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批作家回歸或主要用力于城市題材文學寫作，對于城市問題的觀察和抓取敏銳、生動、深刻，他們的寫作迅速拉高城市小說創作水準。

新鄉土寫作的出現，改變了農村題材寫作的舊有格局，特別是“70后”女性作家的發力，讓鄉土寫作呈現出新的面目和希望。”

對于一個時期或時段文學創作的評價，要看這個時期或時段文學能跳的最高刻度，而不是平均線。這也是我自己一直不懷疑的一種方法。這五年，在長中短篇小說創作的沙盤里，跳得最高的還數長篇小說，長篇小說重鎮地位保持不變。一是因為長篇小說創作體量大、數量多，創作隊伍強、評論家關注度高、作品影響力大；二是作為人類一種對抗各種碎片化、即時化的表達，長篇小說可能從容量和形式上比較有優勢。

在這五年，長篇小說創作發生了哪些變化？它們對于當下文學創作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變化之一：一批成熟或重量級作家回歸或主要用力于城市題材文學寫作，對于城市問題的觀察和抓取敏銳、生動、深刻，他們的寫作迅速拉高城市小說創作水準。

由近說遠。今年，以書寫東北南部沿海農民出名的孫惠芬年初出版的長篇小說《尋找張展》，從成長小說、教育題材出發，延展出一個現實變革中的中國城市空間。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改變，整個社會關系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權力和資本對于婚姻關系、家庭關系，對于親情、友情和愛情進行篡改。舊有的倫理、農耕時代的規則，以及我們內生的一種對于文明生活的向往，能不能對抗這種篡改？孫惠芬挖出了一口深井，細節豐滿，人物可信，寫到新青年，寫出了城市關系的本質。孫惠芬不僅超越了她的“50后”“60后”后同代作家，也從對社會揭示的本質性、內在性方面超越了絕大多數年輕的城市生活寫作者們，實現孫惠芬自我爆破的同時，也實現了城市題材寫作的一種爆破。

今年還有一部現象級作品，這就是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人民的名義》對于反腐題材把握及時，它之所以形成現象級傳播，一是對于新的形勢下政治生態的觀察和描寫準確到位，二是為這類書寫貢獻了高育良、李達康、祁同偉這些典型化文學形象，成為近年反腐題材寫作的力作。

2016年，王安憶的《匿名》文本極富實驗性，既是王安憶自身寫作的一次挑戰，也是長篇小說寫作的一次技術攻關，被稱為“燒腦”小說，在評論界產生意見懸殊的議論。路內的《慈悲》是2016年一部普遍叫好的小長篇。作為一位相對年輕的作家，路內對于工廠、工人和生活痛感的表達，溫和、寬諒、有情義、語言干凈、值得稱道。徐則臣的《王城如海》對于霧霾問題的抓取，北村的《安慰書》作為一個先鋒作家對于社會現實問題書寫的轉型之作，都有一定的特點。

2015年是長篇小說豐收年。陳彥的長篇小說《裝臺》像一匹黑馬橫空出世，作為劇作家的陳彥回歸小說領域的第二部長篇，排在當年“中國好書”文學類第一名，不是偶然。小說對于裝臺工以及裝臺這個邊緣化職業的書寫，為當代文學提供了獨特的時代經驗、生活經驗。小說繼承了中國傳統小說的寫法，在人物塑造、方言使用、故事講述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特別是順子這個人物，是可以進入文學史的獨特形象。2015年，東西的《篡改的命》是另一部功力深厚的作品，無論是主題的開掘，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應該得到關注。

2014年，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閻真的《活著之上》和嚴歌苓的《媽閣是座城》都值得一提。《耶路撒冷》是徐則臣“進城知識分子”寫作的代表作，小說里對于知識分子的精神內省和救贖描寫是有價值的。《活著之上》延續《滄浪之水》的風格。《媽閣是座城》細致生動地講述了澳門賭城、賭徒的故事，探討人性的美丑和善惡，也是一種新鮮經驗的表達。

2013年，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描寫出生于農村的大學生涂自強的艱辛奮斗，是對社會轉型時期新的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

由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五部獲獎作品可見，城市文學與曾經火力集中的鄉土寫作開始平分天下：五部作品中，除了王蒙的《這邊風景》是邊疆題材，兩部鄉土題材——《江南三部曲》和《生命冊》，兩部城市題材——《繁花》和《黃雀記》。具體到這五年，一個明顯的感覺是整個城市文學創作數量上升，作家隊伍擴大，具有現象級傳播影響力的作品增多。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提供了新鮮、有益、獨到、有效的時代生活和城市經驗。為什么會這樣？城市自身的發展是一個客觀因素。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鄉比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城市的規模和城市人口總量都在擴大。城市生活孕育了城市文學，作家的城市生活經驗豐富了，寫作隊伍發生變化，這是本質原因。特別具有戰斗力的“50后”，總體上雖然還在寫，但數量在縮小。而已經進入中年的“60后”和“70后”接上了棒，他們許多受過高等教育，有些甚至有過留學、訪學經歷，在城市生活的時間較長，體力又好，開始在城市題材上用功。

