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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錦雞圖(國畫)程十發

程十發 (髪) 先生，原名程潼，上世紀四十年代在上海美專讀書時，老師李仲乾為其取字“十發”。今人取名常常都往偉大里叫，過去人取名則謙抑得多。“十發”的“發”，并非是“發財”之“發”，而是“頭發”的“發”，在計量單位里面“一程十發”，“發”是一個瞇瞇小的計量單位。

我七十年代即呼程十發為“發老”。“發”字在上海話里的發音與“弗”相合，“發老”即為“弗老”，永遠不老。后來，敬重他的晚輩、后人，也都稱呼他“發老”了。

自1972年相識，直至2007年發老過世，35年間，我們有著不尋常的情誼。1984年，發老出任中國畫院院長，我任副院長，彼此之間接觸更多。尤其在他晚年，我經常赴程宅匯報工作，聽他的指示，彼此更見坦誠、信任和親近。

我始終認為程十發先生是一個天才式的藝術家，在藝術上的成就世所公認；而在生活中，發老的幽默知者無多，卻讓親歷者很難忘懷。

發老的幽默，是與生俱來的。即使在“文革”前及“文革”中犯了“錯誤”，以至于被開除了黨籍，削減了工資甚至遭到密集批斗，他依舊有著樂觀心態。全家五六口人僅靠他一份工資維持日常開銷，除去房租三十多元，每個月能家用的也就40元，生活之清貧與艱苦可想而知。問他：“發老，今天吃點啥啊？”他總是調侃地說：“我家里吃得好! 四川菜、廣東湯。”所謂“四川菜”，上海話諧音為“水汆菜”，即過水汆一下的蔬菜；而“廣東湯”，上海話諧音為“晃蕩湯”，即似清水般的湯，喝下后在肚中晃蕩晃蕩響。記得有一次我去探望他，他剛從醫院回來。因為膽囊萎縮，做檢查時，醫生問他：“你怎么膽沒有了？”發老回答：“我的膽，‘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沒了。”醫生給出建議：“發老，你還是要做個手術，拿掉比較好。”發老說：“這可是父母給我的，是原裝貨，不能調包。”那么多年里，他一直用幽默消解著種種不幸和噩運。

發老的幽默，是信手拈來的。1987年，由發老帶隊，整個畫院的中青年畫師，前往蘇州西山為市總工會療養院畫公益性布置畫。當時沒有高鐵，也沒有高速，在上海租了一輛大客車，開到蘇州約莫四個小時。發老從來不端架子，與年輕人在一起，更是談笑風生。當時的行車路線經過蘇州北，剛進城里，沿路有個塔———“北寺塔”，蘇州話的發音為“不是塔”，發老便向車上的年輕人編了個笑話：“過去清代有個官員，是北方人，上任到蘇州當知府。前來恭迎他的下屬是蘇州人，知府的轎子進了蘇州，問此人‘這是什么塔’，此人說‘不是塔’。知府說：‘明明是個塔，你怎么講它不是塔？’當差的說：‘老爺，是“不是塔”。’知府聽罷，對當面說‘謊’的當差氣不打一處來，就叫差役將此人拖下去狠打三十大板，再聽候發落。”這是巧用方言編排的故事。車子開出沒多遠，偶遇一個化肥廠，高聳的煙囪噴著黑煙，像一條烏龍直沖云霄。發老道：“那么多黑煙浪費可惜了。如果我有權，就把上海墨廠搬到它邊上來，正好化一害為兩利。”蘇州的滄浪亭是非常有名的一座古園林，當時旅游業剛興起，本來非常低廉的門票隨之飆升。滄浪亭上掛著一副老對聯，“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遠山皆有情”。發老一瞥，講：“這個對聯換一個字就有趣了，叫‘清風明月本有價，近水遠山皆無情。’”機敏而深刻。半天的時光，撒滿旅途的一連串詼諧談吐，對發老而言只是順流而下的江河中的幾朵浪花。也正緣于此，一些著名的主持人、滑稽演員，幾十年常圍著發老轉，不單是想吃“開心果”，還想從發老處汲取各類有意思的語言藝術的材料。

發老的幽默，無處不在。一次，我與發老及其公子多多應邀在老正興飯館作畫。可畫完后，才發現多多兄沒帶圖章，碰巧壓畫的鎮紙是青田石，發老說：“天衡啊，這個對你來講是囊中探物，當場撬一方吧。”當時沒有刻刀，我便叫經理找根大的鐵釘———我曾用大鐵釘刻過印。經理說：“飯店哪有這玩意，剪刀倒是有的。”隨即從廚房里拿來一把鋒利的大剪刀。剪刀刻圖章，我還從未嘗試過。剪刀兩面利刃，一面刃口刻章，另一面的刃口就對著手指，發力非常困難，稍不當心，就會肉綻血淌。好在還挺順當，用了三分鐘，刻成“程多多”的名章。刻章過程中，多多兄還拍了照片。后來，照片給我時，發老在背后寫了六個字：“天下第一撬客”。

