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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書法漫談三題
    來源:文藝報 | 南帆  2017年10月20日07:19

    這一段時間,書法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些書法作品遭到了嚴厲批判,“丑書”與“江湖書法”是批判賴以展開的中心詞。然而,何謂“丑書”或者何謂“江湖書法”,爭論者遠未取得共識。從口銜毛筆的炫技書寫、某些明星大佬龍飛鳳舞的潑墨到若干書法家“寧拙毋巧”、“寧丑毋媚”的探索,眾多迥異的書法現象遭到了相似的撻伐。我甚至在網絡上讀到一個質問:林散之的草書與那些“丑書”又有多少區別?由于書法與作者名聲以及潤格之間存在特殊關系,不少爭論隱含了微妙的弦外之音。拋開這些爭論涉及的具體人物和事件,人們不得不承認一個基本事實:相當多的人并未進入這一門古老的藝術,所謂“知達其源者少,暗于理者多”。相對于文學、繪畫、音樂、雕塑,書法擁有的隊伍遠為龐大——人們熟悉漢字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各種藝術門類的符號體系;盡管如此,登堂入室者占有的比例不容樂觀。

    中國古人曾經對書法發表過許多精辟的見解。然而,由于書寫工具的徹底改革,這些見解多半被阻隔于遙遠的歷史彼岸,無法轉換為通行的現代語言。置身于21世紀的理論語境,重啟、重組和重新領悟、闡釋、評價古人的認識,提出以及辨析種種令人困惑的疑問,力圖發現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內在聯結與呼應——現在或許是從事這些工作的時候了。

    在這個意義上,我試圖談論涉及書法基本觀念的三個問題。

    自然意象

    從遠古的甲骨文至現今的印刷體,漢字書寫的首要意義是轉述萬物,抒情達意。萬物或者情、意均是漢字的再現對象。盡管如此,藝術范疇的書法與種種再現對象不存在直接的聯系——這是書法與繪畫的重大差異。寫實性繪畫追求完美地隨物賦形,注重比例、透視以及光影明暗的技術處理;國畫或者某些現代主義繪畫放棄了精確的寫實,然而,作品與再現對象之間的差距恰恰表明了畫家與繪畫符號制造的特殊視角。相對地說,文字形狀擺脫了再現對象而形成獨立的符號體系。盡管漢字的起源有“書畫同源”之說,“日”、“月”、“水”、“魚”等一批漢字遵循的是“象形”的造字原則,但是,大量的漢字來自“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況且,由于字體的再三變遷,許多“象形”的漢字與再現對象之間的聯系已經相當渺茫。例如,即使面對“蛇”、“兔”、“雞”、“狗”這些始于象形的漢字,現今的讀者通常無法從筆畫構造聯想到相應的動物。

    時至如今,漢字與再現對象之間的穩固對應幾乎是社會文化的強制規定。千差萬別的漢字具有再現大千世界的可能,一個漢字與另一個漢字的差異是符號體系完成再現功能的關鍵。書寫必須避免眾多漢字的相互混淆,區別相近的字形是書寫不可忽視的精細之處,例如“貓”與“描”,“永”與“水”,“起”與“超”,如此等等。盡管數萬個漢字形狀不一,但是,書寫的基本原則并不復雜——橫平豎直,撇捺相稱,折勾分明,總之,報刊書籍使用的印刷體已經盡善盡美。

    藝術范疇的書法始于漢字的再現功能完成之后。這時,書法家一點一畫的書寫不再注重“橫平豎直”的符號標準構造,而是別有追求——許多時候,這種追求稱之為“審美”。為什么惟獨漢字形成美侖美奐的書法,印歐語系的拼音文字并未產生相似的文化沖動?這個歷史的謎團可能包含了多種原因,例如書寫工具的差異。顯然,獨一無二的毛筆是漢字書法的關鍵,筆墨紙硯的相輔相成與書法的千年不絕息息相關。許多人同時察覺,漢語對于文字的重視遠遠超過了西方文化。印歐語系的拼音文字很大程度訴諸聽覺,語音中心主義成為一個顯眼的特征。柏拉圖對話錄《斐德若篇》有一段插曲:埃及的一個古神發明了文字,他興沖沖地將這一項成果獻給埃及國王,不料遭到國王的非議。國王認為,文字使人健忘——由于信任這種外在的符號,人們不再努力記憶。相反,漢族神話之中,倉頡造字是一個劃時代的成就,以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古人視文字為圣物,鑄鼎勒石,文字記載具有天然的權威。如果說,神圣、權威與審美之間僅僅一步之遙,那么,漢字書法的誕生幾乎是一個必然。