變化之二：新鄉土寫作的出現，改變了農村題材寫作的舊有格局，特別是“70后”女性作家的發力，讓鄉土寫作呈現出新的面目和希望。

說到鄉土文學寫作，首先要向賈平凹和格非兩位文壇宿將致敬。在這五年中，他們的寫作依然堅持面向鄉土，面向現實，保持著穩定的數量和穩定的寫作水平，每每還有新的關注和新鮮表達。比如賈平凹的《帶燈》《老生》和《極花》，特別是《極花》將人口販賣這樣的社會沉疴納入長篇小說創作視野，表現了一個成熟優秀作家的勤奮和敏銳。格非的《望春風》對于鄉土中國的觀察，是2016年長篇小說的一個收獲。

老實說，現有的大量的鄉土書寫與中國鄉村現狀并不匹配，一是不能真實地再現鄉村現實的復雜性，二是敘事陳舊，墮入模式化和淺表化。解決第一個問題，首先需解決作家自身的認知。今天的鄉村無論貧窮還是富裕，都不能擺脫“21世紀”和“中國特色”這個時空背景。上世紀末以來，時代變革和歷史轉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深刻的影響，其中鄉村變化最明顯。傳統的中國鄉村，詩意、安穩，也閉塞、保守、貧窮。遭遇激變后的鄉村，還有詩意和安穩嗎？還閉塞、保守、貧窮嗎？作為寫作者，哪怕只是寫一個角落，也應看到鄉村的整體現實，要寫出整體性經驗。整體經驗的匱乏，導致許多鄉土寫作簡單粗暴。

在中國社會向小康社會努力的進程中，鄉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始終是重要問題。如果我們對農村社會有所了解，就會明白今天這個問題比起40年前甚至更加復雜，復雜性一部分來自農村社會客體改造推進的困難，一部分來自農民主體分層的加劇。什么是農民？依靠土地及其生產方式謀生的當然是農民，進城務工者雖然暫時脫離土地，但他們的住房、親人和精神歸宿還在土地上，他們是不是農民？在土地上的農民曾經是那么強烈地要投入其間，脫離土地的農民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首鼠兩端，他們還想回來嗎？還回得來嗎？投入其間和首鼠兩端都是身份感。身份和身份感是最大的政治，既是經濟來源，更是精神構成。農村社會最終的呈現狀態決定著中國社會的前途和命運，對于農民的存在感、幸福感和發展權利，今天的失語和誤讀都是罪過。在城市化或城鎮化當代進程中，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用工和組織結構的巨大調整。從人類學角度，這是人的生存形態的一次大遷徙、大變革。對于具體的中國人，現世的恩怨得失左右了他們的情感和價值，成為一切痛苦的根源。現世經驗決定寫作面貌，從寫作面貌也能看出現世的面貌。文學寫作中的認知度，表現為文學處理現實經驗的能力。時至今日，在先鋒寫作將鄉土敘事寓言化改道之后，我們終于再一次地意識到，對復雜現實的忠實表現更加考驗寫作的能力。從鄉土書寫獲得突破這個角度，我要對幾位“70后”作家近年來的表現致敬，無論是“認知”還是“技術”，她們都很出色，比如梁鴻、付秀瑩、李鳳群，等等。這幾位都屬于風格突出的女性作家。

李鳳群的長篇小說《大風》，可以看作是一部關于中國農民身份和身份感的寫作。這部作品打破了家族史慣常的線性時間敘事模式，采用穹頂式空間敘事策略，隨著時間和事件的流逝，痛感在不同主體間轉移，痛感的動力、緣起也在轉移，反擊痛感的方式也在轉移。四代人各自的立場和視角，差異的聲音，混合為一部主體旋律明確的江心洲農民命運交響樂或者中國農民命運交響樂。從兩個“梁莊”到《神圣家族》，知識分子梁鴻不僅文字回到了鄉土，身體回到了鄉土，眼睛和耳朵也回到了鄉土。陜西“70后”女作家周瑄璞和王妹英相繼出版的《多灣》和《山川記》，對于中原農村特別是陜西農民的觀察，既有清醒、深刻的時代經驗，又在藝術上發揮了女性細膩、鮮活的優長。

要重點說說《陌上》，這是“最當下中國北方鄉村分集記錄”。過去的兩年，許多人都重提“現實主義”，我的理解是，透過大量的隔岸觀火和隔靴撓癢、大量敷衍的抒情和穿越，大家希望從文學書寫中獲取關于當代社會的可靠信息，看到生活細節的質感重現——它或能最終填補歷史敘述的罅隙。使《陌上》與“最當下”相連的，不是“日常”的風俗，而是風俗的“非常”和“變遷”。《陌上》對于社會現實的表現和理解，既犀利又典雅，受到了許多評論家的激賞。

好的文學永遠擁有直指內心的力量。我對這些作品的挑選，主要依據兩個標準：現實感和敘事性。現實感，是這五年來長篇小說與時代、人民和生活關系的一種表達，“文學是時代的精神記錄”這一點始終是寫作本義。敘事性，是對知識分子介入小說寫作后敘事性弱化的一種反撥，小說的敘事藝術應該也是小說寫作的命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