千座墓葬中，大部分是平民墓葬，平民墓葬里用玉的現狀也是比較普遍的，一般是小型玉器、玉管、玉珠串的項鏈。還有很有趣的現象，老百姓除了用真正的玉之外，還會用玉的替代品，如螢石、滑石等。這說明全社會對玉都很崇尚，正因為這樣，玉器才成為精神信仰的載體和社會人倫等級的標志。但是，平民墓葬里不會出現玉琮、玉璧這些東西，這些玉器有著很明顯的身份等級象征。我們對良渚墓葬等級的分化，很大程度上是用玉來劃分的。”蔣衛東說。

四個角上刻的神人獸面的形象就是良渚的主神形象，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在此前發現的神人獸面的形象都是獸在上人在下。而在良渚階段，人和獸的形象更明顯，人好像騎在獸的上面，兩只腳駕馭著獸。

在蔣衛東看來，這樣的紋飾形象有點“人定勝天”的味道，這是人類自我欣賞的能力膨脹到一定程度的結果：“獸一般是自然神靈的象征，通過稻作農業和水利工程的建設，人們覺得自己可以駕馭自然了。”

中國古代王朝之所以能夠興旺發達，大多是基于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融合，不斷的吸收外來先進的文化。而良渚古城卻很特別，良渚是一個很封閉的體系，在它最強大的時候我們發現里面的東西都是自生的，就是自我演變，很少有外來的東西能進來。在它強大的時候，傳播作用卻很大，尤其以琮為代表的玉器。

“良渚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影響有著深遠、領先發展的垂范作用。良渚文化自己有個分布區，叫環太湖地區，在這個區域里良渚文化的影響可以說是‘一統天下’，尤其在信仰方面，環太湖流域出土的玉琮上神的形象和良渚古城內是一致的。良渚文化的擴展區，這個范圍北面到了山東和江蘇交界處，南面到溫州，西面安徽湖北交界處。還有一個波浪區，如甘青地區、南面珠江口、北面陜北的神木也曾發現過良渚的玉琮。”蔣衛東說。

世界著名考古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勛爵認為，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是被遠遠低估的時代。良渚文化已經符合“國家”的標準，這是中國國家的起源。良渚文明是與古埃及、蘇美爾文明同時代的文明。

良渚遺址管理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陳壽田表示，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浙江省、杭州市和余杭區各級黨委政府十分重視良渚遺址的保護和利用，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規劃建設良渚文化國家公園，努力將良渚遺址打造成“中華文明朝圣地，中國文化新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