    脫離了漢字的再現功能之后,如何在書法的意義上形容一筆一畫的特殊書寫?許多人察覺一個奇異的現象:書法理論時常援引自然意象作為重要的比照,諸如山川云霧乃至各種植物與動物。衛夫人的《筆陣圖》即是著名的范例:橫“如千里陣云,隱隱然其實有形”;點“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撇“如陸斷犀象”;折“如百鈞弩發”;豎“如萬歲枯藤”;捺“如崩浪雷奔”;橫折彎鉤“如勁弩筋節”。后續的書法品評之中,這種傳統獲得了廣泛的繼承。王羲之如此描述筆畫:“橫則正如孤舟之橫江渚,豎則直若春筍之抽寒谷”;梁武帝心目中的草書“疾若驚蛇失道,遲若綠水之徘徊,緩則鴉行,急則鵲厲。抽如雉啄,點如兔擲”,他用“如龍跳天,虎臥鳳閣”比喻王羲之書法的內在力量;虞世南談到行書時說:“至于頓挫盤礡,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孫過庭《書譜》這幾句話顯然沿用了相似的比擬方式:“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

    修辭學的考察表明,比喻的喻體與本體不僅涉及外在形狀的相仿,同時還意味了情調與風格的呼應,例如“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或者,“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如此等等。自然意象與書法之間構成喻體與本體的關系,二者的外在形狀僅僅是次要原因。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曾經指出,魏晉時期“莊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詩的興盛證明,當時的自然意象業已成為審美對象,自然意象與書法之間共同擁有相似的審美情韻。另一方面,盡管無法匯集足夠的實證資料,我仍然愿意公開一個猜測:如此頻繁地援引自然意象品評書法或許隱藏了古人的某種無意識:文字并非人工產品,而是天造地設之功。例如,人們可以從蔡邕的《九勢》之中讀到一個意味深長的觀點:“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

    從遠古的結繩記事到筆走龍蛇的書法,二者之間的演變并非平緩的過渡。一個重大的轉折曾經神秘地降臨。從結繩記事至文字的出現,漢字根據符號內部能指與所指的規定關系行使再現功能;然而,書法開始了另一個階段。仿佛存在某種特殊的使命,這種人工產品力圖納入天地之間的自然秩序。即使無法以清晰的理論語言表述這種使命,人們仍然可以察覺書法隱含的大追求。這時,書寫擺脫了“技”的范疇而開始叩問“道”。因此,許多文人墨客愿意為之殫精竭慮,死而后已。

    書如其人

    相對于漢字筆畫與自然意象的聯系,書法作品的整體格調往往訴諸一系列人物品評的術語。梁武帝的《古今書人優劣評》對于某些書法家的評語令人聯想到《世說新語》的人物品藻,例如“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張芝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蕭子云書……荊軻負劍,壯士彎弓,雄人獵虎,心胸猛烈,鋒刃難當”,“羊欣書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如此等等。前者猶如“遠取諸物”,后者則是“近取諸身”。這時,書法理論與文學理論或者繪畫理論殊途同歸。所謂的“近取諸身”并非比喻,而是事實——古代批評家熱衷于轉借描述身體的概念術語作為品評的理論軸心,例如骨,體,氣,神,形,味,筋,髓,脈,血肉,氣色,骨格,懷抱,等等。盡管古代批評家甚至使用了“肥”、“瘦”這種形容身體外形的詞匯,但是,多數時候,他們關注的是情志范疇的內容,諸如神采,風韻,瀟灑,愁怨,憂憤,等等。書法亦然。

    書法作品象征了哪些精神面貌?由于悠久的儒家文化傳統,批評家乃至文人士大夫首先推崇的是正心誠意。因此,顏真卿的書法贏得了歷代的一致好評。顏體堂堂正正,目不邪視,一副正大光明的人格形象。人們對于“正”的向往甚至擴展到書法的外圍,例如端正的書寫坐姿。一絲不茍的端坐形象仿佛隱喻了坦蕩磊落的內心氣質。儒家文化傳統的另一個特征是中庸謙和,劍拔弩張有失君子風范。王羲之認為書法“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總之,不可囂張跋扈,鋒芒畢露。張懷瓘的《書斷》曾經比較歐陽詢和虞世南:“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不論這種評判是否公允,人們可以發現,書法、性格氣質與文化氣度構成了相互映襯的三位一體。

