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二十二》歷史顧問、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蘇智良最近一次走進公眾視野，是以影片《二十二》歷史顧問的身份。研究“慰安婦”問題25年，蘇智良身上多了很多標簽：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慰安婦”資料館、《慰安婦研究》作者、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首任館長。

他不太喜歡“慰安婦”這個名詞，日語詞典里，“慰安婦”含有自愿的意味；他也不認同一些日本學者提出的“日軍性暴力受害者”一說，因為這消弭了戰時日本政府的組織責任。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蘇智良說，幸存者急劇減少，“一個時代總會過去”，但作為歷史學者，還是應當做該做的事。

“要允許有人笑場”

新京報：影片《二十二》劇組，是如何與你接觸的？

蘇智良：1992年，我在日本東京大學做客座研究員，在與日本學者的接觸中，了解到“慰安婦”問題。從那以后一直到現在，25年間，我都在致力于這一段歷史的發掘、整理與研究。

郭柯是比較年輕的導演，他主動找到我，想做這一題材，還去拜訪了幸存者。相比較而言，我覺得他比較認真，就同意做影片的歷史顧問。

新京報：歷史顧問主要做些什么？

蘇智良：主要提供歷史信息，包括一些幸存者的聯系方式，幫助劇組聯系采訪，對一些歷史事件進行講述。

電影和平時做歷史調查，操作手法是不一樣的。調查是根據歷史信息，把脈絡梳理清楚，主要是著眼于歷史；電影有其創作規律，是一種提煉的藝術。

新京報：影片上映后成為“現象級”事件，是不是意味著這一段歷史受到全民關注？

蘇智良：之前，我不敢奢望這一領域受到大眾關注。過去有個人和機構拍過同類紀錄片，關注度很低。這兩年逐漸好一些，但是一下子這么火熱，還是比較意外。

這樣一部電影，幫助我們去重新凝視這段歷史，作為研究者感到蠻欣慰。盡管大部分幸存者已經離去，但這樣的關注度，表明了社會的成長。

新京報：有人觀影時發出笑聲受到批評，你怎么看？

蘇智良：要允許有人笑場，心態要開放。從概率來說，一百萬人觀影，一個人發笑，那也是百萬分之一。

為什么會有人笑，現象背后值得反思。前幾天，有幾個年輕人穿著日本軍裝在上海四行倉庫拍照，雖然這只是年輕人中極少的一部分，但體現出我們的歷史教育存在問題。現在抗日神劇頻現，很不嚴肅，消弭了戰爭的殘酷性，對年輕人造成非常不好的影響。如果以后再拍攝類似題材，我希望源于史實，不能歪曲或者消費歷史。

“跟老人一起哭，抱頭痛哭”

新京報：當前中國“慰安婦”的普遍生存狀況是什么樣？

蘇智良：25年的研究經歷當中，我們在中國大陸找到200多位幸存者，黑龍江到海南都有。如果要勾畫一個總體印象，就是大部分生活在農村，且戰后關注的人比較少，救助和關愛更少，總體經濟情況不是太理想。與同齡人相比，很多人由于戰爭創傷，失去了生育能力。在農村，沒有后代真是很辛苦。

山西有一個幸存者，她就是孤老。有一次在干活回家的路上暈過去，小山路，沒有人救她，醒過來自己爬回家；海南一個幸存者，我們去她家里時，看到一口大鐵鍋里煮的是野菜，第一鍋是她吃，第二鍋再放點糠，就是用來喂豬的。

新京報：因為研究深入，所以你在公開場合很少提“慰安婦”這個詞？

蘇智良：“慰安婦”是一個日語詞，在公開場合要使用，我認為必須要打引號。從日語的詞源來說，“慰安婦”是指“到戰場去慰問官兵的女性”，有自愿成分。跟一些幸存者解釋這一概念時，我們收到很強烈的反彈，一些人說“我不是慰安婦，因為我沒有一絲自愿成分”。對于一些日本學者提出“日軍性暴力受害者”一說，我認為也不妥當，這個說法降低了日本政府的組織意味，這不是個人行為，這是國家犯罪。

