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絲綢路上，敦煌是神奇的存在。1987年，敦煌莫高窟以完全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六條標準，成為中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世界遺產名錄》中只有兩個這樣的文化遺產，另一個是威尼斯。

2017年末，剛剛參加完“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三十年紀念論壇”，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就趕到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給大家講述自己熱愛的敦煌。

在敦煌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吉花瑞草，看到青山綠水，看到奔流的長河匯聚到大海，看到重重的樓閣、雄偉的殿堂、壯麗的城池，看到美麗的飛天和歡快的樂舞，這些有的已經消逝在歷史長河中，可是它在莫高窟保存了下來，生機勃勃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講起敦煌，理工科出身的王旭東非常動情。作為第四任院長，前幾任院長的故事、敦煌人的故事是他最愛講述的。

常書鴻，在巴黎學習油畫時看到了法國漢學家出版的敦煌畫冊，立刻被偉大的藝術所折服，從此敦煌成為他一生的棲息之地。他去敦煌時，張大千剛要離開，告訴他這將是無期徒刑。當他的妻子留下兩個年幼的孩子離開時，他沒有氣餒。1945年抗戰勝利后，大批藝術家返回內地，敦煌只剩下常書鴻一人，他沒有放棄，他和留在那里看門的人說，他要去內地招兵買馬，帶一批人再回來。那時沒有人相信他。但他真的回來了，還帶來了第二任院長段文杰等一大批藝術青年。“1946年到敦煌來的那批人，現在健在的，都93歲了，每天還在微信上，關心著敦煌的發展。”

王旭東感慨，只有深知敦煌藝術價值的人才會以難以想象的精神去保護敦煌。藝術家們除了臨摹壁畫，也干起了風沙防治的事。每到春天，風卷著沙子，呼嘯而至，底層的洞窟就會被掩埋。他們先在戈壁灘上挖溝，不過幾場大風，溝就填滿了。他們又在洞窟前面修筑土墻，不久風沙就翻越了土墻……“敦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那年，我也去看了敦煌，但當時看了什么，很快就忘記了，現在想一想，不懂文化的價值多可怕。他們當年的努力使我們少走了很多彎路，如今綿延40多公里的鳴沙山，終于找到了科學的方式來治理。”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特別重視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上世紀60年代國家經濟剛剛恢復，周恩來總理就特批了100萬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護。“100萬元，相當于現在的一個億呀，這是多大的手筆。”但怎么進行保護，大家心里還是沒有底，于是向梁思成先生請教，他說了十個字，“有若無，實若虛，大智若愚”。非常簡單，但又非常高深，怎么落實這十個字？經過反復商討，基于對敦煌保護的已有認識，最后完成了這個項目，比較充分地體現了梁思成的原則，就是盡量不改變外貌，最小干預。“我1991年來到敦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評估這個30年前的工程運行的效果。30多年了，它運行良好，而且也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法。”

不能不提的還有王旭東的前任、“敦煌女兒”樊錦詩院長。“她并不是學計算機的，但是看到洞窟壁畫顏色的脫落十分焦急。當她在一個偶然場合知道了將壁畫上的那些顏色數字化就可以為后人永久保存下敦煌的藝術，立即就向甘肅省、向國家文物局、向科技部提出要進行數字化工程。”

國家也有魄力，給了200萬。那時的200萬，放到今天4000萬不止，甘肅省和國家文物局各出50萬，科技部出50萬資金和50萬的設備。“那時的50萬是國家文物局一年的科研經費。結果經過6年多的努力，項目組得到了一個搞美術的和做考古的都不認可的結果，但最后也驗收結項了。因為科學就要允許失敗。正因為有這樣的實踐和先行，等到數字時代真正來臨，關鍵的技術都取得突破時，敦煌就比別人更早知道怎樣避免數據采集與輸出過程的信息丟失。”

現在敦煌已經有180個洞窟實現了數字化，有30個洞窟的數字資源中英文版都已上線，實現了全球共享。如今的“數字敦煌”項目已實現了壁畫的數字化、洞窟3D模型和崖體的三維重建，通過藝術展覽進校園、進課堂、進社區。

從“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學術傷心史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理念，敦煌走過了不平凡的道路。王旭東說，未來的敦煌不僅是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而且是最具活力的敦煌研究實體和最有影響的文化交流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