    盡管儒家文化注重以禮儀、規范“修身”,但是,文化史仍然出現了若干桀驁不馴的文化人格。書法領域之中,張芝、張旭、懷素的狂草猶如對于壓抑的強烈反叛。狂草之中縱橫不羈的線條與筆墨馳驟最大限度地敞開了沸騰的內心。張旭與懷素皆嗜酒,酒后狂草運筆如風,人稱“顛旭醉素”。“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他們的書法墨跡塑造的是神采飛揚的浪漫主義人格形象。或許,恰恰因為察覺到狂草內部隱藏的某種令人不安的能量,東漢的趙壹寫下了《非草書》一文。草書“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他委婉地奉勸“后學之徒”放棄草書偶像張芝,將精力轉移至“鑒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

    如果說,儒道互補構成了傳統文化的內在結構,那么,道家以及釋家對于書法的潛移默化造就了另一種特殊趣味。遠離廟堂,身在江湖,道與釋追慕的散淡人格投聚到書法之中,從容自得的一筆一畫寓含了出塵之思。這些書法作品摒棄了造作的經營,內在的靜謐阻斷了世俗的功德名望或者煙火氣息。不知晚年的懷素是否仍然飲酒食魚肉?他的晚年作品小草《千字文》仿佛斂盡了激情,恬淡而自在,這種風格仿佛更為接近僧人本色。相形之下,八大山人的書法神氣索然,但是,枯瘦的筆畫之間似乎隱藏了些許冷傲——這些避世與遁世的區別。

    王羲之的《蘭亭序》是一個神話。根據現有的摹本推斷,《蘭亭序》風神俊朗,優雅灑脫。然而,盡管王羲之始終是書法史上第一人,非議這種書法趣味的聲音不絕如縷。某些書法家看來,如此“秀美”隱含了“甜俗”乃至“媚”的危險。沉溺于這種趣味,搔首作態,隱蔽的表演欲,修飾化妝,不知不覺地取悅他人——相對于儒家的剛正或者道家的自然,“媚”被視為一種低賤的品質。正如漂亮的奶油小生缺少滄桑,光滑、流暢、盤旋纏繞的靈巧線條徒有其表而內涵不足。趙孟頫鐘情于二王,書法娟秀婉約,然而,嫌棄者詬病的是字里行間的嫵媚之意。明代的“臺閣體”工整端莊,溫文爾雅,畢恭畢敬之間流露的是馴順的神情。這種風格終于引起一批書法家的強烈不滿。張瑞圖、黃道周、王鐸、傅山等相繼登場,共同以豪放、勁峭、雄渾的風格沖擊“臺閣體”的浮靡之氣。傅山的“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顯然有感而發。更大范圍內,“帖學”與“碑學”的漫長爭訟無疑必須追溯至兩種風格的博弈。“帖學”注重筆墨落在紙上的細膩技巧,一筆一畫宛轉自如;“碑學”指向了摩崖石刻的剛勁梗直,強調闊大的整體氣象而不是局部的精雕細琢。

    當然,書法史沒有理由莽撞地褒貶兩種相異的風格,更沒有理由忽視種種復雜的文化糾葛——例如,王鐸或者傅山的書法作品顯然從屬“帖學”范疇,重要的是洞察書法風格與文化人格之間的呼應。人們可以在這個意義上重新評判所謂“丑書”。在我看來,一批被冠以“丑書”的書法作品試圖續接與“碑學”的聯系。這些書法探索意味著擺脫極為成熟的“帖學”技巧而另辟蹊徑,從而召喚另一種精神氣質。然而,探索的“名義”并未許諾天然的成功。如果說,矯枉過正往往是激進叛逆不可避免的副產品,那么,渾水摸魚或者嘩眾取寵已經與書法探索的初始目標背道而馳。許多時候,那些怪異筆墨流露的惡趣不得不歸入令人鄙視的“江湖書法”。

