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東戰場的烈焰（中國畫） 高劍父

艱苦歲月（雕塑） 潘 鶴

大葉紫薇（水彩畫） 王肇民

護林（中國畫） 黎雄才

廣東自古是中國對外交流的窗口，它融匯中原、荊楚、吳越、巴蜀等本土多地文化，又接受阿拉伯、波斯、日本、歐美等域外異質文化，并在與之碰撞的過程中包容南北、蓄納中西，熔鑄成博大燦爛的廣東文化。獨特的人文地理，孕育了廣東文化和廣東人的獨特品格。尤其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廣東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試驗基地，更引發出創新的熱潮，呈現出奪目的文化景觀。

藝術救國的理想

中西合璧的愿望

廣東美術的百年發展，在民族危難、新舊交替的社會情境中拉開序幕。

這一時期，藝術救國的理想，中西合璧的愿望，融匯古今的訴求，讓藝術家們的選擇帶有更多的理性和自覺——嶺南畫派于此登上了歷史舞臺。畫派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集革命家、革新家和教育家氣質于一身，不僅將“五四”新文化運動宣揚的理念，作為民族共同利益，而援引為瓦解僵化教條的武器，也將革命精神作為對待藝術的態度，同時更賦予中國畫介入現實的歷史使命，在畫壇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方人定、黃少強、趙少昂、楊善深等第二代嶺南畫派的畫家，便沿著“二高一陳”所開辟的“折衷”方向繼續前行，進而將嶺南畫派的影響推送至海外。何香凝與嶺南畫派畫家亦有深入交流，她筆下的獅、虎，寄寓著強烈的愛國情懷，表達了振興中華的拳拳之心。

此時，廣東畫壇影響較大的還有因與嶺南畫派激烈爭論而聲名遠播的國畫研究會。守成抑或改變，實乃關乎中國畫發展路向和前途的大問題，所以這場爭論成了全國畫壇的焦點。值得欣慰的是，雙方在曠日持久的論戰中，彼此觀點不僅有交鋒，更相互砥礪和相互促進。如國畫研究會的重要畫家黃般若、黃君璧，便通過這次論爭打開視野，從單純沿襲傳統中跳脫出來，走上創新之路。

除了嶺南畫派的折衷革新、國畫研究會的守護國粹，以油畫為主的洋畫運動此刻也如火如荼。被孫中山譽為“東亞畫壇第一巨擘”的李鐵夫，是最先到西方學習的“中國油畫第一人”。他熟稔古典油畫技巧，由形達神揭橥物象本質。與李鐵夫的著眼點不同，林風眠和關良更青睞西方現代藝術，雖然他們也創作了不少反映現實的油畫，但他們的歷史意義更多在于融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理念于中國畫，不僅使其呈現前所未有的表現力，還找到了可與西方強勢文化對話的民族新樣式。留法、留美的司徒喬，對西方繪畫的寫實技法進行了方法論層面的思考，采用寫實加紀實的方法，表現悲情時代，履行人道主義使命。

廣東雕塑也在此特定歷史時期領全國風氣之先。陳錫均、李金發、鄭可等留學歐美歸國后，不僅改變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雕塑“師徒相傳”的作坊承襲模式，也對中國現代雕塑藝術的發展、中國現代雕塑教育體系的建立，發揮了不可低估的價值和作用。

民國時期的廣東，高標民權、廣攬人才。左翼美術家們正是借助此開明環境，自由開展藝術活動，充分表達文化態度。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的10余年間，廣東的左翼美術陣營由向外輸出到分流，最終在廣州、香港集結壯大，完成了自我更新的過程。大量優秀的左翼美術家云集于此，以開闊的視野和天才的靈感進行藝術實驗，一派蓬勃朝氣。廣東左翼美術中最重要的是木刻版畫，正是其奠定了廣東版畫在中國現代版畫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且成為中國現代美術構建的成功案例。木刻家們早先學習唯美主義、模仿表現主義，簡單而直白；后服膺現實主義，理性而客觀。他們一方面吸取西方技法并努力融進民族形式，追求構圖簡潔、動態勁拔、對比強烈的審美風格；另一方面則從現實出發，由遭遇切入，將日常生活中看似無意義的場景直呈畫面，把內心的深刻沉思通過客觀敘述加以凸顯。換言之，木刻家們運用中國傳統藝術特征來表現當下社會情境，因此創造出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圖像風格。這種新圖像風格植根于其誕生的熱土，代表著那個時代最先進的思想，既沒有傳統的腐朽氣息，也沒有生硬的西洋痕跡，完全是畫家心靈鍛造過程中凝練出的成果。如李樺、陳煙橋、唐英偉、黃新波、古元等畫家，就是通過新圖像風格作品，對現實社會的認識深度、情感態度和藝術向度，進行出色表達的重要代表。

時代精神的抒寫

多元藝術的變奏

新中國成立后，歷經戰火和革命斗爭錘煉的左翼美術家們生逢其時，不僅得到政府的有力扶持，還通過學院體制培養了后續梯隊，在30年間讓廣東一直保持著美術強省的地位，20世紀70年代后期又形成令全國美術界矚目的“廣東現象”。

