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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陶片以及銅敦。 張春長、省文研所供圖

1月16日，我省行唐故郡遺址成功入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雜志社承辦的“2017年中國考古六大新發現”。

從籍籍無名的小村莊，到全國關注的考古地，行唐縣南橋鎮大沙河畔的故郡遺址考古工作，為研究戎、狄等北方族群華夏化進程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器形精美，蘊含早期中山國族群特征

行唐故郡遺址，位于石家莊市行唐縣南橋鎮故郡村北，目前確定遺址中心區域面積約50萬平方米。考古專家初步認定，該遺址為春秋晚期至戰國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貴族墓地和戰國前期居住址。

如同很多考古發掘一樣，行唐故郡遺址發掘是基于偶然。

數年前，相關部門填灘造地時，在故郡村鏟出了“海里蹦”——一種古代充當貨幣的海貝。文物部門獲悉后，迅速展開行動。在初步調查勘探后，2015年起，由省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石家莊市文物研究所和行唐縣文物保護管理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開始對故郡村進行考古發掘。

隨著挖掘的深入，循著“海里蹦”的出土，令人吃驚的一幕顯露出來：墓葬坑、車馬坑、灰坑、窯、灶以及上千件（組）器物……這竟然是一處極其龐大的遺址，陸續出土了青銅容器、兵器、車馬器以及金、玉、水晶、陶等多種精美器物。

“器具裝飾精美絕倫，只消一眼，便可感受到耐人尋味的美感，仿佛聽到古人穿越歷史的足音。”以聯合考古隊領隊張春長見聞之廣博，見到其中那只奇特的鳥蓋瓠壺時，也禁不住驚嘆。它是一種動物和一種植物，即鳥和葫蘆的巧妙合體。鳥爪抓蛇，喙可開合。整壺輪廓像一只報曉雄雞，神采奕奕，恰似古天文星象中“瓠瓜星”亦即“天雞”之象。

“它是禮器，絕非普通用品，只有特定身份才能使用——盛滿玄酒，以祀上天。這種超乎功能性的禮器，正是民族性格、社會理想、政治理念的具象表達。”張春長告訴記者，第一眼見到它時，不由自主想起中山國文化，有一種強烈神秘的質感，而隨著磨光獸紋陶壺、銅敦等器物的出現，再結合對行唐故郡諸多歷史文獻的研究，可以初步確定這些文物里蘊含著早期中山國族群的鮮明特征。

墓葬和水井并存，為戎狄人群的華夏化進程提供了研究實證

如果說精美器物帶給人的是藝術沖擊和歷史聯想，那么“事死如事生”的傳統，則引領考古工作取得進一步實證。在目前已發掘的7000平方米范圍內，清理出東周墓葬36座、車馬坑7座、水井50眼、灰坑420座、窯2座、灶2座——一般人或許會忽略這其中蘊含的強烈矛盾：墓葬與水井和灶并存，透露著什么？

在行唐縣故郡村挖掘現場，記者目睹了幾處車馬坑。其中二號車馬坑最為豪華：五輛車組成出行車隊陣列，規模宏大，漆彩貼金的車輿，華美絕倫的絡轡，代表了墓主的尊貴，殉人現象和殉獸坑昭示著迥異中原的戎狄作風……“在河北省境內，至今只發現三處車馬坑，要論保存最佳，故郡車馬坑可拔頭籌，為復原先秦時期車馬系駕方式提供了罕見的實物資料。”張春長說，車馬坑前葬有單獨的殉獸坑，坑內分層埋放大量的牛、羊、馬頭蹄，形制獨特，是考古中首次發現，為先秦時期的喪葬祭祀用牲乃至賵賻助喪制度提供了全新資料，“尤其是一車三馬，迄今還無法解釋。”

就在墓葬不遠處，幾十口水井已顯露真容。磚石水井、鵝卵石水井、圓形水井、方形水井、陶井圈水井……類型不同且深淺差異極大的水井令人疑惑又興奮。不遠處就是大沙河，直接河中取水即可，為何費力挖井？井的形制和規模為何如此不一？結合附近出土的陶罐、瓦片及大量殘破的生活用具，考古人員判斷這里存在不同文化層疊加，也就是故郡村歷史悠久遠超想象，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因各種原因幾經繁衍生息又幾經廢棄，卻在不同階段遺留下形式多樣的文化遺跡。

張春長認為，人們一般會習慣性地關注某個大人物的墓葬或出土什么絕世文物，但從考古學上來說，要解決文明的根源性問題恰恰需要尋找到那些遠古的生活遺存，因為它們才在不經意間真正對文化進程產生深遠而細微的影響。他告訴記者：“故郡遺址，提供了春秋晚期至戰國前期北方戎狄族群在這片區域的生存痕跡，且調查發現方圓兩公里內還有六處新石器及戰國至隋唐時代的城址、墓葬、遺址，可以說它具有高度的濃縮性，尤其為進一步探尋鮮虞、中山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華北地區戎狄人群的華夏化進程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多學科研究論證，推動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同步進行

考古是一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大事，需要綜合多種手段，特別是在涉及重大歷史謎題時，多學科綜合研究更能提供多角度思維，有利于進一步揭示謎團、提供更合理的考古和保護措施。

行唐故郡遺址已發掘三年，但真正為世人所熟知還是在2017年。為了聽取國內最權威專家學者的觀點，2017年6月初，來自北京大學、中國文化遺產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學等單位的50余位專家，實地探訪故郡考古發掘現場，進行學術交流和探討，對故郡考古發掘工作提出寶貴建議和意見。

專家們對故郡遺址所采用的多學科研究給予了高度贊賞。比如為了準確判斷墓葬年代，不僅根據以往的挖掘經驗、文物知識來直觀判斷，而且還取樣送入實驗室進行土質分析，準確測定其年代。張春長稱，當時出了一件海貝，可又和其他海貝有些區別，為了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出于謹慎認真的學術態度，當即就送往實驗室進行了鑒定，“考古是一個細活兒，任何小細節都有可能推翻以前的結論，所以只要有疑問就要追尋到底。”

歷史學、人類學、文獻學、環境學……多學科的交叉綜合，令故郡遺址考古工作進行得有條不紊。比如，三起三落的鮮虞中山，在浩繁卷帙的文獻學上，僅有區區1.3萬字的記載。為進一步獲取信息，考古隊在繁重的考古挖掘的同時還翻閱各種版本的《正定府志》《行唐縣志》等文獻，從惜字如金的古文獻中去尋覓那不起眼的信息。

“行唐故郡遺址入選‘2017年中國考古六大新發現’，這不是終點，而應該成為激勵我們考古工作者繼續前行的動力。”張春長說，目前正在制定考古發掘和長期保護的規劃方案，下一步將繼續加大科技考古的參與力度，把田野考古和室內研究更加有效地結合起來，同時還將和地方政府進一步論證協作，推動故郡考古遺址博物館建立，讓文物更好地發揮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