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中葉以來，“碑學”漸盛。至于晚清民國，學人討論書法，幾乎口必稱“碑學”、“帖學”。影響所及，直至今日。能不囿于風氣而獨開局面者，允推啟功先生。

啟功先生之書學見于各種著作、論文、序跋，若將這些著述比作一首詩，《論書絕句》則堪稱詩眼。百首《論書絕句》及自注，凝練地表達了啟功先生的書法觀。其中涉及的學術(shù)問題非常豐富，很難做出周全的概括。若就書學發(fā)展的邏輯著眼，筆者認為，將清代以來的“碑帖之辨”轉(zhuǎn)換為“刀筆之辨”，這是啟功先生對書學史的一大貢獻。

廣義的碑指各個時代的碑刻，而狹義的碑主要指南北朝碑。廣義的帖包括墨跡和刻帖，由于六朝名家墨跡難得一見，所以狹義的帖就是刻帖。康有為說得很清楚：“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廣藝舟雙楫·尊碑》）

明代書家多臨閣帖，而至清代，金石出土日多。對于論學重實證的清人來說，對各種書法遺跡進行考校自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這種考校，關(guān)聯(lián)著審美的傾向，發(fā)展出以碑帖、南北、古今二分為基本結(jié)構(gòu)的書學思潮——“碑學”。盡管“碑學”思潮各代表人物的關(guān)注點有所不同，比如康有為便不同意阮元的南北分派之說，但大體的傾向是尊碑抑帖、尊北抑南、尊古抑今（表現(xiàn)為尊崇篆隸筆意、尊魏卑唐）。

20世紀以來，又有大量的書跡面世，如漢代簡牘、晉人殘紙、敦煌經(jīng)卷等等。與清代出土的金石不同，這些書跡皆是原汁原味的墨跡。新材料的出土并不僅僅帶來新的研究對象，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可能更新人們對于歷史現(xiàn)象的理解結(jié)構(gòu)。當然，這需要學者對歷史現(xiàn)象的敏銳把握與對現(xiàn)有理解結(jié)構(gòu)的深入反思。啟功先生可謂開風氣之先，他既對清代的碑學做出有力的批判，又將一種新的書法史觀闡發(fā)到深微的地步。

二

針對“碑學”中人碑帖、南北、古今諸方面的立場，啟功先生的反駁皆有釜底抽薪之效。

《論書絕句》第30首注云：“端重之書，如碑版、志銘，固無論矣。即門額、楹聯(lián)、手板、名刺，罔不以楷正為宜。蓋使觀者望之而知其字、明其義，以收昭告之效耳。……簡札即書札簡帖，只需授受兩方相喻即可，甚至套格密碼，唯恐第三人得知者亦有之，故無貴其莊嚴端重也。此碑版簡札書體之所以異趨，亦‘碑學’‘帖學’之說所以誤起耳。”“碑與帖，譬如茶與酒。同一人也，既可飲茶，亦可飲酒。偏嗜兼能，無損于人之品格，何勞評者為之軒輊乎？”碑與帖有不同的功用，書寫的樣貌自然有所不同。概而言之，碑與帖只是不同的功用類別，而非不同的藝術(shù)派別。這是對碑帖分派以及尊碑抑帖的批判。

《論書絕句》第92首注云：“余素厭有清書人所持南北書派之論，以其不問何時何地何人何派，統(tǒng)以南北二方概之，又復(fù)私逞抑揚，其失在于武斷。”一代書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遠不能以南、北二派做籠統(tǒng)的概括。這是對南北分派以及尊北抑南的批判。

《論書絕句》第95首注云：“書體之篆隸草真，實文字演變中各階段之形狀，有古今而無高下。……貴遠賤近，文人尤甚。篆高于真，隸優(yōu)于草，觀念既成，淪肌浹髓，莫之能易焉。”篆隸草真只是不同的字體類型，古今字體之間不能斷然做高下之分。這是對尊古抑今的批判。

啟功先生發(fā)出這些批評，并不是簡單地站在與“碑學”相反的立場上，比如從尊碑抑帖走向尊帖抑碑，而是從根本上解構(gòu)“碑學”諸家二元對立的理解結(jié)構(gòu)。

三

歷代書跡有多種存世的形式，概而言之有兩類，一為墨跡，包括真跡、摹本、臨本；一為刻本，包括碑刻、刻帖。前者是由筆完成的，后者是由刀參與完成的。這些書跡被啟功先生納入一種新的闡釋視野，或可稱為“刀筆之辨”。

刻本與墨跡之間的比較是啟功先生最為著力的。無論是碑還是帖，都是刀刻出來的，與書家的真跡已經(jīng)頗有不同。《論書絕句》第11首注云：“碑經(jīng)刻拓，鋒穎無存。即或宋拓善本，點畫一色皆白，亦無從見其濃淡處，此事理之彰彰易曉者”，這是說碑刻與真跡之差異。又云：“宋刻匯帖，如黃庭經(jīng)、樂毅論、畫像贊、遺教經(jīng)等等，點畫俱在模糊影響之間，今以出土魏晉簡牘字體證之，無一相合者，而世猶斤斤于某肥本，某瘦本，某越州，某秘閣。不知其同歸棗石糟粕也。”這是說刻帖與真跡之差異。這些差異，清代包世臣、何紹基諸家乃至明代王寵、祝允明諸家多有忽視，這和他們少見晉唐墨跡有關(guān)。

