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作為文學大家族中的一個門類，它以真實、直觀、集中、理性、快速、大視野、大信息量以及文學特有的感染力，成為文學題材中的生力軍、突擊隊，某種意義上來講是幾種文學體裁中的特種部隊，因為當我們面臨重大的、尤其是突發性的社會事件或新涌現的典型人物，以及對轉型期社會變革和歷史進程的記錄，報告文學從來都沒有缺席，并且一直走在其他文學體裁創作的前面。毫無疑問，報告文學的這種功能，不僅其他的文體所難以替代，而且其他文體也難以企及。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報告文學創作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緊跟中華民族追尋中國夢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一方面深情回望歷史，另一方面濃墨重彩謳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進程。不忘初心，不忘當初中國共產黨人為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獨立、民主、自由、富強與復興，前仆后繼浴血奮戰的苦難歷程，此類題材的代表作品有王樹增的《解放戰爭》，李延國、李慶華的《根據地——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忘卻的記憶》，程雪莉的《尋找平山團》，高建國的《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舟揚帆、劉鵬艷《赤瀾1929——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等等。

也有作品勾連起歷史與現實。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張勝友、徐鋒的《百年潮·中國夢》，李春雷的《趕考——西柏坡感思》，王宏甲、劉建的《農民——中國一戶農民的百年小康夢》等，這些作品既回望歷史，又關注現實。回望歷史，是為了不忘初心；關注現實，是為了肩負起時代的責任與使命，激勵中華女兒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奮力前行。

五年來，伴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進程，報告文學更是吹響著時代的號角，滿懷激情、濃墨重彩地謳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優秀作品不斷涌現，像楊雄描寫中國高鐵迅猛發展的《中國速度》，陳新描寫中國探月工程的《嫦娥攬月》，龍盛輝、曾凡解的《決戰崛起——中國超算強國之路》，許晨的《第四極——中國“蛟龍號”挑戰深海》，陳廷一描寫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獲得者屠呦呦勇攀科學高峰的《中國之蒿》， 朱曉軍、楊麗萍描寫快遞業快速發展的《快遞中國》，還有即將發表在《北京文學》的陳芳、余曉潔反映近年來中國科技迅猛發展的報告文學《中國創新之問》等等，不勝枚舉。

五年來，報告文學創作更加突出的特點是在“講述中國故事，凝聚中國力量，實現中國夢想”的偉大使命中，發揮著引人注目的作用，如何建明的《國家》，李春雷的《大山的教授》，王宏甲《塘約道路》，張子影的《試飛英雄》，吳玉輝的《谷文昌》，任林舉的《此念此心——記鄉鎮優秀黨委書記吳金印》，朝煜的《面對大海的訴說》，徐天寶、高文靜的《國家救援——山東平邑“12·25”礦難救援紀實》，冬如的《中國有條黃柏河》等等。這些作品，無論是彰顯大國實力和國威，還是謳歌不同時代、不同戰線上的時代英雄，都起到了激勵民心、鼓舞斗志，催生中華女兒為實現中國夢奮勇前進的動力。

五年來，雖然直面現實、介入現實、揭示變革時代社會生活諸多矛盾的作品相對較少，但即便是為數不多的這類作品，寫作上也有變化： 不像上世紀80年代批判性報告文學那樣充滿激憤、鋒芒畢露，如今的這類“批判性”報告文學，作者更多的是客觀的、善意的，是帶著建設性的、解決問題的初衷來進行創作的。所以，這類作品在保持直面現實、介入生活的同時，更有親和力，容易讓讀者和社會各方面接受，因此在推動中國的民主文明建設和法制建設方面發揮著自身應有的作用。這類作品，有朱曉軍、李英的《讓百姓作主》，賀小晴的《艱難重生路——汶川大地震喪子家庭再生育紀實》，一合、薛景辰的《紅臉——國家審計在行動》，李琭璐的《落寞夕陽———中國農村留守老人現狀采訪記》，方格子的《農村留守婦女》，楊澍的《公開的力量———來自山西省運城市陽光農廉網的報告》， 王海霞的《疼痛的農村——“越南媳婦”出逃背后調查》，李英的《第三種權力——中國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成立紀實》。即便是所揭示的問題相對尖銳的張敏宴《吸血的血透——揭開醫院過度醫療內幕》，艾平《一個記者的九年長征》，也都是在注重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客觀、冷靜、理性地直面當今部分醫院過度醫療的現實和造成呼格吉勒圖冤案的深層原因，努力探討根治過度醫療和完善法制、避免呼格吉勒圖冤案再度發生的路徑。

