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根:兒童文學研究有太多事要做
兒童文學研究者是“一身三任”,因為兒童文學是與社會、學校、家庭緊密聯系的文學,具有強烈的現實性,這門學科的服務對象、研究對象關系到千家萬戶。這就要求我們不能為研究而研究,而要充分關注現實社會中影響未成年人成長的方方面面,這種現實性與應用性還體現在這門學科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把最好的東西奉獻給下一代。
記 者:您是新時期以來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領域的代表性學者,如果您自己來概括自己的學術道路的話,您覺得有哪些關鍵詞?
王泉根:真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從我1981年讀本科時在《西南師范大學學報》發表第一篇兒童文學研究論文至今,居然已36年了。這三十多年間,我所花精力最多的還是在兒童文學。我的研究之路有兩個關鍵詞。
第一個是“文獻起步”。
兒童文學研究也需要文獻功夫與積累。這與兒童文學研究領域的特殊格局密切相關。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摸索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研究時,發現這一領域可以說還是“一片空白”,翻遍當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居然找不到“兒童文學”。1981年9月7日晚上,當時正讀大三,我在晚自習看書時,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于是趕緊記錄在日記本上:“忽然想到:剛才在看文學研究會章節,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而藝術’,注重現實人生,這使他們必然要注意到兒童的解放和教育問題。因此,文研會成員(如葉圣陶、冰心、鄭振鐸)對兒童文學的貢獻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們的文學宗旨所導致的結果。由此想到:考試后可否撰寫《文學研究會對兒童文學的貢獻》之類的論文。”
這一“發現”使我興奮不已,但投入進去才感到說清楚這個問題要寫一本書。于是我將研究生報考方向定位為“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兒童文學研究方向”,帶著“文學研究會與兒童文學”這個問題,到浙江師范大學師從蔣風老師讀研,完成了12萬字的碩士學位論文《論文學研究會的“兒童文學運動”》。我以上世紀20年代文學研究會發起的“兒童文學運動”作為論題,全面考評、論證了文學研究會諸作家在兒童文學理論、創作、翻譯、編輯等方面對現代兒童文學建設所作出的重大貢獻與深刻的歷史影響;提出在中國,現代意義的兒童文學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端的,而創建這種新型兒童文學的先驅者,正是文學研究會作家群。這是文學研究會對中國新文學作出的獨特而輝煌的貢獻,應當寫入現代文學史冊。沒想到,我的這篇學位論文,居然與王瑤、錢谷融、葉子銘等名家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列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于1987年9月出版,出版時改名為《現代兒童文學的先驅》。北京大學的王瑤先生在給我的信中寫到:“《現代兒童文學的先驅》材料豐富,論述精當,足補現代文學史之闕,足見用力之勤。”這更堅定了我從事現代兒童文學研究的信心。浙師大讀研期間,我還搜集并編選了周作人有關兒童文學的文集,1985年由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以《周作人與兒童文學》為書名出版。
早年的兒童文學“文獻”功夫與“史”的視野,使我對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脈絡與思維觀念,有了較為清晰的把握,也因為有第一手歷史文獻打底,我對中國兒童文學的前世今生有了自己的看法,底氣充足,不會被人左右。同時,也養成了“一切從事實出發”的學術信條,不人云亦云,更不會討好與迎合。這大概也可歸為“獨立之思想”吧。
第二個關鍵詞是“一身三任”。
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共同構成文學研究的三駕馬車, 一般說來,兒童文學研究者通常是“一身三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自己“一身三任”的狀況:“凡是有利于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事,我都會竭盡全力去做:從基礎理論研究到文學現象評論,從作家作品批評到青年作者扶持,從學科建設到對外交流,從研究生培養到各類評獎。”人雖辛苦,樂也由此而生。使我最感欣慰的是,我為大連出版社策劃創設“大白鯨世界杯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并已主持了四屆評獎。這個獎項從初評、復評到終評,全程采取“匿名”評審,真正做到了只看作品不看人,從而使一大批草根作者脫穎而作。
史、論、評“一身三任”的作為從我出版的論著中也可以看出。文學史的有《中國兒童文學概論》;屬于理論的有《兒童文學的審美指令》《兒童文學教程》《王泉根論兒童文學》;屬于批評的有《中國兒童文學新視野》《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新觀察》《兒童文學的精氣神》;史論結合的有《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主潮》《中國兒童文學現象研究》。此外還有應用型論著《兒童文學與中小學語文教學》等。
記 者:我知道您的研究范疇不僅僅在于兒童文學,對民俗學、姓氏學也有很大的興趣。對您來說,它們僅僅是您兒童文學主業之外的興之所至,還是相互聯系、相得益彰,能帶給您不同的靈感與啟發?
