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兒童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固然可以遵循在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基本要義，同時也不妨對兒童形象的典型性進行新解：私人性中的公共性、現實性中的超越性、歷史性中的當代性、經驗性中的文學性。一切新解都應該為塑造出個人性、本土性與世界性相融合的新型兒童形象而服務。”

當下兒童文學創作經由圖書市場的巨大推動與不同代際的兒童文學作家的不懈努力，終于在新世紀的背景下取得了空前的歷史性實績，或者說有目共睹的繁華局面。不單是少兒圖書銷售量在國內圖書市場保持著逐年上升的勢頭，更有新世紀背景下中國兒童文學國際影響力的日益提升。2016年4月，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此外，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出版界在意大利博洛尼亞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倫敦書展等國際書展上的影響不可小覷。然而，我們還是不能忽略這樣的事實：在數量、銷量及國際影響力都不斷增長的新世紀背景下，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卻嚴重缺失。

新世紀兒童形象：典型性的缺失

為什么這樣說？因為在當下兒童文學作品中，那個既根植于當下中國兒童的現實生活、又超越了當下中國兒童現實生活的當代兒童形象嚴重稀缺；那個既具有中外兒童文學作品中理想化兒童形象所具有的純真、頑皮、好奇、勇敢、善良等共通性、又具有新世紀中國兒童所特有的自主、早熟、敏感、喜娛樂、“國際范兒”等個性特征的新型兒童形象難得一見。特別是因為在新世紀背景下的當下兒童文學作品中，那個由魯迅所塑造的小閏土這一現代中國原型兒童形象出發、經由廢名所塑造的三姑娘、細竹，沈從文所塑造的翠翠、大佬二佬，汪曾祺所塑造的小英子和小和尚等經典現代少男少女形象所延展、且內含新世紀中國兒童新質并隱喻未來中國“人”之子的理想化生命樣態——“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新世紀兒童形象更是鮮有誕生！ 此外，還因為當下兒童文學作品中，曾經被忽視的陳衡哲、凌淑華等所塑造的帶有西方現代思想文化印痕的自由、自然的兒童形象也未能被重新真正接續；那個曾經被視為一種特定的時代精神隱喻的當代“小英雄”、“好孩子”等兒童形象，也被懸擱和遺忘。或許，新世紀背景下的兒童文學作品各有優長，但從兒童形象塑造而言，則缺失典型性。概言之，是缺失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構成要素：當代性的典型環境和當代性的典型性格特征。

上述判斷不僅依賴于文學史上經典兒童形象的不可復制，更依賴于當代兒童形象的不可缺失。我們需要將這一問題放置在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作品的整體實績中考量。

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在作家隊伍的專業性、創作觀念的獨特性、作品類型的多樣性、形式探索的豐富性等方面，都有了歷史性的突破。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在當下兒童文學作品中，取材于作家童年生活的追憶寫實類兒童文學作品和取材于幻想的虛擬幻想類兒童文學作品不僅幾乎占據了當下兒童文學作品的大半“江山”，而且實現了古典主義美學精神、現實主義批判目光、現代主義思想意蘊之間的相互融合。不僅如此，這兩類作品還實現了當下兒童文學創作的歷史化、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多向寫作。例如：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發、迄今領軍當下兒童文學創作隊伍的代表性作家曹文軒、張之路、常新港，在上世紀90年代出發的中青年代表作家湯素蘭、彭學軍、殷健靈等，都馳騁于追憶類和幻想類兩種作品之間，都擅長于用寫實的方式幻想和用幻想的方式寫實，都多選用兒童視角來詩化“寫史”或讓中國當代歷史詩性地投影在兒童視角的敘述中。然而，作家在寫實追憶類或虛擬幻想類這兩類作品中所塑造的兒童形象畢竟大多不直接取材于新世紀兒童生活環境，也很少在新世紀的典型化環境中塑造典型的當代兒童形象，盡管追憶世界與幻想世界中的兒童形象都是以現實世界中的兒童形象為參照，都是對未來世界兒童形象的想象。事實上，致力于追憶寫實類和虛擬幻想類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家所踐行的敘述美學、文學觀念都與取材于兒童現實生活的純寫實類兒童文學作家很是不同，但卻以不同的文學思想塑造了新世紀背景下的當下兒童文學作品中的具有經典質地的兒童形象，如：青銅、葵花（《青銅葵花》）、芒《大王書》等少男少女形象。當然，寫追憶類和幻想類的作家也會在新世紀兒童現實生活的典型環境中來塑造兒童主人公的典型性，如曹文軒的成長系列小說《我的兒子皮卡》中的皮卡就集中了新世紀中國兒童的典型化性格特征——機智、善良、純真、頑皮、想入非非。但這類直接從新世紀兒童現實生活中取材的作品畢竟不屬于作家的主打作品，因此，并不能改變新世紀兒童文學作品中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的現狀。

