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魯迅，一個是軍人，一個是文人，兩人之間應該沒有什么交集，但事實并非如此。筆者閱民國期刊時，偶然在1947年11月16日《大報》上看到署名“何必”的《張學良談魯迅》。文章不長，照錄如下：

張學良蟄居臺灣之后，一共有兩個政府大員去望探過他，第一個是張學良口中的“柳老”莫德惠，第二個是張治中。

張治中之訪張學良，對張學良出山這一個謎，似乎透顯了一絲希望，外界甚而至于傳說張學良的出山，將取張治中的地位而代之。這就是說，張學良可能擔任西北方面的軍事責任。

不過看張學良在臺灣近日的動向，不管他是否會在西北擔任職務，而他的出山，似也言之過早。因為近日來張學良的生活，依舊和莫柳老訪問的時候一模一樣。

張學良現在居然大讀其魯迅全集，紅封面的二十巨冊的書，厚厚堆滿了他的書桌，他和張治中談到魯迅，說道：“魯迅的文筆的確辛辣之至，我也被他罵得好苦。”因為魯迅的雜文中，確曾大罵過他。張治中聽了，只好對他笑笑而已。

張學良對于魯迅的舊詩也頗佩服，他認為自己的詩只不過發點牢騷，論含蓄潑辣，則不及魯迅萬一也。

《大報》為寧波的地方性綜合報紙，具有一定的國民黨背景。“何必”不知何許人也，或為《大報》記者。從這篇文章可看出，張學良對魯迅很推崇，不僅認真閱讀《魯迅全集》，而且認為魯迅的文字“辛辣之至”。他對魯迅的舊詩也很佩服，認為既“含蓄”又“潑辣”。張學良還是有眼光的，魯迅從小接受傳統的儒學教育，后又師從章太炎，其古文和舊體詩詞功底非常深厚。至于文中提到張學良說自己的詩“只不過發點牢騷”“不及魯迅萬一”，似乎并非自謙。筆者將張學良臨別時贈給張治中的詩抄在這里，讀者自可分辨：“總府遠來意氣深，山居何敢動嘉賓。不堪酒賤愁知己，惟有情茗對此心。”

事實上，張學良在此之前已關注魯迅。1941年10月2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讀何凝編的《魯迅雜感選集》，感覺有些生氣，同時感覺著魯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于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蕩你的神精；我從來不懼怕什么的，可是在魯迅文字之前，我有點發抖了，一方面是慚愧，一方面是熱血沸升，好像魯迅枯臉，顯于我的面前。那末，可以說——確是得說他是永生。

一位經歷過“改旗易幟”“中原大戰”“西安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將軍，竟然在魯迅的文字面前感覺“有點發抖了”，魯迅作品給張學良帶來的刺激不可謂不大！

1942年5月23日，張學良在讀書筆記中寫下了《魯迅的偉大》，其中有一段：

魯迅他不怕一切，大聲疾呼，敢說敢寫，是為了什么？……他是為了想救中國大眾“出水火，登衽席”。這正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地方，也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處所。

同年8月27日，他在讀書筆記中又寫道：

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傷痕，刺了我的隱疾——我是煩惡他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后，感覺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維他命”一樣。她不是“雅[鴉]片”，可以麻醉你一時，她是“維他命”，人生永遠的必需品。她不是高貴的補品“芙蓉膏”，她是平平常常的東西。不過由他提煉發現了，好像大夫們由米糠里提煉“維他命”一樣。

當時的張學良被蔣介石囚禁在貴州，且不允許任何人探望。魯迅的作品就成了張學良孤寂生活中的“維他命”，是“人生永遠的必需品”。我們從張學良對魯迅作品的上述評價中，也更容易理解他為什么會發動西安事變。

值得一提的是，張學良在1993年將他的私人藏書贈送給臺灣東海大學，相關研究者在張學良捐贈的《魯迅全集》首冊書名頁上發現一篇六百多字的“魯迅先生研究綱要”，開首就說：“紀念魯迅，要用業跡；紀念魯迅，要懂得他，研究他，發展他。”“魯迅是每一個不愿做奴隸的中國人底魯迅。學習、研究、發揚他的學術作品和為人而戰斗的精神，這也是每個不愿做奴隸的中國人的權利和義務。”接著從思想、行狀、創作、翻譯、學術和魯迅作品在外國六個方面對魯迅的研究路徑進行描述，這六個方面成了以后日漸形成體系的魯迅研究的主要方面。他還特別提醒人們注意魯迅的雜文，要關注它怎樣“形象化”魯迅所斬擊的敵人。

張學良對魯迅雜文價值和特點的理解，遠非一般讀者所能企及。此時的張學良似乎成了魯迅的“知音”。一代少帥與一代文豪竟有如此緣分，讓筆者不禁感慨歷史的“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