王泉根:誠如你所說,我的研究興趣涉及到中國文化的姓氏學研究,對民俗學也有所涉獵。中國傳統學術的特點是文史哲不分家,我自從事兒童文學研究以來,深感兒童文學不僅是文學的問題,更是文化的問題。兒童文學的背后是成人社會如何理解兒童與如何對待兒童,也即“兒童觀”問題;而兒童觀背后則聯系著社會歷史的變革與時代思想的脈動。因而研究兒童文學,尤其是研究中國兒童文學史,一定要從歷史文化的大格局出發。
從事中國文化的姓氏學研究,我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對歷史的敬意;二是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兒童文學,尤其是對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研究,同樣需要懷抱對歷史的敬意,對民族文化的敬畏與自信。我不同意有論者提出的:由于中國“古代文獻里從未出現過‘兒童文學’一詞,可見古人的意識里并沒有‘兒童文學’這一個概念”,因此中國古代沒有出現“建構”的“觀念”的兒童文學,所以中國古代是不存在兒童文學的。“文學”的概念從來都是開放的、不斷演變發展的,需要不斷充實、揚棄、完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文學定義與闡釋,自然也有不同的兒童文學定義與品質。我的這一觀點是我即將完成的《中國兒童文學史論》的重要立論基礎。
就我的文化觀而言,是對民間民俗文化深深的敬意與熱愛。“中國民俗學之父”鐘敬文曾提出中國文化的“三層次說”,即上層文化、中層文化與下層文化,又將中層與下層歸納為“民俗文化”。鐘敬文先生十分重視民間文化與兒童文學的關系。我深受鐘老這些觀點的啟發與影響。我認為,人類文學的發展,從民間文學到作家文學是必然途徑。對文學的理解,既有作家文學,也有民間文學,民間文學是整個文學的組成部分。只要有民間文學的存在,就有文學的存在,也就有兒童文學的存在,因為民間文學在很長的歷史階段是成人和兒童一致接受與共享的文學。我的這一看法也是我即將完成的《中國兒童文學史論》的重要立論基礎。
記 者:您一直倡導兒童文學的跨學科研究,要求自己的學生要對民俗學、人類學、心理學、教育學等有基本的了解,您覺得這種跨學科研究對兒童文學研究來說為什么特別重要?
王泉根:是的,跨學科研究是我一直倡導并身體力行的。根本原因是兒童文學生來就是一門跨學科之學。認識兒童文學從認識兒童始,兒童文學的一切特點,皆是因其受眾對象少年兒童的特點,諸如年齡特點、心理特點、社會化特點而引起的。少年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一些特點,會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文學的理解、接受和感悟,因而兒童文學研究,既要“身在此山中”,又要“跳出圈子外”,借用多學科知識與資源,進行跨學科、多維度的研究。這既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是是否真正懂得“兒童文學為何物”的理論素養。同時,兒童文學是一項系統工程建設,嚴格意義上的兒童文學研究者,不僅要從事作家作品批評、理論研究、學科建設,還要關注兒童文學出版、閱讀推廣、教學傳播等,要具有相應學科的知識背景結構。
跨學科研究也是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傳統,五四一代學者就是這樣做的。例如,1924年趙景深主編的我國第一本兒童文學論文集《童話評論》,就將所選論文分為三大“跨學科”板塊:一是民俗學上的研究,二是教育學上的研究,三是文學上的研究。1932年,周作人在《兒童文學小論》一書的自序中寫道:“要研究討論兒童文學的問題,必須關于人類學民俗學兒童學等有相當的修養。”接著又寫:“根據人類學派的學說來看神話的意義,根據兒童心理學來講童話的應用,這個方向總是不錯的。”
記 者:兒童文學,尤其是童話,與神話傳說、民間文學的關系非常密切,您覺得當代兒童文學,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兒童文學是否有這種理論自覺?在您的視野中,是否有作家在這方面做的比較好?