與此同時，取材于當下兒童現實生活的純寫實類兒童文學作品與追憶寫實類、虛擬幻想類兒童文學作品共同構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作為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史上曾經長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取材于現實兒童生活的純寫實類兒童文學作品，在90年代不斷被追憶寫實類和虛擬幻想類所包圍，但在新世紀后仍然誕生了對兒童現實生活深度思考的優質作品。秦文君繼《男生賈里全傳》《女生賈梅全傳》《小丫林小梅》之后，在《天棠街三號》《調皮的日子》《寶塔》等作品中繼續關注當下鮮活童年生命樣態，更從孩子的成長之思拓展到家庭與人生之問，為現實題材兒童文學再添力作。特別是賈梅、賈里，仍然是新世紀都市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兒童形象。蕭萍的長篇系列小說《沐陽上學記》中的主人公沐陽沿此都市兒童形象的塑造方式，又有所新變：以“私人化的”方式呈現了新世紀都市兒童形象的新質，并建立了一種新型的都市母子關系——兒童非但不是母親的教育對象，反而是引導母親生命形式的天使。當下取材于兒童現實生活的純寫實類兒童文學作品除了表現都市兒童日常生活，還關注新世紀中國社會急劇變化中的特殊兒童群落，如翌平的長篇小說《早安 跆拳道》對都市兒童跆拳道迷的背后原因的講述，陸梅的長篇小說《當著落葉紛飛》對農村留守兒童心理世界的關注，等等。此外，一些兒童文學作家對農民工子弟的關切、對如地震一樣的突發性災變中兒童命運的講述都可表明：當下兒童文學作家始終對新世紀的中國社會現實保持著同步關注。然而，取材于當下兒童現實生活的純寫實類兒童文學作品，除了少量優秀作品，大多缺少兒童形象的典型性，也缺少深入的現實主義精神。究其主要原因，固然在于取材于當下兒童現實生活的純寫實類作品看似容易，實則是一種高難度的敘述，因為文學創作有其自身的美學原則，越是選取當下現實題材的創作，就越是難以在作品中處理好審美距離；也固然在于這類作品看似在數量上和銷量上居高不下，實則混雜著相當數量的偽寫實的制作性產品，而當下兒童圖書市場尚未形成理性、健全的識別力和判斷力，甚至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兒童圖書市場的買方——家長與兒童讀者大概還難以辨識純寫實類兒童文學作品與偽寫實類兒童文學產品之間的區別；還固然在于取材于當下兒童現實生活的純寫實類作品看似表現了作家對現實的自覺關注，實則隱含了作家的現實觀和兒童觀，而如果作品中的兒童現實不與兒童歷史、兒童未來聯系在一起，就不過是對現實的表淺認知或一種取巧的機械復制。總之，不管基于什么原因，當下取材于兒童現實生活的純寫實類兒童文學的整體實績依然不盡人意，兒童文學作品中的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仍然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狀。

