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昌族是云南特有的、人口較少的7個少數民族之一，有著豐厚的傳統文化。隨著一代代阿昌人的努力，阿昌族的傳統文化不斷被激活，在現代文化領域也獲得了飛速發展。云南阿昌族作家曹先強就是這一群體中的重要一員。

曹先強從小生活在偏遠的阿昌山寨，1980年走出農村，負笈京城，畢業后長期在云南電視臺工作，走的地方多、見識的人多，筆耕不輟30余年，在創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他編著有《阿昌族文化大觀》，主編了《中國阿昌族大辭典》《阿昌族文化論集》，導演了音樂電視《阿昌歡歌》、電視片《阿昌之魂》和《太陽之子·阿昌族》。他以作家和電視媒體人的雙重身份，不遺余力地通過文字、透過電視鏡頭，忠實地記錄、傳播本民族人民的生活，以及他們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創造出來的豐富多元的民族文化。

作品集《故鄉那高高的粘棗樹》是曹先強筆耕多年收獲的碩果，對民族記憶進行了集中的呈現。作家在汲取阿昌族民族文學的豐富給養后，借助各種文學手法，詠嘆家鄉的山和樹，詠嘆家鄉的火塘和節慶風俗，詠嘆溫厚的鄉親感情，詩意地敘述阿昌族的生活方式，并透視背后蘊藏的思想特質和文化心理。在作品中，作家整理民族的記憶，抒發鄉土情懷，展示民族文化，彰顯出鮮明的民族特色。

作為在外的游子，曹先強在作品中抒發了對故鄉的思念。他說：“哪怕我浪跡天涯，故鄉都會像純凈的美玉一樣溫潤著我的心。”寫到故鄉的火塘，他說：“在我的山寨，火塘是精神，是旗幟。”他還寫故鄉的象腦山，寫山寨的小學，寫阿昌刀，寫故鄉的美味……故鄉的一切，都為這個離鄉的游子源源不絕地輸送著創作的靈感。

英國學者邁克·克朗曾說過：“地方不僅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點，每一個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僅表明你住在哪兒，你來自何方，而且說明你是誰……地方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系物樁，拴住的是這個地區的人與時間連續體之間的共有的經歷。”曹先強在大城市求學和工作，在經歷了現代文明的碰撞與洗禮后，依然能夠以一種喜悅、平和的心態審視鄉村，對“故鄉那些事兒”津津樂道，寫出了豐富的細節。他說：“從本質上講，我從沒有離開過阿昌族社會。故鄉像棵大樹，我一直很快活地在它的樹蔭下成長。”這種情緒和態度自然流淌到他的筆下，使其筆下的故鄉顯得和煦自然。

曹先強也寫到故鄉的迷信和愚昧，但那些只是些許淡淡的遺憾，與魯迅等現代作家對農村封建社會的激烈抨擊并不相同。在《遠山童話·山狗吠月》里，定元用背囊中的稀罕山貨換回了一塊鍋蓋大的鏡子。別人忽悠他說，這塊鏡子有魔法，想要的東西應有盡有。妻子拿著這塊鏡子，窺見鏡中一個女人的容貌，以為家里有了別的女人而尋死覓活。家里亂作一團時，鏡子摔碎了。這時，見多識廣的老爹發話了：“少見多怪，再出山看看。”雖有批判意圖，但為人物指明了出路。

曹先強的作品處處洋溢著濃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比如關于傳統禮儀文化的描寫：“若哪個晚輩，冒失地沖進來不問三紅七白，把抬給長輩的洗腳水給先用了，或是在長輩在座的堂前，隨意地蹺起二郎腿，或是不小心當著長輩們的面放出一個響屁來，那就非得當面向長輩賠罪不可了。”

節慶儀式方面，作家重點書寫了阿昌族的阿露窩羅節。在窩羅節期間，稱為“活袍”的經師念誦本民族的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阿昌族群眾在村寨的空地上跳窩羅，紀念人類始祖。晚上，未婚男女對唱山歌，傾訴相戀之情。這些節慶活動，在曹先強的作品中都有完整、細致的呈現。

阿昌族所說的“活袍”，實際上就是阿昌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祭司，是阿昌族社會生活的智者和社會知識的集大成者。祭司為繼承和傳播阿昌族傳統文化遺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曹先強這樣書寫活袍文化：“活袍手拿米碗圍著興文頭頂繞了三圈，點燃紙火香燭，放在碗上，用三根彩線吊起來一把口子朝上的砍刀，慎重地請師，然后嚴肅地詢卦問卜……”

阿昌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民間音樂藝術和民間口頭文學相對繁榮，俗話說，“阿昌生得犟，不哭就愛唱。”豐富多彩的民歌展現了阿昌人的智慧、想象力和創造力。他們走路唱歌——“上山猶如風擺柳，下坡好似風送云”；他們勞動唱歌——“彎腰活路辛苦大，唱個山歌散散心”。在曹先強的中篇小說《彎彎的山路，彎彎的歌》中，阿昌族男女青年對唱的山歌是：“過河過水并排過，涉山涉水一路行。妹在前面引路走，哥在后面隨后跟。好花開了妹先采，豹子老虎來了哥擋著……”

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又能跳出本民族的范圍，用廣闊的視野審視本民族的文化，這讓曹先強的故鄉書寫顯出了特色，較深入、較全面地呈現了阿昌族的人文全貌。

在藝術上，曹先強追求一種曉暢通達的文字表達。這種樸實文風，體現為短句多，文字簡潔平和，晦澀或“呼天搶地”的感情表達不多。比如，小說《照壁》中有這樣一段描寫：“石鳳大媽家的這堵土墻照壁，說不清有多少個年頭了。如今，豬拱牛蹭，風吹雨打，底部四沿的棱角已磨成了橢圓的碓嘴形，黑亮黑亮的。頂上，沒瓦蓋，也沒上山草。過去，都是石鳳大媽割來山草蓋壓，現在她手腳不靈光了，已有好幾個雨水季節沒蓋頂了。往昔鋪頂的陳草，已腐爛變土了，上面長出了幾株像馬耳朵的敗園子草，在風中搖曳著。”這段話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的行文風格。在一般的白話文基礎上，曹先強融入了一些具有一定鄉村民族特色的獨特詞匯和俗語，例如“雞吃豌豆，心里有了數”、“老貓抓著了一個豬尿泡——空喜一場”、“瘦精干巴”、“雀摸眼”等。這種語言樸實生動，頗有趣味。

從容的文字敘述，透出作家質樸的感情。城里人寫山村，在那些驚愕、迷戀之中，經常夾雜著從城里帶出來的感情。對比起來，曹先強要從容得多，因為他在文化心態上還是山里的阿昌人，他的作品是鄉村人在表達鄉村感情，仿佛都是些家長里短的事。城市的生活并沒有把他的“文化之魂”帶走，反而加深了他對鄉土民族文化特質的理解。阿昌族山村是他永遠的精神家園，一個有精神歸宿的人，心情必然是平靜的，所見所書也必然是平和的。他與他的鄉村和民族沒有任何疏離，不需要太過濃重的回味和感傷。

作為一名電視工作者，曹先強善于運用高超的構圖技巧來展現典型畫面，善于運用蒙太奇的手法將畫面進行銜接，表達特定的意義。作為一位作家，曹先強能夠以純熟的技法，脈絡清晰、情節完整地敘事和塑造人。在這個過程中，飽含了作家對故鄉的深情和對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