王泉根:兒童文學與神話傳說、民間文學的關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說,民間文學是兒童文學之母,而神話更是“太祖母”。神話是人類對世界和自我的最早認知,是有關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動物及其活動的敘事,由此解釋宇宙、人類和文化的最初起源,以及現時世界秩序的最初奠定,蘊涵著人類最深層的思維和心理。雖然神話不是真正的歷史,但是每個民族的歷史都是從神話時代開始的,每個民族的神話都隱喻著自己的民族精神。中國也有自己的“創世神話”與神話時代,夸父追日、女媧補天、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話,都體現了反抗絕望和痛苦的英雄氣概,中國神話早就奠基下了中華民族的信仰與基因。
遺憾的是,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的兒童文學理論缺乏對民族神話、民間文學的理性認知與自覺,人不要忘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一代兒童文學作家,十分重視從民間文學、神話傳說中吸取豐富的藝術營養,借鑒民間文學的題材、形式,強調童話的民族特色、中國氣派,寫出了一大批傳世的經典之作,如張天翼《寶葫蘆的秘密》,洪汛濤的《神筆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任德耀的童話劇《馬蘭花》,阮章競的長篇童話詩《金色的海螺》等等;還出現了一批直接從民間文學嫁接轉化過來的作品,塑造了“葫蘆娃”、“九色鹿”、“漁童”等深深植根于一代孩子記憶深處的藝術形象。
應當指出,新世紀以來尤其是最近幾年,用神話傳說、民間文學反哺兒童文學的傳統正在開始復歸,一批作家把目光從國外轉到了本土民族的地氣與文脈,童話與幻想文學的創作態勢發生了可喜的改變,出現了可圈可點之作。例如王晉康創作的神話題材長篇小說《古蜀》,黃蓓佳的《中國童話》,薛濤的《精衛鳥與女娃》《夸父與小菊仙》等。這些作品以實寫虛,幻極而真,將幻想文學深植于中國文化的民族之根,是新世紀兒童文學創作新的藝術探索與收獲。
記 者:您一直為幻想文學鼓與呼。這幾年的幻想小說的創作非常活躍,您認為這些作品有什么比較明顯的特征?
王泉根:盡管90年代末期我們曾有過“大幻想文學”的口號與出版品,但真正出現幻熱文學的創作熱,則是在最近三四年間。其重要原因是網絡文學勃興,網絡的虛擬性、互動性、即時性,為幻想文學提供了最合適的平臺與契機。互聯網搭建的網絡幻想平臺,《魔戒》《哈利·波特》等作品的持續影響,新世紀兒童文學在童話、兒童科幻小說、動物小說等文體方面積聚的創作經驗與藝術更新,文學界、教育界、出版界呼喚兒童精神素質并倡揚“保衛想象力”,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幻想兒童文學這才得以快速發速,并探索出自己的特色。
以“大白鯨”優秀幻想兒童文學獲獎作品為例,這些作品集中展示了當今幻想兒童文學創作的藝術追求與觀念更新,呈現了幻想兒童文學的四種基本藝術形式及其審美特征:一是以科學和未來雙重進入現實為特征的科學幻想,如《拯救天才》《最后三顆核彈》等;二是將幻想直接瞄準社會百態與現實情緒的人文幻想,如《大熊的女兒》《尋找藍色風》等;三是以原始/兒童思維為幻想基準的童話幻想,如《點點蟲蟲飛》《現在是雪人時間》等;四是以遠古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動物及其活動為敘事的神話幻想,如《古蜀》,就是當今神話幻想的重要收獲。這些作品雖然幻想思維的模式不同,藝術表現手法不同,題材內容不同,但創作目標都是一致的:保衛想象力,用幻想托舉夢想,當然優秀的幻想兒童文學作品也能直達成年人的精神領域。
記 者:對當前現實題材兒童文學,您怎么評價?