很多平凡的事情到發老那里就橫生情趣。五十多歲時，我遙想起兒時，因出生多日不睜眼，在相士的開示下，母親曾帶我去城隍廟拜“將軍劍菩薩”做干爹。后因“文革”除四舊，“干爹”被砸爛，找不著了。于是我懇請發老給我畫個干爹。他問：“儂那個干爹我弗認得的，長什么樣子呢？”我說：“我這個‘干爹’是三只眼睛的，但不是二郎神楊戩，是三只眼的菩薩。”后來過了兩個星期，發老講：“你干爹畫好了。”一看，可真是神似啊。發老還為此題跋：“甲戌元日，陰陽怪氣生為豆廬主人祈福，急急如令，勅。”另一側又落“十發”款。我總算和菩薩干爹可以朝日相見了。

我的齋號“豆廬”，是在發老的及時提醒下改換的。他和我之間從不設防，侃世道、論藝事，兩心相知。七十年代初，我希望在書法篆刻方面能摸索前行，且對當時背離民心的“文革”路線產生了疑惑，要投石問路，就給自己起了個齋號“投路室”，為此還刻了章。發老見了，真摯地告誡我，“你好大的膽子! 我是吃過苦頭的。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你還去投路？你投什么路？ 如果是我取這齋號，肯定要被斗死了啊! 我勸你，不要用這個字號。”隨后發老脫口而出，叫“豆廬”吧，上海話諧音正是“投路”。意思還在，但又不會給別人揪辮子。這個齋號我一直沿用到現在。

說起“豆廬”，不得不提 《豆廬山房圖》。1980年大年初一，我收到了一封掛號信，寫的是延慶路141號張寄，字是發老的筆跡。打開，里面是一張山水畫，畫上發老有題句，大意是：天衡一家三代五口，住十平方的房子，我也沒有能力給他解決，就學古人文徵明，書齋筑造在宣紙上，贈此 《豆廬山房圖》，聊表心意。此作構思精巧，色彩、筆墨都別具匠心。這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懷的春節。可惜，我與此圖終究是緣淺。1994年，發老要開畫展，我將 《豆廬山房圖》 等佳作借展。然，天有不測風云，在展覽的第二天，小偷由美術館的天窗上進入展廳。蹊蹺的是，小偷居然能避開監控探頭，卸下鏡框，竊走了 《豆廬山房圖》。

發老一貫慈愛為懷，胸襟博大。一次他家來了一位外地老干部的女兒，拿出一張發老前次送給她爸的畫：“我爸說這張畫是假的。”對此，發老不慍不惱，還和顏悅色地講：“好好好，今天這樣，我當場畫一張。照相機帶了沒有？ 好。我當場畫，你當場拍。回去也好給你父親交代，這張絕對是真的。”發老邊畫，她邊拍照片。畫還沒干，來人就拿兩張報紙將畫一卷，道了聲謝謝，走人。有回在香港，一位朋友拿了張署名發老的畫給他鑒定。畫是假的。發老還沒開口，朋友說：“這張畫是某某看中了我的名牌照相機，拿來換的。”那個以畫換照相機的也是發老的朋友，若講這張畫是假，定會鬧出風波。于是發老說：“這張畫蠻好蠻好。”這位朋友隨即跟進，“既然蠻好，我也確實喜歡，請您在上面再給題幾句。”發老一雙手拉好兩個朋友，寧可不打假甚至認假為真，只為了不傷害朋友之間的感情。

發老對后輩素來提攜和獎掖。1986年，我辦個人畫展，發老為此寫過一篇文章 《前浪與后浪》 刊于 《文匯報》 上。文中，他寫了四個不及我———用功不及我、見識不及我、處世不及我、虛心不及我。這似乎幽默得有些“黑”，但最后，發老也談到我年輕，在作品上還可以去掉一點火氣。謙遜的自貶和對晚輩的拔高，全在催我奮進。這也是發老為年輕人寫的不多的一篇文章。

