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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長篇新作《平原客》系其“平原系列”之作。作品仍舊延續著作家冷峻的思考、嚴肅的筆法和滿腔的熱血。小說既有回望自己人生歷程的書寫，也有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更有對養育他的那片土地深沉的愛的表達。平原客之“客”既是當地的一種尊稱表達，是鄉土文明的印跡，也可謂人是世間匆匆過客的哀嘆。

小說成功塑造了李德林和赫連東山兩位“失敗者”形象。李德林的失敗包括婚姻的失敗和信仰丟失的理想潰敗。李德林的一生有過三次婚戀，卻均以失敗告終，而且，隨著婚戀的失敗，他的人生也一步步走向了不歸路。他的婚姻的失敗有其特殊的緣由，由此隱喻了城鄉二元對立，城鄉對立衍生出新的城愁與鄉愁。雖然離鄉多年，甚至在美國取得了博士學位，但是在骨子里，李德林仍是一個農民。婚姻悲劇的原因是城鄉之間生活習慣乃至價值觀念的差異。每一次婚姻的失敗，都與他自己骨子里的農民情結有關，這既是一種不可割舍的鄉愁，同時也是一種愚昧落后的象征。李佩甫對鄉土表達了一種比較矛盾、復雜的態度。是鄉土成就了李德林，同時又是鄉土毀了李德林。在婚姻失敗的同時，他的人生也徹底走向毀滅，一度以服務農民為己任的博士，在當上副省長以后，卻沿著人生的歧途越走越遠，這種轉變也與城市化的進程有關，直到李德林被執行死刑，徹底完成了信仰的顛覆。

除了李德林，小說對赫連東山的塑造也十分成功。在整篇小說中，赫連東山一共處理了四個案件，并成功破獲，但是他所收獲的卻都是“失敗”。赫連東山腦出血之后蹣跚的腳步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也是對現實最有力的叩問。當然，作者對現實的批判并不局限在高官等特殊人群，而是將范圍擴至每一個普通人，是一部“人民的批判書”，在生活列車高速運轉的當代社會，所有人都在變，且不可逆。

在形式和技法層面，李佩甫延續“雙板塊結構”的寫作模式，小說分別以李德林和赫連東山為中心交叉敘述，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但同時又指向同一個主題。李佩甫一直堅持現實書寫，《生命冊》《羊的門》《城的燈》等都是對現實的深刻描摹。“特定環境中的至高無上者”“年輕一代的叛逆者”和“社會底層的逆來順受者”等形象的塑造，筆觸都指向現實，《平原客》對“花世界”集團、“梅莊”的描摹著力點也在現實批判。作者聚焦于反腐題材，故事也是有原型的，但是并不只是寫腐敗而已，他的筆觸伸向了更深層次的一面，那是關于人的靈魂的書寫，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對人性的拷問。

李佩甫寫的依然是他心中的“平原”，是“人與土地”的對話。小說的題記“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在正文中出現了三次，出自于《圣經》的題記傳達出一種宗教感和哲理性，是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思考。李佩甫說過，平原是生他養他的地方，是他的精神家園，也是他的寫作領地。“我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我的親人，當我寫他、她們的時候，我是有疼感的。”在《平原客》這篇小說中，這種疼痛感表現得最為明顯。李德林一步步走向毀滅，既是現實批判的需要，也是對人們失去對土地熱愛的失望與痛心。尤其是對生態破壞的著墨更是如此，干涸的池塘，消失的植物，疼痛的樹木，污染的空氣等都是作者深感痛心的地方。在李佩甫的很多作品中，有大量的篇幅在描寫植物、河流、民居、風俗等，這些環境旁白并不余贅，而是發自對其真切的熱愛，他是用筆在親吻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

李佩甫一直在探尋城鄉文明的關系，對鄉土文明的潰敗深感惋惜與痛心，對都市文明帶來的人性異化進行了批判，但其立足點并不僅僅是批判，而是超越批判的思考，是一種哲人式的叩問和理性化的思考。李佩甫愛土地、寫土地、思索這片土地，小說中的李德林不斷追求婚姻，一次次失敗，堅持理想，一路打拼，但最后走向毀滅;赫連東山用心辦案，卻一次次以失敗告終，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錯，僅僅將其歸結為城市文明的沖擊是遠遠不夠的。小說中關于人與土地關系的思索，正是作者對這片土地深沉之愛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