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雨果獎顯得很遠，我從沒想過自己會跟它產生關系。在中文與英文這兩個遙遠的文化星球之間，有一艘飛船將它們連接在了一起，那就是本書的譯者劉宇昆。他對東西方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而且為本書的翻譯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譯文幾近完美。作為一名不用英語創作科幻小說的人，我要對他致以誠摯的謝意。”2015年8月，劉慈欣憑借科幻小說《三體》獲得世界科幻協會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譯者劉宇昆代表他上臺領獎時，朗讀了劉慈欣的這段獲獎致辭。

手握獎杯的劉宇昆說一口流利的英文，笑容里間雜著自豪和謙遜。自此，這位美籍華裔譯者進入了中國讀者的視野，他被中國科幻迷們親切地喚作“小劉”，與“大劉”劉慈欣一道，將中國科幻推至世界的高度。

譯者只是劉宇昆眾多身份的一種。在新近出版的科幻短篇小說集《奇點遺民》中，他借一篇篇雜糅了科技細節與人文關懷的小說，反復檢視而今甚為火爆的人工智能的反面，重申了自己的“科幻審美”：“著眼于在科幻宇宙中生活和思考所產生的情感體驗，在同樣的宇宙里非理性被理性取代，對進步的追求逐漸削弱人類主觀主義的霸權。”

從中國蘭州到美國哈佛

借科幻質詢人類情感與人性道德

“目力所及，飛艇都停在離航站樓數百米的地方。”小說《人在旅途》中，劉宇昆設計了一條從蘭州到拉斯韋加斯的航線。他乘坐齊柏林飛艇，飄過蘭州熙攘的街道，俯瞰蜿蜒奔騰的黃河，經過由閃亮光滑的金屬和玻璃組成的鄂爾多斯，最終抵達美國內華達州的沙漠。這趟以177公里的時速，飛翔63小時的行程起點，是他的故鄉——蘭州。

離開故鄉近三十年的劉宇昆，憑借這條虛擬的航線，在文字搭建的想象中，終于回了趟家。

11歲，還在讀小學五年級的劉宇昆從蘭州出發，隨家人移民美國，定居在西海岸的加州帕羅奧圖。少年劉宇昆心里盛裝著兩個故事——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和《星球大戰》的第二部《帝國反擊戰》——故事中的宇宙飛船、光劍和怪獸在他心里留下了斑斕的光影，也讓他見到了“平常生活中見不到的東西”。

1994年，18歲的劉宇昆進入哈佛大學，在數學和文學之間選擇了英美文學系。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英文的節奏與意象、中世紀英語的獨特音韻與句法、拉美文學與世界文學中繽紛的色彩使他沉迷。日后在他的科幻小說開篇，蘇珊·桑塔格的文藝評論、艾米麗·狄金森和T.S.艾略特的詩句不時涌現；在他的筆下，科幻不只是科技、理論、技術、機械的簡單拼貼，而是關乎人類情感與人性道德的深層質詢。

“我們現在擁有的最好的望遠鏡最遠能看到130億年前。如果你把這樣一架望遠鏡綁在火箭上，然后以超光速駛離地球——細節我稍后再說——并將鏡頭對準地球，你將看到人類的歷史倒退地展現在眼前。地球上發生的一幕幕場景不斷向外飛離，形如膨脹的光球。你想回看多遠，取決于你在太空中行駛了多遠。”劉宇昆得知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被西方學者質疑“證據不足，太夸張”后，歷時三年寫下了中篇《紀錄片：終結歷史之人》。故事虛構了一種能夠觀測真實歷史的技術，可看清侵華日軍731部隊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暴行。

三年里，他閱讀了大量史料，去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731部隊被審問的證據和證詞，甚至找到那些否認這段歷史的人聊。雖然這篇小說最終因“政治敏感”與雨果獎擦身而過，它依然是劉宇昆自己“最驕傲”的作品。

認清謊言，直面人性之惡，雖然不是大多數科幻的路數，但在劉宇昆看來，恰是科幻中讓人絕望的隱喻，“很好地探討了我們應該如何自省”。

兩種文化之間

我有屬于我的“絲綢朋克”

從哈佛大學畢業后，劉宇昆來到位于華盛頓州雷德蒙德的微軟公司，成為一名軟件工程師。上世紀90年代末，雅虎、臉書、谷歌等從車庫里孵化的小企業迅速成長，創業浪潮席卷北美。劉宇昆成為其中的一員，在美國東岸麻省劍橋城的一間公寓里，和幾個朋友開啟了創業之路。又因為想做“不一樣的事”，他返回哈佛校園攻讀法學，畢業后在一所聯邦法院做法官助理，后成為一名企業稅法律師。然而，繁忙的律師生涯沒留給他太多時間創作，他轉而成為專攻高科技專利案件的訴訟顧問。

