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假如宇宙原則是一個不可抵抗的“冷酷方程式”，當人類集體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候，你會選擇丟掉人性而取得存活機會，抑或保持人性而直至最終滅亡？當“人人都是賽柏格（cyborg）”的技術時代到來，我們作為機器和有機體的混血兒，又置身于哪些人類社會的集體精神癥候，或者新的意識形態之中？

近年，伴隨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相關科技的發展，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及人文主義危機再次成為熱門的公眾話題。就此，科幻文學為我們提供了顛覆性和批判性的發問，以及重新審視人類、技術與未來之關系的另類視野。

6月21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杜克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共同舉辦的華文及比較文學協會雙年會（ACCL）上，青年學者及作家王瑤、世界華人科幻協會副會長及作家陳楸帆分別以《“冷酷的方程式”與當代中國科幻中的“鐵籠困境”》和《控制論視野中的后人類文化癥候》為題，在“后人類文化與當代中國科幻小說”研討小組探討當代中國科幻小說的特征及發展。身為創作者的二人，強調科幻小說的敏感性在于從波瀾不驚之中感受到涌動——一種跡象浮出水面，實則已醞釀很久。要打開現實中封閉事件之間的關聯，借新的想像力呼喚科幻小說的歷史化。本文原刊于《香港01哲學》，原鏈接及標題為——http://philosophy.hk01.com/報導/102679/科幻小說的「鐵籠困境」，人類、賽柏格與後人類的幽暗未來，感謝作者董牧孜授權發布。

“冷酷的方程式”：科幻小說的“電車難題”

19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中有一個核心意象，即人在“理性鐵籠”（iron cage）中的生存與道德困境。王瑤先從美國科幻作家戈德溫（Tom Godwin）1954年的短篇故事《冷酷的方程式》（The Cold Equations）講起。這篇小說自1982年首次被譯介到中國，在中國科幻作家與讀者群之中產生了廣泛而持續的影響。

王瑤（圖中人物）是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她更為知名的身份是“80后科幻作家夏笳”，代表作有《關妖精的瓶子》《百鬼夜行街》等，曾在世界頂級科學期刊Nature發表科幻小說“Let’s Have a Talk”（2015）。陳楸帆任世界華人科幻協會副會長，是中國更新代科幻作家之一。已出版小說《薄碼》《荒潮》《未來病史》等，作品被譯為英、日、波、意等語言。（Ray Lai攝）

《冷酷的方程式》的故事，好似倫理學之中經典的“電車難題”。在未來太空時代，駕駛員發現他們小小的急救飛船之內藏匿著一名偷渡者。按照星際法令，“急救飛船內一經發現偷渡者，應立即拋出艙外。”因為偷渡者的額外重量會導致飛船降落時的墜毀，以及飛船全員的死亡。然而意料之外，這名偷渡者竟是一位天使般美麗、天真無邪的十八歲姑娘。經歷過痛苦的內心斗爭，駕駛員不得不將殘酷的真相告知姑娘，最終執行了法令。小說創作及發表之初，作者戈德溫和小說讀者都想令姑娘得救，但編者坎貝爾（John W. Campbell）為反對“紙漿科幻”之中人必獲救的爛俗傳統，堅持小姑娘必須被殺死：必須遵循宇宙無情的、終極的、不可抗拒的規則。

王瑤認為，冷酷的方程式不僅是一種星際條例和自然法則，同樣也暗含經濟實用法則和官僚科層法則的性質。結局中姑娘的死，使人想起鮑曼（Zygmunt Bauman）《現代性與大屠殺》之中有關大屠殺作為現代社會之產物的論述：當人變成技術處理的對象，他人的臉即被抹去，我們難以再憑直覺感到對他人的要求與責任。18歲姑娘長著一張討人喜歡的臉，最初令駕駛員不忍下手；但對于方程式的法則而言，這張臉卻是被抹除的、不受歡迎的存在。類似于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駕駛員自覺接受了法則對于主體的詢喚，進而遵從了這法則的不可抵抗性。

在王瑤看來，這種“人之死”的敘事把握了現代文明的關鍵問題，以及作為現代文明之產物的科幻小說的核心問題。封閉的飛船，某種意義上回應著韋伯（Max Weber）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的“鐵籠”（iron cage）隱喻。理性化與科層制度所代表的現代性悖論，反而成為囚禁人類的鐵籠。科幻小說如此自反地暴露出作為其根基的人文主義話語內部的裂隙和悖謬：不管基于人道主義的同情有多深厚，最終都在那“冷酷的方程式”面前敗下陣來。

不過，也正是這樣一個不以人之意志為轉移的死亡，引發了此后不同作家對于小說結局的改寫，中國科幻作家對于《冷酷的方程式》的困境提出了各式想像性的解決方案。王瑤指出，此處的“鐵籠”意象與百年前魯迅關于“鐵屋子”的隱喻形成了復雜的對話關系，呈現出中國轉型期的社會文化焦慮，及其與當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之間的共鳴與互動。