所謂“慰安婦”，其實就是日軍性奴隸，但是這個詞使用的范圍廣了，成了約定俗成的說法。我個人持保留意見，平時使用較多的是“幸存者”。

新京報：你對幸存者做調查時，有固定流程嗎？

蘇智良：獲得幸存者的線索后，先要確認是不是可靠。基本情況核實完畢，就組織人員去現場拜訪，帶攝像機，盡可能作記錄。除了對幸存者本人的采訪，還要盡量找到旁證。

兩年前在岳陽，我們發現一個名叫湯根珍的幸存者，跟她談了一天半，獲得大量的口述資料，但要確認她的身份，這還不夠。我們找到村里一個老大爺，是她的同齡人，老大爺最初說“這樣的事不能說”，反復勸，最終得到了旁證。此外，根據湯根珍提到的受害地點，我們找到了慰安所遺址，去現場進行確認。湯根珍保存了一個日軍留下的皮包，也是極為重要的物證。

新京報：有人說你所做的這些，其實對幸存者是二次傷害？

蘇智良：十幾年前，這些幸存者還稍微年輕一些的時候，那種記憶是更加刻骨銘心的，讓她們回憶細節很痛苦。但是作為歷史調查，不得不這么做，我們必須要記錄。戰爭后期，日本銷毀了大量的資料，沒有資料就不能再現歷史，所以口述非常重要。

一般問到受害細節時，都是女性在問，男性盡量不出現。我們心里也會有矛盾，有時跟老人一起哭，抱頭痛哭，但是哭好了還是要問。作為歷史學者，這一步必須要走。

“‘慰安婦’問題是歷史的一個結”

新京報：根據你的調查，你覺得幸存者受到的壓力來自哪些方面？

蘇智良：來自于周邊社會的壓力。戰爭陰影毫無疑問是最深刻的，幾十年后一些老人還是會做噩夢，這種創傷會伴隨一生，生理上也是，比如每個人身上都有刀痕。

精神上，幸存者幾乎都比較寂寞，沒有宣泄渠道，精神普遍壓抑。有些人的經歷，連自己丈夫都不知道，沒有地方去說。一些幸存者的話語笑聲下，隱藏了很多東西。

新京報：隱藏很多東西，意味著我們還有不足之處？

蘇智良：這方面我們不如韓國。韓國是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參與援助，為幸存者建立養老公寓，有專人陪護和完善的醫療條件。在這樣的關注下，有幾位幸存者甚至成為了畫家。我們目前還停留在零散救助階段，沒有形成強有力的保障體系。

新京報：“慰安婦”問題幸存者在急速減少，你的感受會更深吧？

蘇智良：一個時代總會過去，比如國內現在幸存者，只剩下14個人，但是好在我們已經做了該做的事情。

新京報：做這些“該做的事情”，會受到阻力嗎？

蘇智良：剛開始起步那幾年，很艱難。有人說你研究這個干什么，是不是要破壞中日友好關系？最近一些年來，得到的理解和認可越來越多。

做“慰安婦”問題研究，不是希望去煽動什么。我們的使命是把歷史搞清楚，哪怕揭開冰山一角。對于民間來說，還是要理性對待中日關系。坦率地說，現在的日本社會與上世紀90年代比，整體在向右轉。這個背景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而中國在高速增長，日本民間情緒比較急躁。比如90年代，日本很多主流媒體會參與“慰安婦”問題調查，今天很多已經不做了。

新京報：為什么還在堅持做這項研究？

蘇智良：“慰安婦”問題是歷史上的一個結，也是中日之間的一個結。作為歷史學家，我們要解開這個結。不僅我們自己要做，而且要敦促日方去做。

我經常說的一句話: 我看到，沒有理由轉身離去。這是歷史學者的責任所在。

幸存者幾乎都比較寂寞，沒有宣泄渠道，精神普遍壓抑。有些人的經歷，連自己丈夫都不知道，沒有地方去說。一些幸存者的話語笑聲下，隱藏了很多東西。——蘇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