王泉根:我認為,發展新世紀原創兒童文學,應取現實型與幻想型形成互補、現實題材兒童文學與幻想題材的兒童文學兩只翅膀一起飛翔的路向,用更加豐富多元的兒童文學作品服務于少年兒童。但就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思潮與當前創作現狀看,現實題材兒童文學依然是原創主流。近幾年現實主義兒童文學創作的亮點集中在兩方面:一是關注“三農”問題,體現為“農民工子弟文學”;二是書寫抗戰歷史題材。
“農民工子弟文學”可以分為“農村留守兒童”與“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子弟”兩大類。 “留守類”作品關注仍在農村的孩子的教育問題、生活問題、心理孤獨問題乃至由此誘發的社會問題,這有陸梅的《當著落葉紛飛》、牧鈴的《影子行動》、孟憲明的《花兒與歌聲》、曾小春的《手掌陽光》、胡繼風的《鳥背上的故鄉》等,這是小說。還有報告文學,如舒輝波的《夢想是生命里的光》、邱易東的《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學生的成長故事》,以及劉澤安的兒童詩集《守望鄉村的孩子》等。這些作品揭示了留守兒童的生存困境與精神掙扎,有苦難,有困惑,有憧憬,有希望,也有溫暖與陽光。
“進城類”作品更多關注進城農民工子弟的教育問題,從教育機會的獲得到教育資源的公平配置,從打工子弟學校的艱難生存到社會各界的無私援助。伍美珍的報告文學《藍天下的課桌》與徐玲的小說《流動的花朵》是這類作品的代表之作。 關于抗日戰爭題材的作品,新近出版的有曹文軒的《火印》、李東華的《少年的榮耀》、史雷的《將軍胡同》、左昡的《紙飛機》、張吉宙的《孩子劇團》等,還有201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8部“烽火燎原原創少年小說”。愛國主義一直是中國兒童文學貫穿始終的思想主脈,中華民族堅不可摧、鳳凰涅槃的民族精神永遠鮮活地流貫在兒童文學的藝術版圖中,成為激勵民族下一代精神成長的動力。
上述作品直面少年兒童的現實生存狀態,承繼了百年現代中國兒童文學的重要傳統,說明“現實主義精神”依然是今天兒童文學創作的主導力量。
記 者:您非常注重文學史的研究,也特別強調學術訓練的基本功,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您是理論研究的“實踐派”,一直帶領學生積極介入文學現場,關注作家動態,關注最近作品,并積極推動兒童閱讀。您認為進入現場對研究有什么重要作用?
王泉根:剛才我說到兒童文學研究者的職業特點往往是“一身三任”,因為兒童文學是與社會、學校、家庭緊密聯系的文學,具有強烈的現實性,這門學科的服務對象、研究對象關系到千家萬戶。就拿我們北師大文學院來說,與社會聯系最密切的是這兩類文學,一是當代文學,再一類就是兒童文學。如果你真正投入到兒童文學中去,就會發現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兒童文學學科具有強烈的現實性,這就要求我們不能為研究而研究,而要充分關注今天現實社會中影響未成年人成長的方方面面的問題。這種現實性與應用性還體現在這門學科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把最好的東西奉獻給下一代。
記 者:另一方面,和現場的這種貼近,您認為會不會影響到學術研究的客觀性?您覺得應該如何把握這種分寸感?使得學術研究和現場參與形成一種有關聯的適當距離?
王泉根:我希望能在兒童文學基礎理論與文學史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卻不得不花很多的精力來做當下的文學批評,當然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批評家往往不是好的預言家。我在最近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序論中有一段話,正好可以回答你的這一問題,我是這樣思考的:正在變化運動著的文學與文化現象的研究,是“當代”問題的研究。對“當代”問題的研究,往往是帶了冒險性的,因為它關注的是還在變化著的事物,而變化著的事物一時是很難看清楚的,更是不易說清楚的。正因如此,這就具有了雙重屬性:既具有開拓性,同時也具有挑戰性即冒險性——多少年以后,時過境遷,當人們再來閱讀這些對中國兒童文學“現場”發聲的論著時,里面的觀點與結論是否會“另當別論”?但這也正是一個學者的責任之所在:因為我們追蹤了當下,負責任地記錄了當下并闡釋研究了當下。這也正是“學術研究”的魅力與價值之所在:知難而進地啃硬骨頭,自然更能激發與顯示出作為學者的智慧、創造和潛質。因而即使后之視今,或許會“時過境遷”,但它們也將是一種真實的現象意義之體現。
記 者:目前來說,兒童文學學科在整個高等院校中是什么情況?您能大概介紹一下嗎?除了兒童文學專業,初等教育也納入了兒童文學課程,這方面的情況也請您介紹一下。
王泉根:我十多年來一直在為兒童文學學科在高校學科設置中的生存權、發展權奔走呼吁,還發表過長篇論文批評教育部學科設置的不合理性。最近幾年情況有所改善,一個重要變化是初等教育(也即培養小學教師的教育)中的兒童文學學科正在崛起。還在十多年前,我就預測到了這一趨勢,我把發展兒童文學學科的希望與重點轉向初等教育系統。我認為,高校兒童文學教學研究的新領域、新拓展正在那些由中師、普師、幼師、教育學院等,或因合校、或因升格而重組的新興師范院校、大學里面;隨著中等師范學校系統在新一輪教育改革中的改制(淘汰或被師院合并),兒童文學教學研究必將在新興師范院校找到用武之地,這是兒童文學學科建設一個極其重要的新的生長點。為此,我曾聯合首都師范大學等高校,連續多年召開全國初教學院兒童文學教學研討會。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現有100多所高校設置有初等教育學院,也有的叫小學教育系(院),兒童文學是這些高校學生必修的重點學科,發展勢頭很好。
記 者: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取得了這樣重要的突破,對兒童文學研究應該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您覺得這些年來兒童文學研究取得了哪些明顯的進步?