當代中國科幻中的“鐵籠困境”：從小鎮到黑暗森林

9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使得市場規范成為社會層面的“自然法則”，人文精神的神話逐漸崩解——這種焦慮投射在同時期的中國科幻作品之中。王瑤著重論述了劉維佳、王晉康、劉慈欣三位當代中國重要的科幻作家如何回應《冷酷的方程式》及其預示的“鐵籠困境”。王瑤以三位作者的三部小說為例，指出它們均有類似的空間結構，那便是中國90年代全球化進程中所面臨的真實處境：空間之內的人必須向外出走——這是別無選擇的選擇。在科幻小說中，此一境況表現為：拓荒地帶法必定高于地球法。

劉慈欣的《三體：黑暗森林》（2008）更為明確地將宇宙社會學的本質定義為黑暗森林法則：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幽靈般潛行于宇宙之林，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星球都將被其他對手所消滅，因此必須不擇手段地前進。（資料圖片）

劉維佳的小說《高塔下的小鎮》（1998），一定意義上呼應了中國特殊城鄉關系之下作者身為小城青年的內心糾結。故事講述了男孩阿梓與女孩水晶面對家鄉小鎮所做的不同選擇。小鎮的祖先修建了放射死光的高塔，以使自己的家園與那弱肉強食的外部世界隔絕開來；小鎮之人一旦越過這條生死線，將再無法踏入家鄉。300年來小鎮因此維持了和平，但也因此而毫無進化和發展。結局中，水晶最終道別阿梓，離開小鎮，去外面的世界尋找未來與希望。王晉康的《生存實驗》（2002）講述了小英子等一眾地球孩子在外星艱難求生的故事，同樣呈現了一種被迫的選擇。低等機器人若博媽媽對孩子們進行殘忍的生存實驗，不明就里的孩子不堪壓迫，造反殺死了機器人媽媽。反抗成功后，他們才得知原來天房的能量即將枯竭，若博媽媽為使他們獲得生存機會才如此相逼。王瑤認為，王晉康對于孩子們“造反無理”的呈現，某種意義上呈現出他的知青情結：反抗的結果是空虛的。

劉慈欣的《三體：黑暗森林》（2008）更為明確地將宇宙社會學的本質定義為黑暗森林法則：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幽靈般潛行于宇宙之林，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星球都將被其他對手所消滅，因此必須不擇手段地前進。王瑤認為，劉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則與他在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國家電力系統改制密切相關。市場體制改革的種種不穩定因素，造成同事間的相互猜忌，導致他的創作生活發生巨變：“生存”成為頭等緊要之事。小說《三體》所描述的全面失序狀態，投射著中國近二十年來社會大轉型的個人經驗。中國科幻小說的“鐵籠”困境，成為一種集體性政治無意識的表述。

三部小說之中，如何重建“大寫的人”成為故事的關鍵。王瑤發現，面對“人之死”，當代中國科幻是以個體的記憶延續人的神話，姑娘／孩子的形象往往作為人類文明的象征，以及困境突圍的關鍵角色。《高塔下的小鎮》中的姑娘水晶堅持“進化是生命的使命”；《生存實驗》的女孩小英子要求“永遠記住算數的方法和記載歷史的文字”；《三體》中的女性程心則堅持在“生存”與“人性”的悖論之中“攀登一道責任的階梯”。姑娘和孩子占據了人類神話的位置，即便是像劉慈欣那樣堅持宇宙鐵一般的法則，其小說作品仍呈現出人性倫理所造就的豐富的詩意空間。

鐵籠困境的可能性在鐵籠之外，王瑤以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小說《那些離開奧梅拉斯的人》作結。天堂般的城市奧梅拉斯，它的所有幸福都建立在一個被囚禁的孩子的苦難之上——假使孩子被解救，城市所有的繁華美好就會瞬間凋零。城市的市民大多在自我開脫之下接受了這種規則，但仍然有一些人會沉默，會選擇離開，走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走去未知之中。面對冷酷的方程式，必須相信鐵籠之外仍有一個不同的世界。

控制論思想vs后人類文化癥候

王瑤以科幻小說回應人文主義危機的種種表征，然而在后人類的當下，如何理解人類、人性及人文的概念已是難題一則。另一位講者陳楸帆便從技術層面切入，探討控制論對后人類文化癥候的深遠影響。陳楸帆指出，人類誕生以來，基因或生物學層面沒有太大進化，但社會及行為學已發生巨變。當原始人目睹現代人的數字生活時，恐怕已要質疑二者是否還屬同一物種。

自1948年美國數學家維納（Norbert Wiener）提出控制論（cybernetics）以來，控制論跨越文理邊界，逐步成為20世紀的一大思想運動。控制論認為生物系統與機器共享同樣一套反饋機制，其目的論行為并無本質差別。機器與生物的形上學邊界，以及人類在認知和行動上的特權地位，因而遭到顛覆。賽博格（cyborg）的觀念便可視為控制論運動的產物之一，取cybernetics（控制論）和organism（有機體）的詞頭組合而成。

