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何故為敵：族群與宗教沖突論綱》
作者：[德]李峻石 
譯者：吳秀杰 譯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從地表上的一顆種子開始，同時向上和向下生長。比如一棵樹，在成長過程中將其根須扎進土地深處，而這棵樹本身并不是從地層深處的根須中生長出來的。”

“歷史的根基”亦如此。它是被從“目前”拉回到“過去”里，而“目前”卻并非源于那個“過去”。李峻石在著作《何故為敵》里，用這個比喻來解釋民族性、民族主義和民族沖突之間的關系：每一種民族主義都傾向于喚起古老的對立和區(qū)別；一個重要特征是設定一個族群有特定的尊嚴，并總是斷言這尊嚴有深厚的歷史根基。正是這種對歷史性的斷言，才使得一個族群卷入歷史敘事當中。所以，某族和某族之間有歷史性宿怨，以至于彼此難以和平共處——這可能只是人們的主觀臆斷。不同群體是否存在長久以來的敵意，與它們之間沖突的強度無關，更不是引發(fā)當代沖突的原因。

然而，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大眾媒體的報道，卻傾向于把諸如哈布斯堡王朝的滅亡、蘇聯(lián)和南斯拉夫的解體，以及當代非洲索馬里的混亂局面歸因于不同語言、習俗和宗教信仰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性，先入為主地認為沖突的原因在于“族群性”。人們相信，族群性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先天屬性，每個人都歸屬于某一族群且不能改變自己的族群歸屬；族群有共同的祖先和一定的地域性，不同族群間的文化差異是根深蒂固的；由于族群最終都要爭取獨立主權，所以民族主義是沖突之源。

南斯拉夫常常被認為是“歷史性的族群因素引發(fā)沖突”的典型案例——南斯拉夫出現(xiàn)的各種對立自中世紀時就已經存在，現(xiàn)在只是再度爆發(fā)而已。但李峻石卻認為，從19世紀以來，民族主義乃至微觀民族主義思潮就存在于巴爾干地區(qū)，但其僅僅是存在而已，沒有政治抬頭的必然。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那些生活在德國的南斯拉夫移民后裔，幾乎完全失去了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的意識，很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自己屬于哪個民族群體。在這種狀態(tài)下，我們如果還認為是族群性導致了沖突，就顛倒了事件發(fā)生的前后順序。

族群性是一種文化建構，其建構材料自然也具有文化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族國家也具有建構性。這些建構都不是隨意的發(fā)明，而要遵循一定的構建規(guī)則。

當然，與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略有不同的是，李峻石為這種文化的建構增加了更多政治經濟學維度的當代考量。在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如果我們拋開對“族群性”的偏見，從地形因素入手來分析沖突出現(xiàn)的原因，就會發(fā)現(xiàn)南斯拉夫的解體始于西北，隨后向東南推進，第一個脫離南聯(lián)盟的國家是斯洛文尼亞，其地處經濟最發(fā)達區(qū)域，有充分的理由把資源留給自己而不與他人共享。李峻石認為，沖突的本質是對資源的爭奪，對族群性的重新強調是族群沖突的結果，而不是族群沖突的原因；把族群性歸結為沖突的原因，只是某種政治性修辭。

所以，如果用這種視角來反觀族群的自我認同、語言使用、歷史記憶、教義闡釋等“文化現(xiàn)象”，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群體對成員的選擇、美德的界定可能都是策略性的，無論容括還是排斥，其出發(fā)點都是對獲得利益的計算以及對保住利益所需成本的權衡。

既然族群性往往是在沖突進程中體現(xiàn)，那么過分強調族群性為沖突根源的理論就忽略了微觀層面上的身份認同轉變和其歷史范疇。差異性往往和沖突有著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會使通過整合文化差異達到和平共生的努力陷入停滯。文化多元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內在動因，強行同化的策略已經被歷史證明不可行。因此，《何故為敵》一書中指出，以往的研究或聚焦于身份認同過程中的成本—利益計算，或聚焦于社會結構與認知表象的分析，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當將“如何做出決定”的經濟理性和“無法做出決定”的文化因素相結合，尋找通過接受差異來達到在更高層次上的整合這一可能性。“盡管某一象征符號在族群內部的含義不可能被完全傳送到跨族群的背景下，但是在共同的‘大文化’內可以形成一個理解層面，在這個層面上各個文化得以溝通”。

從巴特的“族群邊界”理論中，我們看到人們在界定彼此邊界的時候，往往通過對“他們”進行定位以認識“我們”。族群性的研究者也不應該只盯住某個族群，而應該有更加開闊的視野，以區(qū)域為單位分析問題。這一點對于思考我國的民族工作也具有實踐意義。我國的民族工作體系獨具特色，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這取決于中華民族從“自在”的實體向“自覺”的實體之發(fā)展，并最終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我們的民族識別工作以斯大林“四個共同”的客觀文化標準為指導依據，但隨著理論水平的提升和社會需求的變化，學者們也意識到“自認為”和“被認為”同等重要，民族的自我認同、社會定義和國家話語三者間的關系是解讀當代民族關系的有效途徑；如何在區(qū)域自治的基礎上協(xié)同共治成為學界討論的話題。在政策制定和具體工作中，曾經一度被認定是客觀靜態(tài)的文化符號，其背后的政治經濟訴求逐漸受到重視。盡管仍然存在民族身份與公民權利和社會發(fā)展之間的必然張力，但隨著理論的發(fā)展，相信我們會走出一條順應趨勢且符合國情的發(fā)展之路，并最終走向“美美與共”的大同境地。

（作者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