王泉根:是的,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發展與兒童文學研究的進步,這是近10來年使人欣慰的現象。兒童文學研究的進步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批年輕兒童文學研究專家已經成長成熟,走上研究的前臺。新一代是以“70后”為主體的女學者群,女性與兒童有著天然聯系,我想女學者群理應更細膩地把握兒童特點以及兒童文學的審美教育品質。新一代兒童文學研究專家幾乎都是博士出身,高學歷、高起點,又有很好的外語能力與互聯網能力,他們學術視野開闊,研究方法多樣,而且注重兒童文學與教育學、藝術學、傳播學等的跨學科聯系與研究,因而這也使當今兒童文學研究出現了新的格局與熱點。
第二,開拓新的研究空間。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研究領域、理論體系以及研究方法和專門的術語系統。學科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拓寬新的研究領域,創建新的理論體系,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理論話語。新世紀兒童文學直面市場經濟、多元傳媒等影響、沖擊與挑戰,積極開拓新的研究空間,不斷提出新成果。新的學術空間的開拓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兒童文學的多媒體、多藝術研究,包括圖畫書、動漫、兒童影視、網游兒童文學研究等;二是兒童文學與語文教學研究;三是兒童文學與兒童閱讀研究,如分級閱讀、班級閱讀等;四是兒童文學出版傳播研究 。
第三是選擇新的研究方法。注意研究方法的更新,尋找新的更能切實有效地激活兒童文學學科的研究方法,是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界的一種氣象,主要體現在一批中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上。這些方法主要有:一是“兒童視角”研究;二是成長與成長小說研究;三是動物小說、大自然文學的生態倫理與文化研究;四是兒童文學女性主義研究;五是兒童文學的文化研究等。這方面的理論收獲也是可圈可點的。
記 者:您自己目前正在關注或者參與哪些重要的課題研究,能介紹一下嗎?比如您接下來的學術重點會放在什么方面,等等。
王泉根:搞文學研究這一行,左右開弓,最想做的還是文學史。撰著文學史既要有文學理論的“哲學”基礎,又要有文學批評的“實學”功夫,同時還需要有“史學”修煉和文獻積累與辨析能力,更涉及到研究者的審美經驗與審美判斷。研究兒童文學史還與研究者的兒童文學觀與審美觀、“兒童觀”密切相關,同時與民族意識和文化自信相聯系。我做了三十多年的兒童文學教學研究,多少積累了一些經驗與思維成果,還有一大堆文獻需要消化吸收,因而近年我將目標轉向了文學史,將完成兩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兒童文學史論》和《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
我一直堅守跨學科研究。幾年前,我與北師大兒童文學專業的同事與多位博士生,以及清華大學和中國社科院一起,承擔了國家出版基金重點項目“青少年文化產品的生產現狀與引導策略研究”,涉及青少年文學與傳播研究、青少年影視研究、青少年動漫研究、青少年數字化產品研究。該課題是跨學科研究,具有前沿性、學理性與現實性,意義與難度都很大。前不久,我終于完成了最終成果、60萬字的《中國青少年文化產品研究》的修改統稿工作。接下來我會開始《兒童文學本體論》的修訂,這是我為兒童文學專業研究生多年講課的思維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