在美國后現代女性主義學者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看來，“在20世紀晚期，我們的時代，一個神話的時代，我們全都是喀邁拉，是理論化的拼湊而成的機器和有機體的混血兒；簡而言之，我們是賽博格。”她將賽博格定義為“一個控制論的有機體，一個機器與生物體的雜合體，一個社會現實的創造物，同時也是一個虛構的創造物。”

哈拉維跨越學科界限的洞察力，指出了人類社會與技術發展的某種必然性，它并非純然屬于技術變革，更是超越了個體意義的社會集體精神癥候、文化隱喻、意識形態，以至于成為一種新的宗教。陳楸帆認為，人類陷入了一種新的控制論，我們在資料輸入、輸出與再輸入、再輸出的驅使下，被納入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悄無聲息地在反饋循環中改變自己的行為。比如，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用手機檢查身體狀況，以調整自己的運動量——你以為是進步的改變，或許只是來自一個更大系統的驅使。

陳楸帆表示，“黑鏡”所指便是人所使用的無數終端屏幕（比如電視機、電腦、ipad、手機），當它們熄滅時，便如同倒影人性的黑色鏡面。（電視劇劇照）

電視劇《黑鏡》（Black Mirror）的科幻議題精彩地展現了控制論思想。影片探討多屏時代下媒介對人的扭曲。陳楸帆表示，“黑鏡”所指便是人所使用的無數終端屏幕（比如電視機、電腦、ipad、手機），當它們熄滅時，便如同倒影人性的黑色鏡面。《黑鏡》指向可感可知的后人類現實，比如《沃爾多一刻》一集中，人類演員扮演的虛擬藍熊獲得了極高的人氣，但扮演者卻逐漸變成被操控的傀儡；再如《馬上回來》一集中，女孩思念去世的男友，因此利用他以往的社交網路資訊重塑了一個看似與之無異的復制人，但最終又因恐懼機器而選擇摒棄。

對于人文主義者而言，共同的人性不容置疑。然而后人類主義話語深刻地修正了我們有關人性的看法。在AI互聯網時代，當機器比大腦更快捷、比我們更加了解自己時，人與非人、真實與虛擬的對立，似乎反成為一闋悼念人性的哀歌。拉圖爾說“我們從未現代過”，海爾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們如何成為后人類》中則強調“我們一直就是后人類”。控制論表明，傳統的穩固的人性不過是一種虛構，人類千百年以來始終伴隨技術而協同演化，技術以各種方式深刻而細微地重塑著人性。

當代中國科幻更新代作者的書寫，自覺而敏感地體現出多重控制論作用之下，當代中國社會的后人類文化癥候。陳楸帆的長篇小說《荒潮》(2013)，寫到2025年左右，中國南方一座電子垃圾處理小島“矽嶼”的故事。當地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本地宗族勢力、外來垃圾勞工和跨國資本精英之間產生了激烈沖突。“垃圾人”少女小米遭受病毒侵襲后成為人機結合的賽博格，帶領飽受壓迫的外來勞工奮起抗擊。

劉宇昆（Ken Liu）的小說《全都在別處，大群的馴鹿》（Altogether Elsewhere, Vast Herds of Reindeer）講述人類為了生存而使自身完全數據化、將意識上傳之后的故事。母親帶著已經完全數位化的女兒，用45年時間乘坐飛行器飛遍地球，只是為使她領略那個存在于遙遠過去的真實世界，看一看什么是真實的森林和海洋。女兒所棲身的數位生存世界看似完美無瑕疵，而劉宇昆告訴我們，有些東西并不一樣，也許生命和意識是無法復制為數字的。在劉宇昆的小說《浪淘沙》（The Waves）之中，地球上的人類研制出了永生的藥物，將它們送給飛船“海沫號”上的第一代人類。由于飛船裝載的每一克物質都經過精心計算，因此父母必須做出一個兩難的選擇：“要么我們去死，讓孩子長大，要么我們永遠活下去，他們永遠是小孩。”這篇科幻小說的議題回到傳統的人文主義家庭觀。于是，老去的生命化作一團煙火，為新的抵達照亮征程。

在上述虛構的技術發展（突變）史之中，“人類—賽博格—后人類”的進化鏈條間布滿文化沖突與認同危機。面對后人類時代的反應是欣喜或恐懼？衛斯理學院東亞系副教授宋明煒在評議中指出，西方科幻對于“非我族類”的負面再現，在近幾年來（不出五年）大有改觀，轉而對非人類的形象投注了極大的同情與認同。瑞典電視劇《真實的人類》（Real Human）之中，恰恰是合成人比人類更有人性，人類已喪失人性。陳楸帆認為，《黑鏡》模式化的敘事，往往也先是借助科技或制度性的東西來助長人性（比如虛榮和快感），推到極致之后令你突然醒悟：原來這是反人性，于是結局發生戲劇性的反轉。或許，我們都是人類，也都是后人類，這取決于我們如何看待對方。而“科幻”的關鍵，正在于對世界提出顛覆性的問題——即便不會有輕易的答案，或是立刻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