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燈》 《極花》 《黃雀記》《我不是潘金蓮》 《群山之巔》《人民的名義》 《裝臺》 《慈悲》 ……5年來，大批優秀小說涌現，長篇小說每年出版四五千部，廣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將小說創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諾貝爾文學獎、國際安徒生獎、雨果獎等多個重要獎項也花落中國作家，中國文學實力不斷增強。總結梳理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學創作的實績，進一步探討如何直面社會現實，堅守文學理想，講好中國故事， 8月14日，文藝報社在京舉行“砥礪五年——小說創作研討會” ，吳義勤、雷達、胡平、白燁、孟繁華、梁鴻鷹、徐可、胡軍、王干、劉瓊、陳東捷、韓敬群、孔令燕、付秀瑩、郭寶亮、劉艷、劉芳坤、岳雯等專家學者與會研討。

“拆墻” ：多代人同臺，打破代際劃分藩籬

就作家隊伍而言，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多代人同臺共演。評論家白燁、韓靜群、王干等分別指出，從“30后”到“90后”乃至“00后”都在發生影響，其中“50后” “60后”仍保持強勁活力與雄厚實力， “70后”崛起，“80后”迅速成長，出現一批有分量的超越自我的作品。王干將這種創作隊伍的特點稱之為“代際折疊” 。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也強調，許多深孚眾望的老作家、名家筆耕不輟，佳作迭現，廣大青年作家則表現出旺盛的創作活力，強化了對生活的體驗與思索，孜孜研習敘事技巧，刻畫同代人的精神成長歷程方面有所突破，他們的世界正在突破年齡閱歷與代際劃分的局限。

五年來，作家們打開自我身份認同、代際劃分的藩籬，努力表現有機的完整的廣闊的時代生活。雷達說，“代際劃分無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過于認同自我的‘代際’ ，就可能成為‘自限’ ，成為問題” 。他舉例道，孫慧芬此前作品基本都是出自歇馬山莊， 《尋找張展》則跳出歇馬山莊，指向一個“90后”青年的豐富曲折的精神世界，是自我突圍、逆水行舟之作，改變了她自己的一貫格局，也改變了“60后” “50后”的格局。而“80后”張悅然的《繭》和“70后”路內的《慈悲》也不同凡響，向父輩溯源，向歷史探究。雷達將這樣的雙向運行稱之為“拆墻” ，拆代際之墻，拆思維慣性之墻，拆自我身份之墻。

“在地性” ：關注歷史進程，探索精神高地

生活是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指出，五年來長篇小說創作題材前所未有的豐富，有一些題材是沒有涉及到的，豐富性中又有一種傾向，即現實性題材特色明顯并且成績突出，有的寫鄉土，有的寫都市，有的寫小人物，寫反腐，寫情感疲憊，寫知識分子命運，等等，每一類都有很多代表性作品。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胡平強調，近年來小說重視書寫人的社會性存在，努力探索精神的高寒地帶，成為一個重要的創作方向，出現許多有靈魂重量的作品，在關于真理、真相、政績、良知、救贖、寬容等精神層面和哲學層面的探索上都有所進展，在人的心緒與時代情緒的探索上更見深度與力度。

“生活在巨變，在一切都提速的今天，人們迫切需要長篇小說能對現實發言。這是時代的需要。 ”雷達指出，在如何把握和表現時代生活、如何深刻體現人民群眾豐富的思想情感變化、特別是如何對現實發言，如何對當下的現實生活做出積極的回應等方面，作家們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仍有很多難點需要克服。他認為， “所謂表現時代并不是面面俱到，高舉高打，擺出個宏大架子，搞羅列流水賬的幾部曲之類，最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找到并創造出最具時代特征的精神，最有代表性的生存狀態和人物典型” 。可喜的是，已有很多富有啟示性的作品出現，如《帶燈》寫基層維穩辦的繁瑣生活， 《極花》是關于拐賣的故事， 《篡改的命》狀寫農民進城的生存狀況， 《裝臺》透過一群幾乎被遺忘的裝臺人的悲歡人生戲劇道盡底層人的萬般艱辛， 《我不是潘金蓮》寫出人民疾苦和官員百態，等等，吟唱底層哀歌，極具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評論家們從不同角度強調現實主義的重要性。沈陽師范大學教授孟繁華指出，中篇小說隊伍穩定，質量均衡，生產機制成熟，一直保持了很高的水準，其中現實主義的成就最高。如《行走的年代》 《世間已無陳金芳》敢于面對當下時代精神難題，一定程度上文學“守成”比濫用的創新更重要。 《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發現， 5年來許多相對成熟或重量級作家回歸或轉向城市題材寫作，對城市文化和城市問題的觀察與抓取生動而深刻，迅速拉高了城市文學寫作水準，為當代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留下了記錄，如《匿名》 《安慰書》 《媽閣是座城》 《人民的名義》 《慈悲》 《裝臺》等；另一方面，新鄉土敘事呈現新的元素，回到鄉土立場，真實再現傳統鄉村遭遇時代變革時的復雜性，如《望春風》 《大風歌》等，其中“70后”女作家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如《陌上》 《神圣家族》等。河北師范大學教授郭寶亮強調，5年來關注社會現實的作品越來越多，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如《涂自強的個人悲傷》 《隨園》 《丹麥奶糖》等，具有深厚的“在地性” ，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曾基于觀念創作，現在基于現實生活來寫，完全來自我們的土地、我們的生活，是中國經驗、中國敘事、中國故事” 。

“回歸” ：從先鋒回到傳統，挖掘中國古典文學經驗

寫作題材上現實主義更為凸顯，寫作方法上則更加多樣化。白燁舉例道，這幾年出現的鬼魂敘事，是一種吸納網絡寫作手法的敘事方式，可以不設定主人公和主體故事，視角不受限制，打破敘事邊界，加強了敘事的陌生性。

先鋒依舊在，有了更多可能。 《文學評論》副編審劉艷說，許多當年的先鋒作家更加接地氣，開始回歸現實、回到故事，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思考怎樣講好中國故事，可以看做是先鋒文學的續航。郭寶亮也認為，很多寫作者都經歷過西方的先鋒文學精神的磨礪，而今回歸到傳統，回歸到本土，回歸到大地。

汲取中外文學傳統資源，尤其是從中國古典傳統中挖掘寫作經驗，提高敘事技巧與語言表現力，成為近年來小說創作中一部分作家的自覺追求。雷達舉例指出，如《望春風》語言典雅傳神，具有畫面感、色彩感、動感、質感，打造了一種與江南情調相協調的語言，它注重中西合璧，中西打通，結構緊密，能感到作者對《金瓶梅》 《紅樓夢》手法上的某種轉化； 《陌上》語言純凈，風格清麗，時時感到它的根子深扎在傳統的土壤中，有經典現代鄉土小說的影子，有《紅樓夢》的意味，“讓人欣慰，中國鄉土敘事優美傳統后繼有人，而且還那么年輕” 。

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注意從中國文學傳統與文脈中汲取有益成分，以此滋養自己的寫作，如《我們的踟躕》從書名到立意都是從漢樂府《陌上桑》中化出； 《迷城》的兩個主人公一個守正而行，雖千萬人，吾往矣，一個正道曲行，知雄守雌，兩個人物顯然是從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中獲取了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