    標準范本與中軸線

    談論當代書法作品,一個重要同時又隱蔽的特征必須進入視野:書法正在演變為更為“純粹”的藝術。人們不再使用毛筆從事日常書寫,多數書法家提筆的同時即會產生“藝術創作”的意念,哪怕是一種無意識。這帶來了彼此聯系的兩個方面——

    首先,那些天姿自然的書法作品愈來愈少。書法史存留的許多經典均為即興的書寫,例如陸機的《平復帖》或者顏真卿的《祭侄文稿》《爭座位帖》。王羲之與蘇東坡、米芾的大量書法作品是親友之間的往來信札。古人的許多書法作品并非盛裝出行,沒有驕矜之態或者矯揉造作的匠氣,而是一段日常的喜怒哀樂,甚至是某一個歷史事件的組成部分。這些書法嵌在生活肌理之中,率真乃至家常的氣息躍然紙上,帶有許多妙手偶得的韻味。

    相對地說,現今的書法毫不掩飾地預設為“墻上的藝術”。書法家動筆之前業已再三地構思如何布局,甚至精心地設計展覽館墻上的效果。“視覺沖擊力”或者“個人作品辨識度”這些新興的概念開始流行,如何從諸多參展的作品之中脫穎而出成為書法家必須解決的當務之急。擺脫日常書寫的束縛,某些筆墨技法似乎更為自由,例如大面積的枯墨書寫,或者大量的顫筆。“純粹”的藝術帶來的一個后果是,各種書法探索無不趨于極端。從筆畫、字形、作品的整體布局到書寫工具和如何布展,人們可以發現種種奇特的、夸張的、甚至匪夷所思的藝術實驗。許多時候,“丑書”之譏毋寧是不解的公眾向這些藝術實驗表示憤怒。也許,這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所謂的藝術實驗是否存在某種邊界?書法家能夠走多遠?

    我想指出的是,人們時常無形地將某種標準范本——例如,現今報刊書籍的印刷體——視為不言而喻的中軸線。當人們使用“豪壯”、“飄逸”、“古拙”、“奔放”這些語言評價書法的時候,往往也就是形容一幅作品與公認的中軸線拉開了多大的距離。這是隱忍拙重的一點,那是蓄勢待發的一折;意脈相聯的八九個字氣勢如虹,長長的一豎到底如同快心遂意的呼嘯……如果沒有標準范本充當參照,這些形容幾乎不知所云。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普通書寫與書法的差別在于,后者是書法家按照自己的個性修改標準范本。書法家的不凡之處在于,可以嫻熟地運用筆墨——漢字的另一套語言——表述自己的內心追求。這一筆倔強,那一畫執拗,幾分傲氣,些許輕浮,書法之所以形成另一種精密的符號體系,標準范本擔任了符號體系運轉的隱蔽樞紐。當然,篆書時期或者隸書時期的標準范本遠為不同,但是,劃定的中軸線始終存在。中軸線不會由于充當了中庸的標志而自慚形穢地退席。

    那些遠離中軸線的探索如何贏得了公眾的認可?這個過程包含了漫長的積累。如今,人們遵從的是書法權威的聲望,眾多普通書寫者的作用沒有得到記錄。書法史可以查到某字的草書最初來自王羲之的法帖,某字的草書始見于孫過庭,如此等等;然而,人們無法知道隸書或者章草真正的始作俑者。可以想象,快捷書寫的愿望不斷地為日常書寫造就各種新型字體;由于某些著名書法家的肯定和書寫,這種新型字體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并且再度構成規范。日積月累,篆、隸、楷尤其是行、草無不擁有一套異于標準范本的字形以及審美觀念,而且,后者保持了足以與前者抗衡的力量。

    漫長的積累如何為書法探索提供基礎,這種描述同時隱含了另一個事實:如果書法探索無視這些基礎而獨樹一幟,如果書法家遠離中軸線以至于徹底中斷與標準范本的聯系,這些書法作品通常無法返回公眾的視野,而是默默地倒斃于某一個不明地帶。

    許多跡象表明,當代的書法探索方興未艾。從書寫技法到書寫工具以及展覽方式,許多書法家開始嘗試各種可能。另一方面,古代的書法傳統正在聲勢浩大地歸來,鍵盤時代并未明顯地削減王羲之們的擁躉。如何保持二者之間的張力?對于書法家說來,這不僅涉及他們的勇氣、膽魄和審美判斷,同時也涉及他們的文化智慧和對書法精神的深刻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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