五年來報告文學在表現上也有變化和進步，突出的一點是“非虛構”的出現豐富了報告文學的寫作。雖然文學界有人將非虛構與報告文學相提并論，但我本人一直將非虛構僅僅視為報告文學的一種寫法，因而在編輯工作中把它放在報告文學的范疇。我覺得所謂非虛構寫作，只不過是作家采訪的視角、寫作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作家更注重親歷性，將自己置身于采訪的全過程，因而有更加冷靜、客觀、深入、細致的觀察和體驗，是報告文學表現手法中的一種。

比較可喜的是，五年來報告文學作家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學性，一些報告文學作家創作時將作品的文學性作為創作中的自覺行為，始終堅持用文學語言、文學的標尺寫作，用文學的感染力表現寫作對象。 這當中，阿來的《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余艷《板倉絕唱——楊開慧手稿還原毛澤東愛情》，許晨的《第四極——中國“蛟龍號”挑戰深海》，陳啟文《命脈》水利系列，陳新的《嫦娥攬月》，周芳《重癥監護室——ICU手記》，方格子的《農村留守婦女》等作品，都是內容和文學性完美結合的優秀代表。

如果說五年來報告文學創作還有哪些不足，那便是一些作家過分在意、糾纏紀實類作品的稱謂——到底是叫報告文學還是非虛構？在我看來，爭論可以存在，但不必過分糾纏。我覺得不管它叫什么，非虛構也好，報告文學也罷，都僅僅是作品外在的標簽和稱謂，標簽和稱謂遠沒有作品本身重要。就像一個人的名字，如果是一個天生麗質的女孩，她不管叫什么都會招人喜歡；一個帥氣十足的男子也一樣，不管他叫什么也同樣會有人欣賞。所以，我覺得作家更應該注重：文本本身到底怎么樣，作品本身有沒有新鮮感、可讀性、關注度、思想深度和文學感染力，能不能摸準時代的脈搏，洞察歷史、反映現實、揭示真諦，能不能為讀者提供新鮮的閱讀體驗進而引發讀者的共鳴與思考，這是最最重要的。多年來報告文學創作之所以有人詬病，原因正在于這種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數量太少。我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就是那些直面現實、直面生活、直面社會、直面人生，謳歌真善美、抨擊假丑惡，富有感染力的作品，而此類作品相對稀少，正是五年來報告文學創作的最大遺憾與不足，需要引起報告文學作家們乃至文學界的反思。

客觀地說，相比于其他文學體裁，報告文學創作是需要組織、引導與扶持的。上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創作之所以紅極一時，除了作家具有澎湃的創作激情，可貴的勇氣、情懷與擔當，也與眾多文學期刊、作協和出版社的組織、引導和扶持密不可分，當然，這樣做，同樣離不開出版單位和各級作協的責任與擔當。即便當今在對報告文學創作的評價和引導上，各級作協對報告文學創作也仍缺乏真正的重視。比方在中國作協的獎項中，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是分開的，分別在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中各自占有一席之地，而報告文學的評獎卻長、中、短不分，全都放在魯迅文學獎的報告文學獎評選中，而且評獎數額與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同等，這就很說明問題，報告文學的地位由此也可見一斑。既然報告文學在文學的大家庭中不可或缺，既然報告文學在記錄歷史、反映現實、揭示真諦、追尋社會發展和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有獨特的功能，我們對報告文學和報告文學作家就理應有足夠的尊重和重視，我們不能把報告文學僅僅看成御用工具，需要的時候作為突擊隊拉出去沖鋒陷陣，不需要的時候將其束之高閣，或不聞不問。何況相比于其他文體的寫作，報告文學作家往往需要更多的付出，采訪調查、收集整理研究資料，都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體力和經濟成本，發表和出版與小說比客觀上也有著更多的局限，缺少有利于發展壯大的更廣闊土壤和空間，并且批評性的報告文學有時候還會冒法律風險……所有這些，都是不利于報告文學更好發展、壯大、繁榮的客觀因素。只要文學創作的主管部門和組織部門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原因，未來加大對報告文學創作的重視、支持、組織與引導，報告文學的發展繁榮就必將會迎來更加可喜、更加嶄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