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為觀眾現場書寫東巴文

東巴文《神路圖》，東巴繪畫藝術中的珍品。它既受藏傳繪畫藝術影響，又具有納西族傳統風格特色。

東巴文《東巴舞譜》，為納西族古老的宗教東巴教記錄和傳授跳神舞蹈的儀式程序、內容、跳法的一種經典。共記錄了34種東巴舞蹈。

彝文《百樂書》，“百樂書”系彝語音譯，是滇南彝族對民間流傳的一種彝文典籍的統稱，其特點是用圖、文對照的形式反映流傳地彝族的社會和生產生活情況。

水文《吉書》，清抄本，以天體五行、龍鳳圖示標注百事擇吉專用書，是水族民間知識典籍。

傣文《粘響》，傣族五大詩王之一，全詩一萬余行，講述蘇年達與鄰國勐西丙公主相愛，勐西丙國王得知后極力反對，蘇年達率領森林里眾多動物在勐粘響與其展開了歷時3年的戰爭，最終取得勝利，與公主結為夫妻。

藏文《般若波羅蜜多八千頌》

少數民族古籍出版成果

水文《大旺》

蒙古文《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古籍修復成果《古越族民歌》

參觀展覽的少數民族學生

“第一次知道我們偉大的祖國有這么豐富的文化，這么美麗的文字！”

“第一次直面少數民族文化，無比震撼！”

這是“民族遺珍 書香中國——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珍品暨保護成果展”全國巡展上的眾多觀眾留言之一二。其中“驚嘆”“驕傲”“震撼”是出現頻率最多的留言。

在北京站的巡展現場，身著民族服裝的東巴現場書寫的東巴文字成了觀眾們熱搶的目標，觀眾們手拿東巴紙，排隊等著東巴寫下自己想要的吉祥語——“天道酬勤”“吉祥幸福”……

為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展示少數民族古籍的獨特風采和珍貴價值，2016年，國家民委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啟動了“民族遺珍 書香中國——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珍品暨保護成果展”全國巡展，已先后在廣西南寧、新疆烏魯木齊、云南昆明舉辦。巡展是30余年來首次對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的大規模集中展示，數十萬觀眾參觀展覽，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

2017年7月25日至8月4日，北京站的巡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精選了少數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古籍珍品和保護成果，展示30余年來全國開展少數民族古籍保護、搶救、普查、搜集、整理、翻譯、出版、研究等工作取得的成就，旨在使觀眾近距離感受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增強民族間文化認同，深刻理解“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的偉大意義。

據悉，此次北京站展覽是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珍品首次進入國家博物館，展覽精選了現存少數民族古籍中具有代表性的珍貴原件，多為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項目的珍品，這些實物共178冊（件），其中含中國國家圖書館提供的30件展品。此外，展覽還展出了部分省區30多年來整理出版的少數民族古籍大型出版成果16種、1000冊和全國少數民族古籍工作成果展示板31幅。本次展覽展示的文種包括：東巴文、彝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古壯字、布依文、水文、藏文、八思巴文、傣文、回鶻文、蒙古文、滿文、察合臺文、于闐文、佉盧文、突厥文，共18種。同時現場還展示了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等傳統技藝。這樣的展覽規模，可以說是多年來默默無聞辛勤耕耘的古籍人的一次盛大亮相。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李曉東，30年來親身經歷了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從無到有的巨大變化，感慨良多——

記 者：在您看來，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最大的意義是什么?

李曉東：少數民族古籍的保護整理和研究是一項功在當代、利澤千秋的工作。少數民族古籍內容廣博浩瀚、形式豐富多樣，是我國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我國特有的文化遺產。通過保護、搶救、搜集、整理、翻譯、出版、研究少數民族古籍，對我國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創造的智慧結晶和文化精粹進行搶救挖掘、保護傳承，全面展現中華各民族成長和發展的光輝歷程，這不僅有利于弘揚我國的民族文化，還對密切中華各民族源遠流長、血肉相連的民族關系，提高各民族的歷史地位，增強民族自強、自立、自尊、自信意識，推進各民族間的思想文化交流，培養各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精神，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少數民族古籍事業迎來了重要的發展機遇。自“十二五”以來，中央將推動文化建設和文化改革發展作為全黨全國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并強調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2013年12月，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對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時代精神和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做了重要論述，并提出“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生動詮釋了中央對發展古籍工作、傳承和弘揚優秀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期盼。進入“十三五”后，中央再次強調了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戰略重要性，將文化認同作為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思想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的：“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雖然在發展過程中我們還面臨著許多的困難和問題，但是從當前文化發展的大趨勢來看，我們面臨的機遇大于挑戰。

記 者：在此前的各地巡展中，觀眾反響如何？

李曉東：廣西站、新疆站、云南站均已成功舉辦，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在這三站的巡展中，我們收獲了不計其數的觀眾留言，留言簿上到處可見“驚嘆”、“驕傲”、“震撼”這樣的字眼，還有更多的人寫道：“第一次知道我們偉大的祖國有這么豐富的文化，這么美麗的文字，太激動人心了。”“56個民族，真的一個都不能少。”“我的少數民族兄弟們，你們太棒了。”“我們擁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

少數民族兄弟貼心的話語，巡展上動情的留言，讓我們心生自豪、信心倍增，這在我們古籍工作者聽來，是世界上最美最動聽的語言了。少數民族古籍，不僅真實記錄了少數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更鐫刻著56個民族共建家園、手足相親、守望相助的民族精神！古籍工作也許沒有那么多耀眼的光輝，但作為傳承文化的使者，它卻如春雨一般，浸潤著各族人民的心田，實實在在地拉近了56個民族的心，共同筑就了大家庭的溫暖，推動著偉大中國夢的早日實現。