新世紀兒童創作：重讀典型理論

面對前述現狀，人們或許要問：為什么新世紀兒童文學作品中的當代兒童形象缺失典型性？

全部問題的實質其實就在這個問句之中。即那個兒童文學與時代的主旋律保持著確定性同一關系的20世紀已經過去了。在20世紀兒童文學史上，追憶寫實類、虛擬幻想類和純寫實類這三種兒童文學作品曾經與時代同步，并誕生了諸多典型兒童形象，如：小閏土、小稻草人、三毛、王葆、大林和小林、小布頭、《小桔燈》中的小姑娘、雨來、張嘎等等。然而，在新世紀背景下，從五四時期到共和國“十七年”期間，乃至80年代等不同歷史時期的兒童文學的寫作樣式正在各自歸位：或被承繼、轉換，或被質疑、懸置，或被漠視、遺忘，等等。但當下兒童文學如果試圖在新世紀開辟出全新的道路，反映出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就無法繞開20世紀兒童文學傳統。否則，將會付出高昂代價。更確切地說，由于當下兒童文學創作淡化了對20世紀兒童文學傳統的自覺繼承，特別是淡化了對20世紀兒童文學傳統中的現實主義典型化人物塑造方法的承繼，當下兒童文學作品中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就無法避免。如果作家本來就認為現實主義的典型化人物塑造方法已然過氣，那其作品中的當代兒童文學形象怎么可能具有典型性呢？

看來我們有必要重讀并運用典型理論。盡管在新世紀背景下，主張重新重視當下兒童文學作品中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是一個很不合時宜的論題。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被持續熱切地引進之后，作為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權威的典型理論被視為一種過氣的文學理論。與此相關聯，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也被非典型性所替代。當任何一種文學理論在特定時代被視為惟一權威的文學理論時，引用新的理論思想對其質疑自有道理。但典型理論對于新世紀背景下如何反映當下兒童文學作品中的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不僅仍然有效，而且需要新解。若想在當下兒童文學作品中重現兒童形象的典型性，就要重讀典型理論的基本要義。概言之，典型理論主要闡釋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關系，主張在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何謂典型環境？我們不妨參照當下權威文學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典型環境這一概念的界定來再解讀：“不過是充分地體現了現實關系真實風貌的人物的生活環境。它包括以具體獨特的個別性反映出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現實關系總情境的大環境，又包括由這種歷史環境形成的個人生活的具體環境。”（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何謂典型人物？既要蘊含人物的普遍性和概括性，又要具有鮮明、生動的具體性和個別性。衡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首先要看人物形象是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本質和必然，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更要看人物形象是否具有獨特性（文學性）和個別性。“值得說明的是，我們要求典型環境要充分體現現實關系，并不等于說典型環境只能有一種模式、一種風貌。”“典型人物也并非永遠在環境面前無能為力，在一定條件下，他又可以對環境發生作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這樣的界定和闡釋曾經在特定歷史時期內為兒童文學作家所耳熟能詳，但在新世紀卻被或有意或無意、或暫時或真正地遺忘。兒童文學創作當然不可能退回到特定歷史時期，但那個特定歷史時期所規定的典型理論的基本要義卻可以被新解。其一，典型理論固然強調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之間的關系，但這一特定關系的實現前提則是對文學創作基本功、文學世界基本面的強調——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寫人物形象所處的環境是敘事類文學作品的基本功底和基本構成。何況，如果說兒童文學創作與成人文學創作有所不同，那一個主要差異就是：兒童文學創作比成人文學創作更講究文學創作的基本功和文學世界的基本面。其二，典型理論并不是封閉性的，而是開放性的。在新世紀背景下，重提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并非主張僅僅固守于特定歷史時期的典型理論的全部要義，而是主張注入五四以來的多種現實主義的文學精神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換言之，兒童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固然可以遵循典型理論的基本要義——在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同時也不妨在新世紀背景下對兒童形象的典型性進行新解：私人性中的公共性、現實性中的超越性、歷史性中的當代性、經驗性中的文學性。不過，一切新解都應該為塑造出新世紀背景下的個人性、本土性與世界性相融合的新型兒童形象而服務。

別林斯基在反思19世紀前半個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的問題時說過：“為了在藝術中開辟這條新的道路，需要天才，或者至少需要有巨大天才的人，而天才或者有巨大才華的人不是幾十個幾百個地誕生的。”新世紀兒童文學創作若想改變兒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現狀，同樣需要天才或有巨大才華的人。在此意義上，新世紀兒童文學作品中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也不可能批量誕生。盡管如此，當下兒童文學作家能否自覺地在其作品中追求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能否自覺地重讀并運用典型理論，其作品中的當代兒童形象的典型性還是會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