“寫作和當律師寫合同、當程序員編程序是差不多的，都是用符號去修建一個虛擬的機械系統。”豐富的職業生涯為劉宇昆的科幻開拓了不同向度：《迦太基玫瑰》中的編程語言、《完美匹配》中對算法與數據的分析、“末日三部曲”中與上傳后的意識之間的對話、《結繩記事》中對于知識產權的論述……就像《手中紙，心中愛》中活蹦亂跳的折紙動物一樣，劉宇昆喜歡寫的小說大多帶有“幻想元素”，都是“將日常生活中的比喻實體化”。有人質疑他的小說“不夠科幻”，對劉宇昆而言，科幻、奇幻、魔幻現實主義，分類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讀者看過之后“有沒有回憶，有沒有反思”。

從小和奶奶聽廣播評書《三國演義》、和嬸嬸看瓊瑤的小說、讀金庸的武俠，為西方科幻癡迷的劉宇昆，最終在英美文學傳統中學習寫作，出版，并擁有了一眾西方讀者。跨文化的背景與經歷就像兩顆水滴融進水里，流匯于他的筆端。

2015年在美國出版的長篇處女作《蒲公英王朝：七王之戰》（The Grace of Kings）就是一次結合中西方敘事的嘗試。小說運用西方史詩中的敘事技巧，圍繞漢朝崛起的歷史傳說，建構起一個“政治和陰謀的世界”，一個有神明也有幻想的世界。劉宇昆稱其為“絲綢朋克”（silkpunk）。在龐大的“賽博朋克”和“蒸汽朋克”之外，他特地為自己畫了一個獨立的“小圈圈”，站了進去。

“沒有歷史的人/無法從時間獲得救贖，因為歷史/是無數瞬間的排列/在冬日午后的幽靜教堂/天光熄滅/歷史只剩下此刻的英格蘭。”在《紀錄片：終結歷史之人》的初稿開篇，劉宇昆引用T.S.艾略特《四個四重奏》中的詩句。“歷史本是一個個偶然，但當我們回過頭看歷史，就覺得那是必然。這是一種錯覺。”劉宇昆本來很快的語速突然降了下來：“科幻的價值不在于預測未來，而在于給未來一種可能性的表達，讓我們對未來和科學充滿敬畏。”

“雖然科幻文學不是預測未來的上佳方法——我甚至從不知道哪部科幻作品完全正確地預測了未來——但是通過巨大變革的隱喻，它很好地探討了我們應該如何自省。” ——劉宇昆

【對話】

人工智能是自我認知的試金石

新京報：回看200年的西方科幻發展史，很多曾經出現在作品中的情節似乎已成為現實。在當下這個科技快速發展、急速變遷的時代，科幻實現對未來的精準預測是否還有可能？

劉宇昆：我覺得科幻對于預測未來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因為預測技術的發展方向是很難的事情。在每個時刻，無數人試著從不同的方向解決問題，你在那個時候往前看，很難預測哪一個方面會有突破。但過去了之后往后看，很容易得到一個結論：我們走過來的路是必然的路。因為人是一種喜歡把因果關系牽強附會地聯系起來講故事的物類。歷史上很多事情其實是無法解釋的，都是一個個偶然而已，但是我們回過頭看的時候，就喜歡把它們聯系在一起，說這是必然的，這是一種錯覺。

科幻小說的價值不在于預測未來，而在于給未來一種可能性的表達。它讓我們對未來和科學充滿一種敬畏感。科幻可以給我們一種語言和思維方式來探索未來。另外，科幻激發了我們對于未來的思想，我們創造未來的時候也就受到了科幻的影響。

新京報：《奇點遺民》中，你反復思考人工智能與人類的關系。包括探討身體的不可替代性、人工智能與人的分界、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技術和道德的困境等等。你怎么看在不遠的將來，人工智能將會對社會和自身形成的影響？

劉宇昆：我認為人工智能還沒有發展到我所描述的地步，我所預測的東西可能永遠不會發生。人工智能當然是對人類自我認知的一種挑戰、試金石。因為人工智能的發展，我們對“人類智能”的定義不斷改變。我感興趣的，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怎樣促使我們去反省自我，怎么幫助我們理解人類智能的邊界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