黎雄才、關山月、楊之光是這一時期的嶺南畫派代表。黎雄才的《武漢防汛圖》，是對綿延數百里的抗洪防汛的史詩般鋪陳，其成功意味著可以用肯定的答案，回應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畫沒有反映現實生活尤其是反映大場面斗爭生活的能力”的詰疑。關山月有效拓展了中國畫的表現能力，繪畫語言隨著不同對象場景進行自我調整，尤其是將中國畫色彩與墨法形成有機體系，逼真再現了自然對象的體積結構和空間氛圍，《綠色長城》《山村躍進圖》便是卓越的體現。楊之光則重新組織了中國人物畫題材的視覺敘事邏輯，極大提升了其參與現實的力度，如作品《一輩子第一回》，正是以古法述當下、一人喻萬眾、小事涵深意、平凡彰歷史的典范。他還通過寫意性筆法重構了筆墨與造型深層結合的模式，將外光甚至是側光、逆光引入中國畫，代表作如《激揚文字》《礦山新兵》。胡一川于20世紀50年代開始從版畫轉向油畫創作，他的《開鐐》嘗試將表現主義風格與中國民間美術相結合，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油畫的早期名作。羅工柳積極探索革命現實主義美術的創作方法，其《地道戰》《整風報告》等作品，為中國革命歷史題材主題性創作提供了如何塑造典型的杰出范例。這一時期，廣東美術的重要藝術家還有潘鶴、唐大禧、湯小銘、梁明誠、林墉、郭紹綱、陳衍寧、潘嘉俊等，他們都展示出統一政治主題和藝術技巧的非凡才能，并且平衡了社會評價與個人選擇，整合了真誠信仰與道德要求，將個人情感與社會情感完美統一于流露自然之境。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美術隨時代精神的變遷，日益呈現出多樣性態勢。從對形式主義的自覺強調，到對藝術本體語言的深入探索，再到對文化社會的多視角關注，藝術家們面對現實、關心現實、表現現實，通過作品反映世相風貌，折射追尋意義的不同姿態。而唯一不變的，是他們依然延續著自己的立場去書寫歷史。

我們看到，老一輩藝術家重裝上陣，煥發新生；新生代藝術家充滿活力，獨立多元。20世紀40年代便已活躍于左翼美術家陣營中的廖冰兄，再次發揚了左翼美術的批判傳統，以自己為原型，創作了系列漫畫《自嘲》，其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至今值得深入發掘。一生蟄伏的王肇民，此時亦走進收獲季節，其兼有東方深沉與西方機敏的水彩藝術，被譽為西方寫實主義繪畫進入中國后達到成熟的真正標志之一。回歸故土的廣東籍畫家賴少其，于此時期走上藝術巔峰，他所創造的墨色結構和圖像風格，超越中西古今之辨回歸大象無形的大自在境界，使中國畫創新有了別樹一幟的參照樣式。而客居他鄉的廣東籍畫家蘇天賜，此際也創造出具有濃郁民族氣派的作品，其筆下的生命意象文情蕩漾、詩意彌漫，完美融合了“西方的繽紛”與“東方的空靈”。許欽松也是這一時期廣東中國畫的代表。他以別具心裁的微妙視角，將焦點透視表現的實在之景，營造出吞吐大荒的壯美之境，投射了沉思、叩問人與自然關系的主題。還有方楚雄、蘇百鈞以及郭潤文、黎明、李勁堃、黃啟明、張彥、許鴻飛、方土、馮少協、范勃、王紹強、林藍等更年輕的藝術家們，紛紛運用形態各異的意象符號，來歸納或涵映時代。他們不僅觸動了時代最敏感的琴弦，也在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雙重變奏中實現了飛躍，共同玉成了這一廣東當代美術史上最多元、最開放、最包容和最具活力的階段。

廣東美術走過了百年滄桑，更創造了百年輝煌。而今，通過學習和體會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的重要講話，廣東文藝界和全國文藝界一樣在鼓蕩的春風中，再度揚帆起航。回望百年廣東美術，繼承性是其底蘊深厚的堅實基礎；革命性是其精神內涵的思想底色；兼容性是其開拓鼎新的百川之源；時代性是其別開生面的主要特征；創新性是其生生不息的動力所在。一個世紀以來，廣東藝術界英才輩出。他們凜然觀風云，丹青寫激情，從不等待、從不盲隨，無論身處何地，都以堅定的步伐踏平坎坷、開拓境界，足履實地的去實現人生目標，向世人奉獻了無數具有新創意、新語言、新內涵、新意趣的時代經典。

千秋垂范，高山景行；百年藝魂，其命惟新。7月8日至7月23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廣東美術百年大展”，便是對廣東百年美術豐碩成果的系統展示，而由中國美術館甄選出參加展覽的100多件館藏廣東美術家作品，皆為世間珍品！當我們品讀這份融合著時代變遷和藝術演進的視覺長卷，一定會生發出充滿底氣的文化自信，感受到源于內心的創新使命，從而真正領悟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的“只有堅持洋為中用、開拓創新，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我國文藝才能更好發展繁榮起來”的文藝創作方針的深刻性和必然性！

（作者為中國美術館館長）