發老也是一位心里揣著大愛的有情有義的藝術家。他擔任畫院院長期間，為職工的住房改善問題是費盡心思，不惜賣畫換房。當時畫院困難戶至少有十幾家。畫院作為文化局下屬單位，當時房源也確是緊張，僧多粥少，分到畫院至多一套，也解決不了幾十號職工的房荒。當時發老居家也不寬敞，但他還是默默地畫了大大小小30張畫，包括丈二匹的作品，都是精心之作。他跟我講：“天衡啊，我畫了30張畫，看看有啥人要，換一筆銅鈿，解決一下畫院職工的住房困難。”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畫的價位還沒有飛漲，一位海外的藏家出了60萬就將這些畫買了去。發老拿這60萬，叫畫院的辦公室人員去買了10來套房子，對住房困難戶采取置換調整的方法，解決了畫院十多戶家庭的住房困難。而發老“施德與人不記”，對此事一直不事張揚。

對于藝術，發老始終有著頑強的探索求新精神，是一位通才藝術家。

程師母張金綺，是發老在上海美專的同學，同為王個簃的學生。在學校時，程師母是王先生最喜歡的弟子，叫她學吳昌碩，她絕對不越雷池半步。與此相反，程十發先生卻一直挨批評，他向來指東向西，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看看發老歷來的畫，哪有一絲吳昌碩、王個簃的影子？ 藝術，就形式而言，往往是“順古者亡，逆古者昌”。發老生來就有一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個性之飚發，他不是把創新當口號叫，而是始終走在一條自討苦吃、自得其樂、推陳出新的崎嶇路上。其實，他對前賢的傳統十分重視，且相當深入。六十年代初，拍過一部任伯年的紀錄片，具體示范的代筆人就是發老。試想，如果對任伯年的繪畫沒有那么到位的研究，是無法在攝影機前自如逼真地再現任伯年的畫技的。

程十發先生經常講：誰不學王羲之，我就投他一票。這并不是否定王羲之，而是認為王羲之不能沒有，但只要有一個，重現就是復制，復制必無價值。在七十年代初中期，程十發先生叫我刻過一方印：“古今中外法”，即是心志的表白。他的繪畫，不是一味地流連于一家一派，而是吸收、消化古今中外的先進理念、表現手法，以豐富自己。所以程十發先生的繪畫不是沉溺在古人的筆墨、技法里討生活，而是將之化為自己的精氣神，有很多的自創。例如，發老畫人物，或面部或身段，往往不是按傳統的常規先用線條勾輪廓再敷色，他的很多人物畫，臉部是不勾輪廓線的。畫花卉，也是打破線與面的疆界，迷濛混沌———現實生活中，活體人物哪來凝固不變的輪廓線呢？ 這不過是光與目交合的影像。中國畫的先賢們提煉出多變善化的人物十八描，正是一種中國式的智慧和發明。而發老一定是悟到此理而反向為之的，不能不說是超凡的突破性創舉。他在畫的用色上與其他畫家也很不一樣。發老跟我說過，他繪畫色彩的斑斕，是受唐三彩啟發。唐三彩釉色經過窯變，展現出來的豐富、奇幻、不可言喻的色彩為發老所借鑒，這也是別具匠心的畫外求畫。

發老是敬畏傳統的，收藏了大量的歷代名跡 (后都捐給了國家)；但他矢志求新，食古化今，筆下顯示的是嶄新、深邃、成熟的程派風格。

中國畫創新，對一個藝術家來說，是極復雜的一攬子工程。若筆墨、若造型、若用水、若敷色、若謀篇……都得賦以大別于古人、他人、外人的獨門功夫。即舉筆墨一項為例，發老的筆墨粗細之變化，濃淡之離合，枯濕之調接，起伏之跌宕……那種由毛筆的穎、腰、根的巧妙提按與轉換兼施，水與線、墨乃至塊面的無痕交融，令其強烈搏擊，又令其親和擁抱。尺水興波又靜水流深，心源與造化的主客體的契化，做人真摯與調皮攻藝辯證為用……這種恣肆、詭譎、自在、清新的藝術表現力，依筆者的愚見，千載下，不二人，當是南宋巨匠梁楷后一人。有人說，賞作品如吃蛋，是不屑去看雞生蛋的。而發老作畫時的流程，則極具可看性、藝術性，是不看會心生遺憾和懊惱的那種。他作畫十八般武藝并用，充滿示范性、偶發性、戲劇性。發老作畫如玩令人驚艷的“雜技”，好藝的有心人看他完整地畫一張畫直至最后落款、鈐印、收拾，會遠比讀一本美術教科書實惠管用得多。

