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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紀錄影像文庫》
作者：何明 主編 郭凈 陳學禮 副主編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4月至今

在攝影術發明之前，中國的各民族一直在用平面和立體的圖像及造像記錄和傳播對于社會現實的視覺感受。1842年，借鴉片戰爭闖入華夏大地的西方人拍攝了有關中國的第一批照片。其后，隨著19世紀西方傳教士、探險家和外交官的到來，用照片和電影反映社會文化變遷的紀錄影像也被引入中國。

20世紀以來，中國一些城市出現了照相館，有些兼營電影制作，少數上層社會的家庭玩起了照相機和攝影機。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上世紀30至40年代，民族學、社會學的發展以及在救亡圖存等理念感召下出現的邊疆影像考察熱潮，楊成志、江應樑、凌純聲、莊學本、孫明經等一批學人用攝影和電影技術輔助學術調查；《良友》《中央日報》《文匯報》《申報》《民俗》《東方雜志》《旅行雜志》等報刊亦對邊情民俗做了大量圖片報道。加之抗戰時期美軍攝影部隊在滇緬戰場的影像紀錄，都為后人認識那個動蕩的大時代留下了豐富的作品和資料。

上世紀50年代以后，伴隨著社會的劇烈變革和民族大調查，早期民族志電影“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影片”（簡稱“民紀片”）應運而生。到上世紀90年代，影像逐漸變成個人和學術表達的重要工具，當代民族志電影、獨立紀錄片運動和紀實攝影突破思想的禁錮蓬勃興起，為中國的影像文化開啟了新的方向。而“鄉村影像”歷經十年的磨礪，培育出了上百位扎根農村和牧區的創作者。他們的活動，不僅培育著地方影像志的新傳統，搭建了多元文化對話的橋梁，也為“分享人類學”和“故鄉民族學”的創建奠定了基礎。

回首百年，紀錄影像以其獨特的方式，保存了中國文化變遷的歷史記憶。但相較于實踐的豐富多彩，該領域的學術探索卻要滯后得多。

1982年，楊光海在《民族學研究》上發表了《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影片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對民族志紀錄片的歷史做了概括性的梳理。他第一次公開提出“民族志影片（民族志電影）”的概念，反映出中國民族志電影正在發生的轉折：國家機構不再成為這類影片制作的唯一主導者，而學者個人和學術群體的作為，將成為學科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

這之后，人們在理論和實踐的兩個領域都展開了積極的探索。1976至1981年間，中國社會科學院電影組恢復民族志紀錄片的攝制。1984年，云南省社會科學院電影組的郝躍駿等人開始拍攝紀錄片《生的狂歡》。1985年，中央民族大學拍攝了紀錄片《白褲瑤》，該片被選送參加法國真實電影節，率先打開了與國際影視界交流的大門。1985年，國際影視人類學委員會主席、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教授埃森·巴列克西訪問中央民族大學；次年，美國著名影視人類學家蒂莫西·阿什也到訪該校。他們在與中國學者的交流中帶來了“Visual Anthropology（視覺人類學）”的學術概念。也是在1985年，中央民族大學學者李德君在美國《影視人類學通訊》上發表《影視民族學在中國》一文，提出要建設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影視民族學理論與方法體系。1988年，于曉剛、王清華和郝躍駿3位云南學者首次對“影視人類學”“民族志電影”的概念以及內容作出全面闡述，為中國的紀錄片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從此，“影視人類學”和“民族志電影”的理論范式逐漸取代了民族志紀錄片的模式，成為學術評判的新標準。

1994年，云南大學歷史系在肖鋒、李國興等投資人的支持下，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相關領域的專業研究和教學機構“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該所于1995年策劃和推動了“中國影視人類學學會”的成立。同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亦成立了影視人類學研究室。1999年，德國哥廷根科教電影研究所與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合作，在云南大學開辦了第一屆影視人類學碩士培訓班，從1999年3月至2003年3月，兩期培訓班共培養了20名研究生。 在此之后的10年里，這些研究生分布到各高校和科研單位，成為推動中國影視人類學發展的生力軍。

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紀實攝影和紀錄片創作（包括電視紀錄片和獨立紀錄片），到上世紀90年代以后進入繁盛時期，但很快被新傳媒技術和大眾消費的狂潮淹沒，以影像為主要手段的自媒體蓬勃興起，日益成長為一支重要力量。

在這樣一個人人可以制造視覺奇觀的時代，快捷而方便的影像之眼更需要理論研究的觀照。唯有在影像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和經驗，具有“自觀”立場和“自省”色彩的理論研究才可能獲得廣闊的天地。《中國紀錄影像文庫》這套叢書，就是對中國百余年間紀錄影像的發生和發展進行的初步總結。我們希望通過叢書的形式，匯集有關紀錄影像的研究成果和檔案資料，為深入的學術探索扎下根基，為以影像為手段的社會實踐探索未來的方向，并在寫作和反思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相關領域的研究隊伍，逐步建立多元與共享的“影像數據庫”。

（作者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