記 者：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目前的重點工作是什么？

李曉東：對我們來說，“搶救”始終是放在首要位置的，“救書、救人、救學科”是我們的工作方針。由于種種原因，少數民族古籍保護整理缺乏歷史基礎。直到1984年，全國性的保護整理工作才逐步啟動，但是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卻是一座讓歷史的風雨沖刷得支離破碎的巨大書庫，大量有價值的古籍被歲月埋沒、破壞和流失。同時，由于少數民族古籍工作專業性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濃厚等多種原因，精通此類文化的專業人才數量有限且培養難度較大，民間的少數民族古籍傳承人大多年事已高，而在全球化浪潮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對內容相對晦澀封閉的少數民族古籍感興趣的人很少，學習傳承古籍的熱情不高。隨著一批批老藝人的逐漸離世，大批的少數民族古籍變成無人能識的“天書”。因此，“救書”和“救人”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依然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

舉例來說，比如四川涼山爾蘇人的爾蘇沙巴文獻、貴州布依族的布摩文獻、廣西那坡的彝文獻由于沒有傳承人，目前似乎已無人能夠識讀。1965年云南麗江地區組織召開東巴座談會的60位老東巴，現在已經全部去世。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曾經有一位在當地很有名望、精通彝族文字、能詩善賦的畢摩，保存著60余部彝文古籍，旁人無法看懂。多年來，為傳承民族文化，這位畢摩一直在尋訪可以繼承衣缽的傳人。然而，由于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承擔主持祭祀、少數民族“典禮”活動的畢摩已很難維持生活，沒人愿意承襲他的衣缽。當這位畢摩去世時，因為不知道這些古籍的珍貴更不知道將它們置于何方，家人懷著對死者的眷戀和對神靈的畏懼，將這些古籍當作畢摩的隨葬品，抬到他的墳旁焚燒，使這些民族“瑰寶”隨著青煙裊裊“升天”。還有藏族的說唱藝人、羌族釋比、苗族師公等民間藝人和古籍傳承人，現在絕大部分都年事已高、后繼無人，一旦謝世，他們所掌握的那些文化遺產也將被永遠帶走，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

記 者：經過30年的發展，新形勢下的少數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有什么變化？

李曉東：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多次提出“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這些是對少數民族古籍保護整理研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新形勢下做好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方向和目標。

從1984年創建機構至今，我們的少數民族古籍工作機構已形成體系，全國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相應的少數民族古籍工作機構，同時，13個民族建立了跨省區古籍協作組織，為少數民族古籍事業的穩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當前，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正積極推進少數民族古籍工作的信息化、數字化和規范化建設。建設“國家民委少數民族古籍文獻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基地”“國家民委少數民族古籍保護與資料信息中心”“國家民委少數民族古籍收藏與修復中心”，編制“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古籍定級標準”等都是近年來少數民族古籍工作的重點項目。

記 者：少數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可以說是一項默默無聞的工作，是什么讓您30多年一直在堅守？

李曉東：記得我們在做《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這個項目時，需要深入調研，大量走入田間地頭，走入少數民族百姓家中。我們不止一次地聽到基層少數民族百姓表達這樣的想法：通過重新認識這些古老典籍和口傳文化，更加認同了自己本民族文化，更加認同了中華民族文化，也更加認同了我們56個民族的大家庭，你們的工作真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啊。這樣的心聲讓我們無比自豪，更實實在在地受鼓舞，這是我們聽到的最美的語言。

記 者：您曾經談到，很多基層的整理研究人員在搜集整理少數民族古藉時深深感受到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偉大，感受到了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的深刻意義。

李曉東：的確是這樣的。舉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吧，廣西省民委古籍辦主任韋如柱，他的家鄉是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1993年韋如柱考入中央民族大學，成為少數民族古籍專業的第一批學生。1997年，韋如柱大學畢業后來到廣西古籍辦，成為當時惟一一個專業出身的工作者。來到廣西古籍辦后，韋如柱接觸到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搜集整理壯族民歌。在此過程中，他漸漸懂得了古籍工作的意義所在。就這樣，韋如柱開始潛心投入到壯族古籍的收集與整理工作當中。學過拼音壯字的他還把壯語民歌翻譯成了漢語。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礪，韋如柱對古籍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時，他也感覺到身上的擔子越發沉重。2000年，在廣西自治區政府的支持下，《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被列入壯學叢書重點項目，并于2004年在北京舉辦了首發式，這部被譽為南方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典范的著作，也標志著廣西的少數民族古籍工作日趨規范化。2003年，廣西古籍辦啟動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壯族雞卜經影印譯注》。這一項目歷經10年坎坷，終于在 2013 年得以出版問世。

如今，經過30多年的發展，廣西的民族古籍事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搶救搜集到少數民族古籍10000多冊（件），翻譯整理出版各少數民族古籍成果800余種 ；積極開展古籍復制和修復工作，啟動民族古籍數字化工程，積極申報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廣西珍貴古籍名錄；通過舉辦培訓班等形式，逐步建立了廣西少數民族古籍工作隊伍，為廣西少數民族古籍工作持續發展培養人才；以民族古籍整理成果打造的“布洛陀文化”“密洛陀文化”“侗族琵琶歌”“仫佬族依飯節”等逐漸成為廣西民族文化的知名品牌。

不知不覺中，韋如柱已相伴廣西少數民族古籍事業將近20年。經過實踐，韋如柱發現民族古籍工作值得做，而且應該繼續做下去。他把民族古籍工作當作神圣的事業，希望通過努力把民族精髓傳遞給下一代。這是他繼續努力耕耘的動力，也是立志畢生奮斗的目標。

像韋如柱這樣的年輕人還有很多很多，他們既是民族古籍事業的力量，又是民族古籍事業的未來！（攝影：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