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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蒙古族小說是族源意識與地域文化充分融合的藝術結晶，它延續著蒙古族的文化基因，依托祖國北疆游牧民族移動性生產生活方式，在蒙古族聚居區內蒙古的創作最為興盛發達。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以后，當代蒙古族小說在良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推動下嶄露頭角，瑪拉沁夫的《科爾沁草原上的人們》、敖德斯的《遙遠的戈壁》等作品，給新中國的文壇吹進清新的草原氣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民族文化意識覺醒之后漸漸發展壯大，涌現出了阿云嘎的《大漠歌》、佳俊的《駝鈴》等名噪一時的佳作，蒙古族小說成為富有鮮明民族地域特色的成熟小說類型。進入新世紀，在內蒙古建設民族文化大區、實施“草原文學重點作品創作扶持工程”以來，一批有影響力的重大題材作品相繼出現，長篇小說《滿巴扎倉》在《人民文學》中文版和英文版頭條位置向全國乃至世界推廣，蒙古族小說成為文化全球化時代彰顯民族特色、傳播民族聲音的重要藝術載體。

草原游牧文化彰顯文學特色品質

蒙古族小說的不斷發展繁榮，與作家鮮明的民族地域書寫分不開，像瑪拉沁夫、阿云嘎、滿都麥、哈斯烏拉、郭雪波等作家，都有長時期內蒙古草原的生活記憶，一種生活方式以及連帶的文化理念已經化成血液，流淌在他們的文化基因里，也深深植根在他們的藝術創作之中。阿云嘎曾說，民族和地方特色是他作品的“靈魂”，是滲透在字里行間的內在東西，而不是隨意加進去的“外包裝”。幾乎所有典型民族作家都對北疆那種特殊的地理環境有著深深的眷戀，郭雪波的東北科爾沁沙地，阿云嘎的西北高原戈壁，哈斯烏拉的烏珠穆沁草原，勾勒出祖國北疆廣袤土地上蒙古族的輝煌歷史和日常生活畫卷。

作家創作的環境地理自覺，來源于這種特殊環境給人的生存發展帶來的影響，草原沙地總體地理氣候特點是“地勢較高、距海較遠，干旱缺水，寒暑變化劇烈”，高寒、貧瘠等地理環境對人的生存發展提出嚴峻考驗，并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結構，形成富有地域特點的風俗習慣、文化理念和道德認知。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移動性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生態觀念以及誠信守諾等傳統美德，幾乎都與北疆生態環境和植被條件脆弱有關，也成為蒙古族作家永不枯竭的文學創作資源。

郭雪波的《狼孩》是當代蒙古族生態小說代表作，演繹了人與狼在東北科爾沁沙地爭奪生存資源的斗爭中錯位生存的浪漫傳奇，一個吃奶的孩子被狼叼走后在狼群中成長為狼孩，狼崽也在人的喂養下漸漸長大，物種的天性決定了他們必須回歸到自己的同類中去，但是超越人獸界限的相互給予、同生共死的成長經歷讓他們無法徹底離開，人類生離死別的悲劇發生在人與獸之間，它傳遞了蒙古族文化信奉萬物有靈、生命價值平等的生態倫理觀念。像這樣講述人與動物之間關系的小說不勝枚舉，如《銀狐》《黑馬奔向狼山》《野馬灘》等，除了與蒙古族原始宗教有關，基本都暗含生態隱喻意義，暗示人類與其他物種一樣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應該順應自然規律在移動與分享中維持生態系統的聯盟，否則人類最終毀掉的是自己。越是自然環境惡劣，越是生存條件艱苦，越能彰顯蒙古族的生態智慧和傳統美德，蒙古族小說正是借助地緣文化特征完成了一個北方游牧民族的歷史與現實、外部生存條件與內在精神世界的全方位刻畫。

現代化進程引發傳統審美形態的變化

當代蒙古族作家在現代化訴求中獲得民族自覺，又在現代化進程加劇引發的民族文化傳承危機中體驗到挫折。這使得當代蒙古族小說的民族文化認同不是簡單的回歸傳統，而是在對現代性的卷入、反思、批判中逐漸形成和不斷深化。傳統游牧生活與現代工商業文化的碰撞與沖突，成為新時期以來蒙古族小說的結構性主題，游牧社會魅力與困擾交織的現實狀態決定小說敘事憂傷婉轉的基調，成為傳統游牧美學形態發生時代性變遷的根本原因。

當代社會，游牧作為一種生產生活方式已經日漸式微，世界上的游牧民正在逐漸減少成為瀕危少數族群，游牧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經小于1%，并且受到現代工業文明擠壓正在逐漸放棄他們的生活方式。蒙古族作家作為本民族文化代言人，對這種前現代自然生活的逐漸消逝保持著文化反思，把游牧作為一種抵御現代工業文化的符號進行了詩意想象和浪漫演繹。草原、戈壁、沙漠中那些傳統牧民、跟不上時代的“落伍者”以及“沒有商品意識”的駝倌，仍然我行我素地過著“高貴而野蠻”的傳統生活，被機器和工業遠遠地拋在后面，這些主人公為作品注入了深沉的悲劇內涵。《大漠歌》中的吉格吉德從小就想成為一名出色的駝倌，牽著駱駝在沙漠中運送貨物，然而他的駝倌職業在卡車運輸時代變成了周圍小伙子們的笑話。巴達瑪日格的溫柔體貼給他孤獨的沙漠之旅帶來心靈慰藉，但是很快他發現卡車運輸司機能給她帶來更好的生活，他只好默默離開心愛的人獨自行走在沙漠里。這篇小說是對牧民文化現狀的整體寫照，拒絕適應現代工業文化會導致自身衰落，失去發展契機，但是跟進意味著迷失自我甚至是一種文化形態的消亡，站在現代化門口的憂傷回望是當代牧民們的真實境遇。