刀刻不能準確地傳達墨跡，但啟功先生并未因此鄙棄刻本，而是通過“透過刀鋒看筆鋒”建立起墨跡與刻本的關(guān)聯(lián)。要能做到這一步，必須對墨跡多有領(lǐng)會，揣摩墨跡與刻本之相通與相異。正如啟功先生所說：“余非謂石刻必不可臨，惟心目能辨刀與毫者，始足以言刻本”（《論書絕句》第32首注）。刻本與墨跡之相較之例頗多，如以唐摹《喪亂帖》與閣帖相較（第3首），智永《千字文》墨跡與刻帖相較（第7首），西域出土晉人殘紙與閣帖、館本《十七帖》相較（第5首、第61首），高昌未刻墓志與北碑相較（第6首），唐人寫經(jīng)與唐碑相較（第11首），魏晉小楷墨跡與小楷刻帖相較（第11首、第81首），漢簡墨跡與漢碑相較（第21首、第97首），《異趣帖》《出師頌》墨跡與章草刻帖相較（第35首），日本藤原皇后臨《樂毅論》墨跡與《樂毅論》刻帖相較（第51首），小野道風或藤原行成所臨王羲之草書墨跡與刻帖相較（第52首）。

當然，啟功先生從早年質(zhì)疑刻本，到后期以“透過刀鋒看筆鋒”的方式利用刻本，是有一個發(fā)展過程的，正如《論書絕句》第79首所云：“昔我全疑帖與碑，怪他毫刃總參差。但從燈帳觀遺影，黑虎牽來大可騎。”

除了刻本與墨跡的比較，啟功先生對刻本系統(tǒng)內(nèi)部的比較亦有所關(guān)注。與清人不同的是，啟功先生不再對碑、帖做派別之分和高下之判，只是區(qū)別碑和帖不同的功用性質(zhì)，并考論諸碑與諸帖的不同。啟功先生認為碑帖的刻工有精粗之別，如唐碑精于六朝碑（第8首、第28首），《神策軍碑》精于《玄秘塔碑》（第54首），《大觀帖》精于《淳化閣帖》（第60首）。另外，新出土的碑勝于捶拓已久的碑，如對《朝侯小子殘碑》《張景殘碑》的看重（第22首、第23首）。這些評判雖然是在刻本與刻本之間進行的，卻是以距離墨跡之遠近為標準的，也是以對大量墨跡的深入體會為前提的，所以“刀筆之辨”依然是隱在的參照系。

啟功先生所作的“刀筆之辨”含著一種書學旨趣，即最大程度地逼近經(jīng)典作品的真跡。在這樣的闡釋視野中，歷代書跡被納入一個以經(jīng)典作品真跡為核心的系統(tǒng)之中，距離真跡近的處于這個系統(tǒng)的內(nèi)環(huán)地帶，距離真跡遠的處于這個系統(tǒng)的外圍地帶。新的闡釋視野讓歷史現(xiàn)象呈現(xiàn)出新的秩序，猶如把磁鐵放在不同的位置，周圍的鐵屑會呈現(xiàn)不同的形狀一樣。啟功先生打破了清代以來碑派、帖派二分的格套，但恰恰因此延續(xù)了清人重證據(jù)、求真相的學術(shù)精神。明辨刀筆之別，我們才可能更加看清書法史的真相。

四

章正所編《啟功論書絕句匯校本》近日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影印了《論書絕句》的三個版本，包括啟功先生上世紀70年代用毛筆抄錄的“簡注足本”，1982年用毛筆抄錄的“定稿本”，以及上世紀80年代初的“硬筆詳注稿”。

《論書絕句》最初發(fā)表于香港《大公報》“藝林”周刊，后來結(jié)集出版的時候做了修訂。書中影印的“硬筆詳注稿”即是當年寄給“藝林”主編馬國權(quán)先生的稿件。文稿經(jīng)過修訂，雖然更為精審，但之前的版本亦有價值。僅舉一例，如《論書絕句》第37首談《出師頌》墨跡，“硬筆詳注稿”云：“宋代以來叢帖所刻，或題索靖，或題蕭子云，皆自此翻出者。此卷墨跡，章草絕妙。米友仁題曰隋人者，蓋謂其古于唐法，但非索非蕭，可稱真鑒”，《大公報》亦照此刊發(fā)（1981年7月12日）。1985年香港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論書絕句》單行本，則刪去了“但非索非蕭”，其后各本盡皆如此。細審句意，刪去實為遺憾。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論書絕句》第32首自注，《大公報》發(fā)表的版本（1981年5月31日）與后來的單行本只是略有不同，但“硬筆詳注本”則與其他諸本大有不同。“硬筆詳注本”應(yīng)當是最初起草的，發(fā)表時又整體作了改寫。改寫后的版本中“白骨觀”實為妙喻，而“硬筆詳注本”亦有其特別的價值。茲節(jié)錄“硬筆詳注本”，讀者當可從中領(lǐng)會“刀筆之辨”的理趣：“質(zhì)言之，北朝諸碑，刻工俱有刀痕鑿跡，以視初唐諸刻，蓋不免大輅椎輪之比。可貴處端在筆勢雄強，結(jié)體磊落。知其法者，如醫(yī)家之揣骨點穴，雖隔重裘，望而知識其肌理脈絡(luò)。未知其法者，徒見其棱角方嚴，乃側(cè)臥筆毫，抹而擬之，猶每恨自其筆之未方，殆如見衣狐貉者而謂其人之自具金銀毛色耳。昔有俗語，謂書家體格，有底有面，例如謂某人書‘歐底趙面’。底者指其間架結(jié)構(gòu)，面者指其點劃姿態(tài)。吾亦以為觀六朝古刻之摹勒未精者，尤當重其底而略其面，庶幾不為刀鋒所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