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奧-斯特勞斯指出，現代人的特征在于不再知道如何評價好與壞：“現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寥寥幾代之前，人們還普遍確信，人能夠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加繆當然是現代人，他的作品呈現了現代精神的危機。對于我這樣在90年代初上大學的人來說，薩特和加繆代表的存在主義風頭剛剛過去，留下了一抹80年代中國知識界興奮而幸福的余暉。存在主義的幸福是一種特殊的幸福，因為他們都相信世界是荒謬的，并沒有特別的東西能夠證明人存在的意義，人應當如何生活。薩特的《惡心》和加繆的《局外人》所描寫的都是當人意識到所謂“意義”的欺騙性之后，如何以一種接近于英雄主義的氣概面對籠罩世界的虛無。當他們對世界說出“不！”的時候，人們聽到的卻是鏗鏘有力的“是！”

西方世界最偉大的成就是理性的充分發育及其成就，但是當理性的道路走到盡頭的時候，他們發現立著的石碑寫著虛無，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神的世界坍塌之后，人的價值就找不到扎根之處，生活在大地之上，但是卻又不知根在何處。面對這種狀況，尼采要“重估一切價值”，薩特則認定“存在先于本質”，以虛無的代價賦予人沉重的絕對自由的權利。同樣常常被貼上存在主義標簽的加繆也力圖克服這種虛無感，《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最主要的特征是一種特別的清醒，其表現就是對社會價值觀的厭倦，一切都無所謂，“對我來說都一樣”，漠然而瀟灑。莫爾索面對社會甚至身邊的親人，一直顯得麻木不仁。然而在被執行死刑的前夜，他卻發出了形而上的沖動，小說第一次出現了激動的心理獨白：“我呢，看樣子兩手空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把握住一切，比他有把握，我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把握住即將到來的死亡……從前我是對的，現在還是對的，我總是對的?！痹诒瘎≈斜３智逍眩褪切腋＃骸拔揖秃孟駜舫送纯啵辗α讼Ｍ?，面對這布滿征象的星空，我第一次敞開心扉，接受世界溫柔的冷漠。感受到這世界如此像我，總之親如手足，我就覺得自己從前幸福，現在仍然幸福。”小說結尾風格為之一變，給冰冷的《局外人》抹上了局內的亮色。

加繆是哲學系的畢業生，也出版過哲學著作，人們不免會把他的哲學書當作解讀其小說和戲劇作品的密碼，例如用《西緒福斯神話》來解讀《局外人》甚至《鼠疫》。毫無疑問，這種解讀有其合理性，但是也有局限。加繆與薩特不同，后者的文學創作明顯是哲學思想的文學表現，而加繆的情況復雜得多，他不是一個系統化的哲學家。薩特與他化友為敵之后，還嘲笑和譏諷過他的哲學簡單粗糙。然而對于一個小說家而言，感性的力量壓倒理性思辨，反而是優點，無論是莫爾索還是《墮落》中的克拉芒斯，都絕不能僅僅歸結為某種思想的圖像。加繆筆下的這兩位主人公表現出足夠的多義性，而讀者似乎永遠也找不到足夠恰當的密碼解讀這兩位神秘的人物。

加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為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為他的重要特色。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著矛盾，這在別的作家，特別是哲學家那里，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然而在加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復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理性思維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斷裂，也正是加繆不信任概念思維而重視感性經驗的原因。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叢生，這也成為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系、善與惡、美與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拋棄了，善惡美丑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局外人》中，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居然消解于無形之中，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加繆的這些悖論性理念沒有令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為意義之源。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產生讓人困惑的效果，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為明顯。

加繆曾經列舉過自己所喜愛的10個詞：世界、痛苦、土地、母親、人們、沙漠、榮譽、窮困、夏天、大海。如果他能寫完《第一個人》，這部半自傳性質的小說將給我們揭示這10個詞背后所蘊含的全部笑容和淚水，可惜一場車禍結束了這一切。我們看到他的生命關鍵詞很少有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加繆的思想更多來源于感性生活和直接體驗，他深深熱愛的阿爾及利亞就是這種熱情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沒有放棄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因此當我們比較薩特和加繆的時候，應該注意的是，他們之間的不同不是表現在觀點的分歧上，而更多是表現在生活和思考方式上。同樣是荒謬，薩特通過一系列的論證說明你不可能不荒謬，而加繆卻說，我就在這兒，這就是荒謬；薩特的荒謬意識來源于書齋，加繆則可能來源于山頂上的一陣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