發老的作品具有畫不驚人死不休的奇詭跌宕特性，“文革”時期“四人幫”發起批“黑畫”，他因此被當作黑、野、亂、怪的典型代表，成為批判重點。1974年，在南京路上的美術館舉辦聲討“黑畫”的展覽，其中數發老的“黑畫”最多，至少近四十張。說實話，當時我去看“黑畫”，是帶著欣賞的心去學習、領悟繪畫之道的。展品中有發老一張用工筆卻以寫意筆墨表現的 《芭蕉錦雞圖》 (下圖左)，此作氣勢之宏大、格局之壯偉、筆墨之炫幻，令我越看越喜，暗暗贊嘆不已。走出“黑畫展”，頂著酷日，我便去了發老家，開門見山說：“發老，我今天去看‘黑畫展’了，您的那張《芭蕉錦雞圖》 讓我感動。真是神來之筆! 我在這張畫前足足享受了十分鐘。”發老聽后，驚愕不已，說：“人家都在批判我，你還這樣講，不怕惹禍啊。”然后會心一笑。幾十年里，神侃藝術，臧否繪事，我應算是他后生里的知音。

一個星期后，發老來封短信，讓我有空去他家里。隔日，我去了。發老借租的一棟三層小樓里，住了好幾戶人家，都是美術系統的“革命群眾”，只有發老一人是墨墨黑的“黑畫家”。夏天，因為要通風，門窗都開著，發老十分謹慎，踱到這扇門外張一張，又去那扇門外望一望，確定沒人，便迅疾地從床席子下面拿出一封信，說：“這里面就是你那天‘黑畫展’上看到的，按那意思畫的。你回去再打開看。”回到家里，我便迫不及待地打開觀賞。畫得真好，但總是沒有“黑畫展”上那張畫彰顯的肆無忌憚、目空一切的雄渾奇氣 (下圖右)。過了幾天，我到發老家去，“發老，謝謝您啊，那張畫畫得非常好，但我總感覺‘黑畫展’里的那張更好。”發老說：“這張你先拿著，將來如果有一天，云開日出，那張畫能發還給我的話，我還送給你。”1978年，發老終于得到平反，恢復了黨籍，當時那批被批判的“黑畫”也統統發還給他。發老毫不猶豫地將那些畫作捐給了畫院，唯獨將那四尺整張 《芭蕉錦雞圖》贈予了我。這前后兩張 《芭蕉錦雞圖》可是要“子子孫孫永寶之”的。

程十發先生做人膽小，攻藝膽壯，畫畫構思快、下筆快，落筆生春，常常有出人意表的獨造。他的畫特多那個時期的畫家很少有的隨心馳意，靈氣迸發，富于浪漫氣息。“文革”中，我曾請發老畫過一張“世人皆醉我獨醒”的 《屈原》 (見題圖)。國畫不同于電視等動態表演，要以一個靜態的畫面表現時代背景、人物情緒、心理演繹，具有很大的挑戰性。而他構思的屈原面朝向左，左邊留白逼近宣紙邊緣，有碰壁感。畫上屈原立于一片崖石盡頭，身后鋪排的是渺茫空間，下方則是倒流的汨羅江水，巧妙地營造出屈原走投無路，準備用自己的生命來證明自身的清白和對國家的忠貞。其實，發老處理屈原的站位，就已將其報國無門的苦楚、悲涼、憤慨、絕望、殉國的心境表達得一覽無遺，深刻呵深刻。我想這某種意義上何嘗不是發老的自況，唯一不同的是，他是始終相信光明在前的程十發。

1993年程師母病逝，其后，又失愛女。這些對發老打擊極大。從1994年開始，發老的畫風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漸漸地“英雄遲暮”了。

程十發先生是一個為藝術而生的藝術家。對于吃、穿、住、行，他都不講究。日常生活中，發老刮胡子，總有一寸多長稀稀拉拉的幾根留在那里。哪怕是外出應酬的場合，他右手食指指甲的左沿總是留有墨痕。這些細節可以看到發老藝心純粹。享樂也好，著裝也好，打扮也好，表面的東西對他來講都是無關緊要的，而追逐藝術，形成獨特的個人風格，報效時代，則是一切的一切。

程十發先生以其孜孜不倦、不斷進取的大跨度創新精神和風格，使自己成為二十世紀里天縱其才的國畫家，論理念、思維、境界及筆下的山水、花鳥、人物、連環畫，乃至書法、篆刻、論文、詩作，都具備排古排他的自我。程十發先生是二十世紀的藝術史乃至整個中國繪畫史上，不可或缺、風貌獨標、光芒萬丈的一位，談到海派繪畫藝術，更是繞不過這位巨擘。歷史這桿秤，有其永恒的精準、誠實和公正，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審美的提高，出自“一程十發”的這個名字，必將顯示出與其意思相反的偉大和高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二日改定于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