民族現代化進程推動了蒙古族小說美學形態發生著變遷，在傳統清新剛健之風、昂揚向上的情感基調中注入了憂傷深沉的悲劇內涵，引導當代蒙古族小說由一般性故事講述走向人的心理和精神層面的深描。主人公往往是那些集勇氣、力量于一身的英雄，騎著駿馬在草原上馳騁的牧人，或是經驗豐富的沙漠駝倌，但在一個機械化取代腳力、游牧向定居過渡的時代，他們都沒有了用武之地，孤獨堅守著簡單純樸的自然生活。他們創傷性情感體驗和悲劇性生存境遇，引發多樣性文化如何共存以及人類該如何選擇的思考，畢竟它呈現的是這樣一個普遍的悖論性現實：機械使人類的能力退化，但它卻成為發展的方向，游牧之地是詩意棲居的理想，如今我們只能對它唱著憂傷的挽歌。這類小說具有一種切入現實的深度，在反思現代性的道路上走得很遠。

文化融合與民族現代化想象

游牧之地并非外人禁入的桃花源，它也是在與漢族以及周邊其他少數民族頻繁交流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的地理邊界和文化特征，在這個意義上，蒙古族文化有一種凝聚多元的獨特性。面對周邊其他民族文化和席卷全球的現代工業文明，蒙古族小說也做出了積極的正面回應，作品中出現了跨地域行走、跨民族交往和跨國境體驗等多種形式的外來者形象，他們作為一種異族文化符號，參與了蒙古族民族交往的文學想象。漢族知青、援疆建設者、法國來的探險家、日本的烹調專家、來自俄羅斯的避難者等等，無論何種身份，他們都在與蒙古族的交往過程中，以一個異族者的身份在多民族關系和多維文化視野中講述蒙古族文化精粹，這正是蒙古族小說跨族敘事的文化價值指向。

蒙古族小說最擅長以“擬血緣”的方式模擬同胞手足之情或父母子女之愛來建構蒙漢民族跨族成長故事，以隱喻中華多民族之間血濃于水的親情和文化親緣關系。《駝鈴》中漢族小姑娘張心慧從小失去母親，被送到草原上撫養，扎木蘇和敖登高娃夫婦給了她親生父母般的疼愛，當看到養父母為了幫她獲得一個返城名額，把給兒子娶媳婦用的錢都拿出來給她用時，張心慧決定留下來用自己的青春回饋和反哺草原母親。這類小說中，蒙古族往往被想象成養育者和“母親”，而漢人是成長者和反哺角色，最終他們建立了比親人還深厚的感情，實現了蒙漢融合的想象。同樣，族際通婚進入文學表現領域也被賦予象征性，被認為是非常浪漫的文化融合方式。這些創作是對中華多民族間“分而不裂、融而未合”的文化親緣關系的一種情感化、性別化重構，承載著“差異探索”與“文化融合”的雙重創作訴求。

外國人在小說中的大量出現，是改革開放以后蒙古族社會不斷加強對外交流的結果。蒙古族小說對跨國境的外國人想象，與對漢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有所不同，在族群文化認同基礎上又強調了國家認同，并糅合了歷史與現實交往中的經濟侵略、文化殖民、全球現代化等問題的思考，從而使這類小說的文化內涵更加深邃復雜。《燃燒的水》中法國人賽西亞放棄了大額遺產繼承，辭了工作跑到落后偏僻的蒙古草原，他要勘探石油的想法遭到了上至王爺下到牧民的一致反對。他描繪了一個動力和機械驅動的烏托邦，然而蒙古族人認為開采地下是違背蒼天的旨意，東西方文化沖突已經一目了然。他不甘心，在原住民那里找到了一個幫手郎和，兩人制造了震驚朝野的沙漠劫寶慘案。陰險的郎和藏了一個蓄水的羊肚子在關鍵時刻救了自己，而賽西亞卻被渴死在沙漠里。郎和由此能夠把自己的兒子送去國外學習石油勘探開發技術，多年后石油被開發出來卻給草原帶來爆炸性災難。這個結果暗示了民族現代化自發和被動的多種復雜因素，以及對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質疑和反思。

當代蒙古族小說創作突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獨特魅力，是打開民族文化思想的一個重要通道，也是使民族文學永葆生機和活力的源泉。以游牧文化提升文學特色品質，以文化大視野和現代開放姿態展開文學想象，是當代蒙古族小說創作的成功經驗。未來的蒙古小說，需要排除狹隘的文化等級意識和中心與邊緣的成見，對全球化與民族關系保持辯證性和超越性認識，在一種互動思維模式中借助全球化手段推動民族文學與文化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